|
曹兵武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课题编号17@ZH018);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课题编号2017-JBKY-19)"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与利用研究"课题成果之一,作者为项目首席专家 人的定义之一是,人乃能够制造工具改造世界的动物,其遗存已成为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人类的古代经过古物、古玩、文物等概念,正逐步遗产化并全面回归和融入现代。二战之后随着人类共同遗产、自然环境资源遗产化和无形遗产等概念与相关实践的加盟,人类在全面现代化的同时也在全面步入一个“文化遗产”时代,人与历史及其遗产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具有文化自觉、传承中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关系。在此过程中,考古文博事业提供的历史、科学、艺术与科教等处理历史遗产的学科范式与社会实践,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人对世界的认知与关系建构。本文将从发现史、学术史与社会史角度回溯这种关系的生成、发展过程及其当代启示。 一、文化遗产热起来 大家想必都能够很直观地感觉到近些年的文化遗产热。但是,我将之称为文化遗产时代,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因此,非常需要探讨一下文化遗产热的实质是什么,对我们认识当下和未来有何启发。 大家都承认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看这个时代可以有好多个角度,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还可以说人类社会现在进入了以计算机和信息为标志的新时代,还有说后工业时代、后殖民时代、后冷战时代,等等。在各种各样的时代称呼中,文化遗产时代似乎并没有太强的概括力。但是从我们自己的学科、自己的行业来看,我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确实可以叫文化遗产时代,而且我认为这个时代也具有某种普遍性甚至更深刻的意义。 我们这个行业一般被称为文博考古界,我主要是想结合自己经过的这么一段时间,结合自己在几个不同工作岗位上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和大家一起就文化遗产时代的命题和相关问题做一个检讨。 实际上在2000年前后,即世纪之交时,我就在一本书(1)和一篇文章中专门提出过进入“文化遗产时代”的概念和相关问题。世纪之交尤其面临千禧年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回顾和展望,文博界尤其是考古界更喜欢回顾与前瞻,《东南文化》编辑部曾专门组织了一期文博考古专家的笔谈来进行回顾与展望(2),我当时在国家文物局做社会文物方面的工作,正结合经手的追索英人走私中国文物案在编《古玩·文物·遗产———为了未来保护过去》这本书,其中有一些对古玩、文物收藏买卖交易走私和遗产等的研究讨论,两相结合,也给笔谈交了一篇小文章,大意是说我们对文物的认知经过了历史上的古玩、古物阶段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是处于一个文物的概念和实践当中,新世纪要进入文化遗产这个阶段。2000年到现在已经18年了,现在看来那个时候对文化遗产这一话题还是在圈内很少人中讨论的,现在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的话题,可能跟很多人生活都相关了,某种程度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可能都已经成为一个社会运动了,可见变化之大。 说到文化遗产这个词,说到我们这个行业,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会是老祖宗、文物、古迹———博物馆里面有什么展览,到外面去旅游能看到什么名胜古迹,等等。还有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非常热,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说到文化遗产时代时必然会想到的工作或生活范畴。但是总体来说,文化遗产跟古代有关系,跟祖先有关系,既包括物质性的也包括精神性的乃至知识性的,这应是一个我们考虑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角度———这些东西是过去的,现在慢慢热起来,它为什么会热,是因为它最终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我们和古代、和祖先的一种割不断的关系,如果没有后代对其感兴趣,没有后代的传承,它就构不成文化遗产。所以,文化遗产除了载体本身,还有一种价值、一种关系在里边,这个可能是大家不会多想的。 如果说上述这些具体概念的变化过去还停留在学术研究范畴的讨论与运用,现在不管是从法律法规,还是一些社会现象引发的争鸣,都更加接近遗产的本质问题了。比如最近一个讨论热点是关于文物能否成为资源和资产的争论,我原来工作的《中国文物报》上,关于这个问题今年(2018年)上半年就有一场笔墨官司,有几个世界的重量级人物发表针锋相对的观点来讨论文物、文化遗产到底是不是资产,该不该资源化、资产化,该不该和经营结合起来。我觉得文化遗产确实能成为一个支撑发展的这么一种宝贵的资源,在社会学视角下我们不能回避遗产的资源属性。 资源说的提出,古物、古玩、文物、文化遗产这几个概念,无论内涵外延还是其所涉及的社会关系、价值、意义等,其间的变化其实是很重大的。比方说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现在玩收藏的人很多,号称有几千万、上亿的收藏大军,民间有很丰富的、有的现在说是多少倍于国家的收藏品。先不管这些数字准确不准确,实际上中国人好古,好玩古董、古玩,这个是有很深厚的文化传统的。但是这个古董、古玩,它跟我们所说的遗产不是一回事,和文物这个概念之间也有一个很重大的变化。什么叫文物呢?这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和《文物保护法》中都有权威的定义。《文物保护法》实际上是整个我们国家文化领域的第一部法,1982年出台。这个里面就专门有一条定义什么文物,当然主要是罗列式的定义,有年代上的、有类别上的、有可移动的、有不可移动文物,这个界定是法律角度。《文物卷》有一个谢辰生先生撰写的关于文物的一万余字的长词条。它们都专门讲到作为文物要有三个价值———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以及这三大价值和现代社会的关系,这就不是古玩所能涵盖的了。而且法律的这个界定是基于法理,它实际上要有一个学术研究、学理研究的支撑,所以文物可以理解为有文化意义的古物,认识到古物在玩儿、买卖之外的历史、科学与文化价值,法规表述中还特别加上一个艺术价值。这样一来同样的东西,价值意义就不同了。比如说考古发掘的这些东西跟过去收藏家手中和眼中的那些东西可能是一模一样的,比方说这些玩古董的、玩古玩的他也有一个瓷器,考古发掘可能也会出土一个一模一样的瓷器,两个看着一模一样,没啥区别,但是过去叫古玩或者叫古董,现在经过考古发掘记录以后它叫做出土文物,它意味着这个东西是一个考古学学科的学术资料,是国家的文物,从学术角度来处理它、观察它,依法对它进行发掘、研究、保存和利用,不是像过去盗墓了,去在市场上买回来,那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对它的发掘就要有科学的方案设计,有一套理论方法,一套工作程序,发掘完了。对这个东西有一套记录上的要求,保管保护和利用上的要求,这种要求还是规范性的,最低门槛的,在此基础上做学术研究,这种探讨分析可能是无止境的。所以在这个视角上把这个东西叫做出土文物,跟收藏的那些人叫古董古玩比,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所以说文物这个概念它跟古董、古玩的区别是它特别强调它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以及相关行为的科学性、文化性、公共性。这些价值、这些性质,使得它们和几乎所有人都有了关系。古物这个概念比较中立,是引进西方科学之初的过渡性称呼,文物就和民族文化和教育传承主动结合起来了。《文物法》里面也强调,这个文物本身为什么有价值呢?是因为它有科学价值,它能够研究历史,有历史价值,大家去参观它,觉得它美、漂亮,可以受到美学教育或熏陶,它也有艺术价值。同时可以通过对它的研究、传播还有跟社会方面进行结合,它可以发挥一些教育也包括经济方面的价值,旅游参观与经济方面的价值等等都可以概括为一个社会文化价值。 因为文物这个概念出现,它东西可能还是那同一件东西,本体是一样的,但是它包含的信息不一样了,它里面的信息有这一套科学规范、科学逻辑、科学的方法理论来处理它,同时观察它的价值角度,还有它跟方方面面的关系又不一样了。古董那个时候就是收的这个人自己把玩的,是买卖或者收受双方的关系。但是一旦成为一个文物,这个遗址被发掘过了,这个遗址包括它出土的文物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公共性,不光是那些喜欢的人,它可能跟学生、老师、所在的社区百姓、保护机构以及政府乃至整个民族国家都建立起一种关系,它这个公共性,就是文物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叫文化遗产实际上是文物概念的又一次很大的升级。有人会说文化遗产一词早就有了,其实所指并非一回事。我在世纪之交提出从文物到文化遗产时代时很多方面也还是很模糊的,实际上那个时候国际上文化遗产的概念与相关理论实践早就流行开了,比如大家现在都关心世界遗产,各地都积极申报世界遗产,其实1972年出台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对文化遗产就规定的很明确了。我们国家加入公约比较晚,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后1987年开始申报世界遗产,当时它已经是一套成熟的概念和操作体系了,但我们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包括我们都已经是缔约国并开始申报了,其实还缺乏这种理念和深层次的认识。比如说1987年我们第一批包括故宫、秦兵马俑、长城、敦煌莫高窟等最著名的几项文物古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社会包括新闻媒体都几乎没有什么关注。到了世纪之交,最起码在咱们国内,一种比较普遍的遗产意识开始出现,世界遗产热开始远远超过学术圈或者行业圈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古董、古玩基本上还是一种藏家概念、玩家文化。社会只知道它的珍贵、值钱。文物包括最初申报世界遗产,虽然已经叫了世界遗产,在国内某种程度还是停留在专家、停留在一个从业的人,停留在管理的角度运作,是专家概念或者行业文化。进入新世纪之后,普遍的媒体、社会,包括当地的老百姓,慢慢又建立了一种遗产意识———东西还是那些个东西,但大家觉得它是遗产了,就要从其他角度来认知它的价值,要跟它建立关系,这个关系是超越玩家、学术的复杂关系。所以说古董、古玩、古物、文物、文化遗产这几个概念,体现的是跟它背后有关联的一整套社会观念、价值体系和运作规范。不管是主体,还是对它的研究、管理,还是其他的相互关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层一层在提升的这么一个发展过程与阶梯。 这是我们所说的“文化遗产时代”的一层意思。 遗产热再一个表现是,世纪之交前后,除了比较宏观的上述变化,政府也开始有意地促进遗产跟社会发生全面的关系,比如在2006年国务院将每年6月月份的第二个周六定为国家文化遗产日,这现在已经差不多成为一个全民性的节日了。尽管具体日期不固定,但是周末利于开展相关活动,此时主管部门和行业内会制定一些计划,有意的策划一些活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比如说要做宣传、普及等,去跟社区、行业外的人展开互动。这一天基本上所有的博物馆或者遗产地都要比平常更大张旗鼓的免费开放,让大家来比较近距离的接触一下遗产。实际上这个“文化遗产日”在欧洲更早,欧洲有一个整个欧洲的“文化遗产日”,各个国家一起过。欧洲这个“文化遗产日”首先是法国自己发起的,法国在六七十年代为应对后工业时代到来,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并考虑到公众跟文物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它自己设立一个国家的遗产日来推动这种关系的变化。这个遗产日非常受欢迎,效果不错,后来整个欧洲就把它变成全欧洲的一个法定遗产日。大家都知道节日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与社会事件,公众性很强,比如我们要过春节,那是更隆重的要放假的,这个节日就像时间里面一个高地,平常的时间一天一天、一周一周、一月一月的,但是一到一个节日好像这个时间本身在这上面就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意义和内涵,设“文化遗产日”慢慢就灌输了一种意识,相关的活动也发展出来了,它是在打造一种新的意义和价值观。 与此同时,与这个行业有关的,还设有别的一些次要的节日,比如说国际性的就有“国际古迹遗址日”、“国际博物馆日”、“国际考古日”,这都是在文化遗产大行业的下面,为了让文化遗产普及更细化更深化一些,或者说是率先行动起来,分门别类设立了这些日。“国际古迹遗址日”牵头的实际是国际古迹遗址协会,他们把每年的4月18日定为“国际古迹遗址日”,这一天专门引导大家关注考古遗址,或者是大型的古建之类的不可移动文物。“国际考古日”设立得非常晚,是近几年才有的,国内还没有引起重视,尽管中国文物报曾做过一些呼吁,国内考古界领导和机构还没有正式关注,但是现在在国际上有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很重视了,是定在每年的10月份的第三个周六,也是选在一个周末,便于与观众发生互动,比如说让正在发掘的考古遗址向公众开放和当地老百姓进行互动,因为一般10月份也往往是一个考古黄金季节,这可能也是全世界考古在各地的一个共性。这几个行业性的国际性节日中,国际博物馆协会倡议的“国际博物馆日”影响最大,我觉得可能跟博物馆的观众接触面比较广泛,自身又善于展示宣传、搞活动的特点有关系,也跟这个日设得比较早有关系。国际博物馆日已经有30多年了,而且最近20年每一年都推出一个主题,发一个倡议和指导,这一天各个博物馆不但要开展活动,而且这个活动围绕这个主题形成一种探索性和集群效应,所以影响越来越大,大家相约每年的5月18号走进博物馆,关注博物馆及其展览、有关活动。2018年主题是“超级连接”,旨在让博物馆跟公众跟社会,也包括博物馆里面的遗产实现一个超级连接,以各种连接方式让它们去互相交流去对话,促进发展。可以说2018年这个主体很有时代特点。 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在这个时代文化遗产跟大众有关,跟时代精神相通。除了这么一些概念、一些观念的变化,还有这些发展跟背后的社会实践,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历史遗产、祖先跟现代人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最主要最突出一个是关系面的扩展,原来可能只有皇家贵族去收藏、把玩,或者有一些文人雅士去收藏、鉴赏,再发展到成为一个考古博物馆行业,文物保护利用行业,政府管理从一个专业行业部门,一个工作一个责任,慢慢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上述这些我觉得还都是现象,此一问题的深层是,大家意识到我们要在一个历史过程中、一个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会面交流中,探索可持续的共同发展的问题。下边我们还可以做更深入的挖掘分析。 二、考古文博溯原委 我们这个行业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考古、博物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这个本身跟物尤其是历史上留下的这些遗存、遗产的关系比较密切,但是实际上它们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通过上边的讨论,我们已有条件对我们从文化遗产角度打交道的这个古代遗存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上述几方面的工作,主要首先代表了一种特定的专业方向,这个专业方向跟公众开始发生普遍性关系的时候,实际上也意味着我们要对它的价值去进行重新评判、重新认知的时候了,角度维度可以更多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既然我们处理的这些东西叫遗产,它最大的一个角度还是历史性、祖先性及其和后代的一种特定关系。所以说我们可以回溯一下,除了这些概念和学科的表象,到底这些物和人在这个学科、行业发展中以及社会的实际需求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几个概念,尤其是像考古、博物馆这种专业,它在这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我觉得这个稍微做一点回溯,有可能对我们认识现在和将来我们跟这些古物、跟这些物到底更理想的一个关系应该是什么?会提供一些帮助。 出发点是,我们人实际上也是物的之一,万物实际上也包括人,不管我们后来把人定义得多高,或者是多有灵,但是他一开始确实是万物之一,他在物的分类谱系里面是有具体位置的。大家都知道整个科学体系的世界分类,分界门纲目科属种这七大大层,人在这个谱系的具体位置是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人种。这么一层层分下来,到现代人,我们都是同一个物种,现在都承认我们全世界所有人都是现代智人这么一个物种,再分不下去了。尽管不同的地域的人,你从个头体型上能观察出很明显的区别,肤色上还有黑的、白的、黄的、棕色的不同,但是从生物分类学上,现代智人这个物种是分不下去的同一物种,这就是现代科学的框架给我们人类的这么一个物种的分类位置。 这么一个具体的、遍布世界的物种到底怎么来的?跟从前的猿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具体是什么关系,考古学上对现代人的具体形成过程实际上是有很多仍不清楚甚至争议的,但是总体来说我们是同一个物种,同时现代人主要是30万年前在非洲首先形成并扩散出去的。人猿相揖别大概已经有600万年-700万年了,人类走出非洲不止一次,一拨一拨的,但是现代人走出非洲,考古学估计大概在距今10万年左右,这批人在西南亚分手后向各个方向扩散,大概在6万-7万或者4万-5万走到一直被海洋隔开的澳大利亚,距今1.5万年左右从东北亚———俄罗斯西伯利亚最东北端那个地方跨过白令海峡到了美洲,现在现代人这个物种遍布了全世界,连太平洋上的岛屿都布满了,从生物学上说这个物种很成功。现在哪一种动物再厉害也不能做到分布范围这么广,我们人类既不耐寒,我们去到冷的地方冻得要死;也不耐热,到热的地方热得要死,但是我们有技术、有装备、有文化,除了南极洲(实际上南极洲如果不是国际公约禁止各国家把它据为己有的,现在人在科技帮助下是可以在那儿生活的),现代人已遍布地球的各个角落。 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人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物种,但是他确实是物的一种。所以说定义人角度也很多,比如做文物考古的定义喜欢说人是一种能制造工具的动物,跟其他的动物,比如说跟人的近亲黑猩猩、大猩猩等猿类能区别开来的就是能制造工具,工具的遗存就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文博工作对象。当然这只是定义之一,也有的说人是能直立行走的猿类,是裸猿,或者是有智慧、有语言的智慧动物。比如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定义人科大概有600万年到700万年的历史,距今600万年到700万年,人已经跟猿在进化过程中分道扬镳了,有可能表现在人下地了,从树栖动物成为能够直立行走了,这对于人的体质与行为进化,还有后来的文化进化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到底文物跟人什么关系,因此,从考古角度,250万年是一个起点,因为能制造工具,能留下证据,可以进行实证性的考古学研究。 现在发现最早的工具是250万年前的石器,最早发现的是在东非的奥杜威地区,因此被命名为奥杜威类型石器(Oldowan Industry,其实最新在东非阿法地区的Gona遗址发现的石器比奥杜威的还略早(3))。学术界普遍认为非洲东非大裂谷那个地区是人类起源与演化的摇篮———从人猿分别到后来的能人(可能是最先制造工具的那批人)、直立人、早期智人以及晚期智人(现代人),都首先在那里形成———其中有一个更小的地区叫奥杜威,这个地区比较集中地发现了最早的石器和人本身留下的化石,是相关遗存最丰富的地方,其年代就是距今250万年左右。打出了第一件石器以后人的进化非常复杂缓慢,可能不同亚种的人属成员次第登场又消失了,但这种类型的石器一直用了100万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当时人应该还会有其他工具,比如说可能会加工使用木棒,会做什么别的什么有用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是考古上找不到,比如目前能看到的资料最早有加工痕迹的木棒是40万年前,是在德国一个叫舒宁根的遗址发现的。因此石器这个工具对于研究早期人的生活太重要了,它被制造出来就不可能彻底消失,而且还可以将石器视为是工具之母,因为做了石器以后,加工木器和其他工具就得用石器。现在实际上石器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包括玉器,也包括现在很多从矿里面再提炼矿物,这都是跟石材石器这么一个起点有联系的。现在最复杂的技术的起点就是认识并加工石器。 但是奥杜威这种以砍砸器为主要类型的工具100万年没有大变化,又过了100万年,距今150万年左右,才能够加工出一种新类型的尖状器———根据首先发现的法国地名阿舍利(Acheulian)命名的阿舍利尖状器。奥杜威和阿舍利这两类石器让我们现代人来看它们区别并不大,但是实际上认真分析,这个工具进化意义还是蛮大的,奥杜威类型主要是用一块石头打击另一块石头形成的砍砸器或者片状石器,从形态、从技术上面分析,主要是加工出一个能够使用的边刃即可,阿舍利的尖状器三个边都是刃;奥杜威石器用最简单的一种打制法,向一个方向敲打,把刃打出来,三边刃的尖状器就不同了,它肯定得先有一种设计,要成为什么样的形状,每个边刃可能做什么用途,然后各个方向都得打,哪一片打得大,哪一片打得小,先打哪边,从哪个方向和角度,如何掌控打击的力度和比例,才能使得三个方向都成为很规范的刃,最后形成一端较尖较薄,另一端略宽略厚,三边呈水滴、舌形、椭圆形或尖状形等形状。由于其成品的左右两边和正反两面基本对称,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标准化加工的重型工具,代表了直立人时期石器加工制作的最高技术境界,而且同样大一块石材,加工的刃的长度和锋利度是成倍的增加了,功能上肯定比奥杜威砍砸器要丰富管用的多了。到旧石器晚期,同样一块石头,能够做出有更长的发挥功能的刃与面,增加了几倍、几十倍、上百倍甚至上千倍,最后发展到新石器的时候,刃部或者石器的整体还被打磨光滑,锋利度和效果提高何止千百倍,其间对石材的认识肯定也有巨大提升,这个进步要这么算的话,整个石器时代的进步也是很了不得的。这就是石头被文化的大致过程。 人进化最成功的原因就是人的适应性是最强的。我们不光有生物自然进化的生物适应性,还能用我们不断发展的技术和文化来帮助适应,手不够用了,可以造出工具,腿跑的不够快,可以驯化并骑马、坐车,眼睛不够用了,发明望远镜、显微镜,等等,而文化与社会让我们可以不断扩大协作范围共同到达目标。 奥杜威和阿舍利这两种石器分别使用了100万年后才出现了勒瓦娄瓦这种预先加工石核和间接打制做出更细致、高效的刃部的石器制作技术,由此产生了细石器、石叶石器、大量使用的石镞和把小石片镶嵌在骨角木头上的复合工具等。石镞和弓结合起来的复合工具使得狩猎大型动物变得更加容易。这些可能是真正的现代人种形成后的工具进步。现代人出现这个事是革命性的突破,实际上组合工具在以前的猿人、直立人遗存中基本上是没有发现过的。所以物跟人的关系,最初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慢慢的出现了组合工具。如果说现代人制造了组合工具,也是现代人才开始制造非实用的的人造物品,有些人喜欢称之为艺术品、宗教用品等等,我觉得可以用意识形态物品来概括它。这些所谓的非实用物品,它是要表达一定的观念的,这类物品目前考古发现大概最早是距今7万年左右,比如最近报道考古学家在南非南端附近著名的洞穴遗址布隆伯斯(Blombos)新发现7.3万年前古人用红色赭石划过另一块岩石的表面留下的一幅由交叉线条构成的图案,这大概是最早的绘画了(4)。接着,开始陆续出现在骨角上、骨器上用颜料或者硬物直接刻的符号。尤其是从4万、5万年左右从西亚到欧洲开始比较集中地出现很多意识形态的产品,比如说比较著名的欧洲那些被称为最早的维纳斯的胖胖的女人像,法国西班牙交界地区那些洞穴壁画———在洞穴墙壁上面画非常逼真的野牛、马等动物。这个阶段现在被考古学界称为是一次人类智力的大爆发,或者大起飞,或者说是文化上的一个大的突破。这些东西推测应该是现代人出现之后才出现的,我觉得都可以叫意识形态的产品,我们现在放在艺术史里面说它是艺术品,当时人怎么叫它是另外一回事,有的明显就是装饰品,比如把贝壳钻个孔挂在脖子上,有的是把死者埋在墓葬里面并放上一些东西,暗示开始有了宗教和祭祀,甚至再晚些产生的部落酋长要强迫着周围的人给他上供贡品,后来包括打胜仗的战利品———古罗马就有一个传统,每到一个地方打仗把最好的东西拿回来,古埃及巨大的方尖碑据说就运回了几十根,有的还被安放在公共场所,还把希腊雕像放在街道两边竖立起来,这种习俗被法国拿破仑继承,卢浮宫的很多东西都是这么来的,并建造凯旋门。实际上这些物品都是携带了意识形态的东西,今天被归于文物、文化遗产。 不可移动文物比如宫殿、寺庙,包括得胜回来建一个凯旋门,古埃及大家去参观能看到法老的金字塔这种庞然大物,实际上也是要传达他的权威,他的观念,他的信息,到这些东西出现时人造之物就空前的丰富起来了。尽管它还没有进入文物古董范畴,没有开始被收藏被研究,但是它一定是在要通过这些东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来表达我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和不同。刚才提到的南非发现的最早的是涂在骨角上的一些符号,那是很难解读的,到现在人发明了文字,搞信息化、数字化,这些实际上都是一脉相承发展起来的。像骨角上的刻画,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现的数量非常多,都是或者3万-4万、2万-3万年前,跟文字还离得很远,到底什么意思很难解读。有一个考古学家曾经通过用计算机统计系统研究过它们到底是刻画在什么样的骨角上,在什么部位,是什么东西,有什么规律。几十种上百种符号排比下来,发现这些东西基本上无法解读,为什么无法解读?研究者推测它们可能就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符号(5),不是像文字那样是个体之间要超个体的交流符号,比如说我写一封信给你是为了让你读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有些个人已经开始借助生理之外的物品来记事了,比如他刻画这个符号是为了记住特定的某事,或者更复杂一些,他去年在某个地方发现一个很好的东西要记着明年什么时候应该再回来采集或者寻找,于是刻几个符号在个人的物品上,这是一种很个人化的记事方式,相当于最早的记事本,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刻符记事或结绳记事,但是这个东西慢慢发展到后来就形成文字,那是相互之间已经约定好的符号系统。迄今所知最早的文字是距今5000多年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实际上还是记事,不过是和寺庙、公共管理的物品往来记录有关,期间这个过程也是很漫长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人制造了工具,工具反过来了也塑造并定义了人,我们跟这些工具、物品不断的去建立一种相互关系,这些东西也拓展深化我们和其他东西的关系,并帮助我们人与人之间建立相互关系,于是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成为一个有技术、文化、有文字、有文明的这么一种物种和社会。这个得放在回溯历史角度看它才更清楚。我们在更广阔的时间空间中去更深入地认识这些东西,实际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自己,完善自己。 古玩、古物、文物、遗产,尽管它们的所指在250万年以来就开始存在了,它们自己又是一系列阶梯性的不断进化的概念,但这些概念出现了,实际上它便宣告了人与物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诞生了。前面讲的这些物可能是实用的工具,或者是意识形态物品如装饰品、祭祀品、随葬品、贡品,等等,但是如果有人要收藏它研究它展览它,它也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些意识形态物品了,它会增加一个新的意义在里面———或者因为喜欢而收藏,或因为纪念而收藏,或为了传承而收藏,或者为了科研而收藏等等。刚才讲到考古,作为一个科学学科以后,才把这些东西作为文物,至此收藏和考古就比较系统发达了,不只是达官贵人、文人雅士才有知识、兴趣、条件去收藏,现在的社会公众都有兴趣要去旅游了,要去看博物馆了,都开始考虑我们、我这个地方、过去这些东西跟我的祖先有什么关系,用实物做链接去思接千古了,这就是文化遗产的观念了。形成这样的观念,前述文博考古这几个学科都有自己的贡献。比如物品进到博物馆叫藏品,它为什么会进博物馆,博物馆怎么对待它的?博物馆花了什么代价去收集它,把它收集了之后做了什么,经过一系列的博物馆工作流程,最后它们变成一个展览展出来,因此,藏品和展品实际上是博物馆体制体系给它贡献的一个我们跟这些物品又一个新的关系和视角。比方说一个藏品进到博物馆,首先它得跟原来的环境剥离开来,不管这个东西保护或者不保护,值钱或不值钱,一进博物馆首先跟原来那种关系、原有的那些功能要有一个了结,又要有新的价值和作用,从而开始一个新的关系。这个了结一方面它要去掉了原来的很多东西,同时尽量还要多保留原来的信息,有一套系统完整的记录、保存的规范和措施,同时到博物馆以后博物馆要对它进行研究以后,它应该跟什么东西摆在一起,不同的东西摆在一起要传达一个什么意思,讲一个什么故事,展览什么主题,还会增加一些新的作用、价值、关联性,等等,这背后有一套博物馆的理论方法,一套博物馆学范式。 所以说物能够成为藏品展品是博物馆的一个贡献。当然这个也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开始不自觉的收藏到最后收藏能够进入博物馆变成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那么,大家知道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在哪儿?实际上是一个大学博物馆,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1683年建立的这个博物馆,号称博物馆的鼻祖,第一座世界现代博物馆。它现代在什么地方呢?现代在它这个过程是这样的:阿什莫林是个人,他自己爱好收藏,他既收藏文物性、古董性的东西,也收藏自然标本类的东西。他把自己的收藏捐给了牛津大学,牛津大学接受了捐赠,盖一个博物馆式的建筑,把这些东西放进去,用当时的科学方法进行分类展示,然后老师可以研究这些东西并以之给学生讲课了,比如讲自然用自然标本,讲历史用文物标本,同时它是向公众开放的,公众可以通过预约来参观,因此,它是公共性的,这样,藏品、建筑、科研、教学、展览、开放,这几个要素组织在一起,就成了一个专门的机构,这个机构体制就是一个公共博物馆了。所以说这里是现代博物馆的鼻祖。 之后比如说像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是国家作为主体,国会通过法案,把这批被收藏、捐赠的东西这么来处理,拨款安排人来工作,并向公众开放,因为工业化、科技革命来了,社会要求应提高英国公民素质,那么国家就利用博物馆这一机构体制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国家建馆。法国卢浮宫现在是一个很好的博物馆,卢浮宫怎么建的呢?法国发生了大革命,原来是皇家宫殿的卢浮宫,不对外开放的,经过这场革命,人民成国家主人了,要把这个东西去掉皇家气,去掉封建,去掉私有,连同它的宫殿、藏品统统变成国家的、人民的、公共的,卢浮宫是通过这么一条道路建的博物馆,是革命性的转化。中国的故宫博物院、俄国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走的也都是这一条路子,革了皇家的命之后转化而来的。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很有名,是后来美国强大起来以后,有一批商人觉得做美国人在经济上牛了,应该在文化上也要牛,要提高自己的品味,因此组成一个理事会,大家有钱捐钱、有物捐物,盖房子并全世界去买东西,如此建立起大都会博物馆,这种非国立、民间的方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所以大都会博物馆能够后来居上,超越很多老牌传统博物馆。 这几种方式建设的这几个很有代表性的现代博物馆,它们最大的一个共同点是这些藏品变成公共的了,即便像大都会那样的商人捐钱捐物,一旦捐出来就不再是他个人的了,它属于基金会、理事会,虽然非国有,但是也不再是私有,它是社会共有的,政府也派代表进到理事会去监督管理。所以现代博物馆的起源就把历史上皇家贵胄等的藏品还有历史上大家对这些比较宝贵东西的喜爱之情,用现代体制提升打造成为这么一个机构,这么一个场所,让公众来欣赏它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所以,博物馆出现以后,它给我们社会和公众也贡献了一个新的我们跟这些原本就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特殊之物的新型关系的视角。 由此可见,古玩文物遗产这几个概念,文博考古这几个学科,它是既有历史渊源和发展过程的,也有一种理念理论方法和一种学科范式在背后不断演进,我们沿着它这个模式去建立这套新型的物人关系,去寻求它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社会价值,包括现在探讨它作为资源的经济价值,这些学科这个历史过程就为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基础与规范,直到现在进入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遗产自觉的时代了,祖宗的遗产人人有份,文化遗产架起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 实际上我们人以前虽然没有文物的概念,但我们生活在大千世界里面,我们是物的一分子,尽管我们会制造工具了,我们用自造的工具跟物去互动,跟世界去互动,会不断积累起一些认识和知识。当我们有了文明,有了复杂一点的社会,有了文字,这种关系慢慢就分化了,也深化了,我们了解世界和社会很多时候是通过文字教化,我们会了解历史文献怎么记载的,神话怎么传说的,家长怎么讲的,老师怎么教的,尽管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去通过亲眼观察亲身接触认识世界,但是我们和直接的物的世界有了文化教化的新界面。到文化遗产时代,经过辩证之否定,我们又回头直接去比较自觉比较本源地面对这些东西,我们面对它的时候,每个人都直接拿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直接去以自身积累的知识去想象它是什么,赋予它以自己认为的意义。其实在这个面对的时刻,这物就已不是原来制造者所希望的那个物,我们也不是原来的我们了,我们从文物角度看它时,它自己是携带这大量历史地积累起来的信息,而我们脑子里也已经装了很多模板,很多知识,在这个时候会启动来帮助我们看,我们带着文化的透镜,在更高的层面更多的维度与物面对。无论文化如何发展,有很多基本的认识确实是需要个体自己去慢慢摸索、体验并建立的,需要通过直接的看、基本的感官感受,体验、经验,那可能是最能发挥个人认识和理解的手段和过程的,我们直接去阅读物,但是这个阅读就跟原来我们直接去大千世界荒野世界里的观察不一样,它是经过长期文明锤炼以后以文化之眼的一个重新看。而这其中的发现、信息、价值、意义,是大自然、祖先和我们自身共同建构起来的,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基础。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这么来理解这个文化遗产时代,就像文明社会有文字记录、积累的知识和我们学习识字读书一样,我们现在是带着一种文化范式来重新回到读物、读这个世界的时代。由读物、读书到读文物,物已非原物,我们也不再是从前的野蛮人了,我们的眼界更开阔了,物的信息、价值、意义更丰富了。 三、步入新时代 这样一个大众普遍性的遗产自觉时代在我们中国发生相对比较晚,在世界上这个思潮也是慢慢形成的,也有孕育过程。实际上二战以后,整个主流的世界才开始慢慢转向文化遗产这么一个思维方式,迈进这么一个时代。因为大家都知道,20世纪上半段是热战,20世纪后半段是冷战,热战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这两次世界大战可能从死人的角度是空前的,将来会不会绝后不知道,但大家都希望能够绝后。因为两次世界大战这个教训,战后人们都反思社会应怎么组织,文化怎么建设,才能避免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尝试没有成功,新成立的国联没能发挥多大作用,马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又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包括成立联合国,成立安理会,成立教科文组织等等,也是探索世界管理。其中教科文组织这个文化抓手是很重要的。在武的方面防止武装冲突比如说主要以安理会去制裁、干预,文化方面成立教科文组织的宗旨之一就是要通过文化、通过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在思想上观念上帮助大家消弭对立,消弭战争。目前我觉得实际上教科文的工作相对更成功些,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体现在文化遗产保护与认识方面的成就,其中1954年就出台了一个《海牙公约》,全名叫《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遗产的公约》,那个时候对彻底消弭战争还没有信心,但是就首先提出在打仗的过程中不要破坏对方的文化遗产,因为这个文化遗产不光是对方的,也是共同的,是全人类的,1954的《海牙公约》就有这么一个要求。这样既降低战争的野蛮程度,也开始向共同的遗产、历史记忆和文化摸索前进了。 大家也知道二战以后科技和经济进入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但是一些不良的后果马上就显现了,环境破坏了,生态恶化了,1960年代美国的卡尔松女士写了一本叫做《寂静的春天》的书,讲到敌敌畏等化学物品被广泛引入农业以后,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农村里都听不见布谷鸟的叫声了,这个在西方世界引起很强烈的共鸣,60年代就掀起了一场全民性的环保运动。现在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地球日”来源就是1970年的那一天美国还有欧洲很多国家公民上街去游行呼吁保护环境,据说美国那一天是近3000万人上街游行,这是群众性的环保意识的觉醒,大家意识到要保护环境。从保护文化遗产又到保护环境,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而且保护环境显得更紧迫,因为这直接关乎生存问题,这两个保护实际上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自然资源也是历史的遗产,是包括子孙后代的全人类共同的资源,不能竭泽而渔。所以说到1972年出台现在大家都积极申报参与的世界遗产公约,全名叫《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也意识到两种遗产应共同保护,因此就放在一个公约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除了文化或自然遗产,还有的是双遗产,还有的是文化景观,强调在自然景观背景下经过人类认知和改造成为了值得传承下去的遗产。这一点在中国应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大家讲中国历史上有天人合一、山水文化这种传统观念和实践,建设过程中常常模仿甚至直接利用、借用自然,像泰山、黄山等都是双遗产,庐山、五台山等都是文化景观。 世界遗产公约现在应该说是联合国最成功的一个公约和实践,它的会员国现在已经达到200个左右,没有一个公约缔约国有这么多,申报遗产的积极性大家也看到了,每年中国申报世界遗产各地各相关方面有多积极———管理部门积极,专家积极,当地政府积极,当地老百姓积极,入选以后大家以后都很高兴地庆祝、去参观,丽江、平遥申报成功后立马就翻身了,旅游快速发展,影响非常大。所以我用运动一词称呼这种现象,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申报世界遗产,因为它有一套观念一套实践一套操作体系,全面而深刻,影响广泛且深远,和我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实际上已引发了一场社会变革。 另外,2003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出台一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约,“非物质”这个词是中文的习惯性翻译,其实其英文intangable主要是无形的意思,它是相对于世界遗产公约针对的有形遗产而言的,并不是说跟物要对立起来,而是跟物是要形成一个互补的递进的关系,主要指跟物质性遗产有关系,附着在物和人身上但可以成为文化遗产的那些知识体系或者社会实践等,也要予以保护,比如说一些口头传说,一些绝技、绝活,它们不能说跟物是对立的、没有关系的———它跟物有关系,跟人本身也有关系,否则没法保护,但是它主要强调知识、技能等,作为一种遗产指的是这些重要的过去形成的知识体系应该通过现代保护传承传给后代,不保护传承则可能会时过境迁而失传,这个公约就是我们所说的《非遗公约》,我觉得翻译为《无形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应该更准确。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这套遗产保护传承的体系是越来越完善了,不但本体很重要,本体包含的历史上人工知识和技艺很重要,环境也很重要,即与遗产相关的实践,有的实践包含的知识,还有环境、景观、空间、场所等背景都可以成为一个要保护和传承的对象,这个体系变得非常丰满甚至是有机了。直到2005年的时候又直接出台一个公约,就是《保护文化多样性公约》,人类意识到我们这个文化多样性———文物、非遗等共同构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多样性,还有自然遗产,它们共同可以上升到一个生态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这个多样性里面人与社会的演化,才可能会有一个健康的方向,才有更大的可能性和可持续性。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二战以后,保护遗产过程是人类社会内生的、共同的,其内容是不断扩展的,深化的,也包括具体的实践的开展,最后上升到这么一个保护多样性的公约,我觉得这个多样性已经开始接近人类文化与演化的本质性的东西了,我们人本身就是在万物的体系里面,转了一圈,我们人又回到了自己是万物的一种这个出发点来考虑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但是我们是在一个文化自觉的层面上,我们慢慢超越了其他的物,我们通过能制造工具,能形成文化,冷了我们会生火会穿衣服,我们通过这样一些适应方式,能够从非洲一个热带树栖的物种扩展到全世界,能够利用其它的物,但是再继续走下去会怎么样?我们这些历史地形成的遗产,这些智慧,最起码都要能够保存,能够传承下去,在这个基础上去创造,才不至于让我们走过的所有的地方都变成考古遗址,将来地球都变成废墟和考古遗址,我们也就没了,就不会有人知道什么叫考古了。大自然里边进化出人,从海洋里的微生物,到爬上岸,爬上树,矗立于生物金字塔顶端,现在我们是自觉地又回到大地,脚踏实地,我们终于明白了我们和大地、地球、自然的关系,我们明白了唯有可持续发展一条路可以走。 这个物的遗产化的过程我觉得非常受启发的,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逐步扩展和深化的文化自觉,这个文化自觉里面既要看我们自己的,又要看别人的,既要看我们这种物种,也要看我们和其他的物的这种异同性和相互依存性。所以从人生产工具到物怎么跟我们人相互作用界定了人,到我们现在回过头再去认识这些东西,文物和遗产一样,里面增加了原来没有的属性,同时又不断的在提升我们来认识这些物,来认识这个世界。所以说认识这个物的角度确实太多了,最初简单的我们从工具角度看你这个东西有没有用,你是不是可以被我食用、使用,加工成工具,你是原材料,食物等,再扩展到你是不是更广泛的生产资料、原料,工业生产都要用原料。但是慢慢我们有意识形态的产品以后,有了非实用的产品以后,包括现在文物、文化遗产,大大的改善了我们观察物的角度、维度、价值,我觉得这个已经成为体系了,这个已经不是原来老是挂在嘴边上,像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上的铭文反复告诫的这个东西要子子孙孙永宝用,今天它是有历史价值,也有科学价值,有艺术价值,不是那么简单了,它已经成为一个认知和传承体系了。这个体系和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就像空气一样笼罩在我们周边,这个体系也笼罩在我们周边,我们对这个物看到的已经是非常丰富深刻了。 我觉得说到这里,对物的这种认识和现在我们所说的信息时代已经可以关联上了。我们讲文化遗产时代只是从很小的行业角度来说的,它还不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现在大家都倾向于说我们现在处于信息时代,我觉得人所理解的这些文物,文物考古博物馆行业对物的理解和处理,跟信息时代是非常契合的,相通的,互补的。信息时代好像是往前看,遗产时代是往后看。但是,现在什么都叫“互联网+”,给文博考古这个行业也“+”上,就可以加深我们对物和其他被+上的东西的认识。原来互联网是连人的,我们在网络上最早用email,是一种可以相互发送的电子邮件,后来发展到万维网,主要还是处理信息,联系人。这已经是一种超媒体了,里面可以包括照片,影像,文字,动画,等等。但万维网主要还是一个媒体,全媒体,是人与人联系交流的。信息化再继续发展下去,有了物联网,现在我们已经可能在很多方面都能体会到物联网的作用了,这个网上物本身直接就把信息跟物去关联,物(信息)+物(信息)+人(信息),这样就会形成物与物的关系,物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这种交错以后的关系复杂多了。其实同样是物,博物馆空间里面的物在信息化方面体现最明显,比如说一个文物它跟另一个文物互相之间信息对接以后,一个变成两个,不是一个简单加的关系,而是要组合起来讲故事了,几十件、几百件文物、展品,可以设计一个主题性展览,讲一个大故事,这个就是物之间的信息的连接,然后去面向观众。这个过程中,展品和展览都成了媒介,展览讲了物背后的人的故事,这些信息一跟博物馆工作人员和观众这个关系再+上去,就是一个指数级的增加了。一个展览主题可能最多体现的是一个策展人或者一个观展人眼中的概念,自媒体时代观众参观时马上可以发表评论,我看这个东西有什么发现什么感想,很可能我又叠加上去一层信息,下一个人来看还能够调出我的想法参考,这种在博物馆展厅这个空间里面,在这些信息里面,让我们对于文物的理解,对于人和文物的关系的理解,又有了一个很大的新的进步。因此可以说,要建智慧地球、智慧城市,实际上智慧文博、智慧博物馆、智慧展览空间的探索可以起到一个先行者、示范者的作用,可以是一种深度探索。在博物馆这个有限的空间里,信息化的基础条件比较好,物人关系的框架比较清晰,进入到博物馆的物的信息化比较充足,进入博物馆要去脉络化,又再脉络化,又要博物馆做新的研究和阐释工作,又要对它进行数字化信息化处理,它能激活过去的相关的人。在展览过程中,它跟策展人、观众之间有一套建构的模式,更关键的是,所有这些还要留诸未来的人,因此,在博物馆这个空间探讨智慧空间智慧文明,某种程度是非常有启发意义,可以先行的。 二战以后对遗产的步步升级的认识,最后进入到一个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总的概括,那么博物馆里面这种智慧空间下一步是否应该就是文明生态空间的样板———体现古今文化交汇的多样性的生态文明,这些物不是死的,是荷载着信息与价值的,是链接古人与今人的。我们人的发展实际上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比如说人类学里面有几个公式来推测人与社会的发展程度,有发展指数、幸福指数,等等。美国新进化人类学代表人物怀特曾经用一个影响很大的指数来描述文化进化,就是一个社会或者人均的消耗能量是多少(6),用纯粹物理学的,就像爱因斯坦的方程式一样来衡量这个社会这个城市发展水平。但实际上人与文化的发展,最主要的表现还是人对自己的定义和权利义务界限的定义也是一直在发展的。其实除了上述我们从文化遗产角度讲二战以后对文化与遗产几个不同层次的国际公约是一种不断的进步,很多专家认为20世纪最大的进步可能体现在二战以后形成的《世界人权宣言》及几个相关公约对人的权利定义的不断扩充、提升以及在实践上的推动,比如说现在认识的人的权利以可以分出生存权、选择权、发展权等不同层次,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方面。所以人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我们自身的能量增加了,权利增加了,认识提升了。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回头看一定跟物是有密切联系的,建立在物的支撑的基础上。但这个物不完全要被我们当做能量消费掉,现在尤其是到遗产之物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产品,再到互联网进入物联网阶段,物本身———人类学认为早期人类曾经有一个万物有灵信仰阶段———某种程度是借助于科技和认识的提高,又经过辩证之否定后我们又回归到早期那个万物也是有灵,这个价值增值有多大,可能这个物包含多少能量、卖多少钱只是一个方面,这个物到底携带了多么重大的价值,多么丰富的信息,也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比如说同样一支笔或者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当它是普通商品卖时是一种物,张三李四用它时已不完全一样了,如果有一个著名历史人物用过之后它肯定就是一个有纪念性的纪念品了,因为它包含的信息量与价值增加了,它对他人、后人的意义就不同了。一个纪念馆为什么要保存这个纪念物,如果你不了解它背后的信息,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物。但是你了解它为什么在这个纪念馆里纪念它,这个信息和意义完全不一样了,它就增值了。这个价值是自然、先人、今人甚至后代的共同建构,它是一个链条。 所以文化进步的一个衡量指标实际上应该包括物本身它这个信息和价值也是在快速增值,物与人的价值一起在与时俱进,尤其是到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更是爆炸式增值,不光是一个功能和金钱的度量,能量的度量,还是信息和价值的度量,物和人都越来越重要了,在文化和社会中人和物本身都是在同一个层级上协同进化的,我觉得这个物的进化意义才刚刚被认知和凸显出来。所以说我们纯粹讲物和人的时候是那么一个情况,现在我们从遗产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时代反思这个时代本质到底应不应该是信息社会呢?从技术进步角度是信息社会,从信息内涵角度,物与人的信息都在爆炸式增长。但是如果放在一个物人关系上,一个进化的长链条里面,我觉得叫信息社会未必恰当,到底叫什么?我们可以从人类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进化角度来考虑。 从250万年前制造第一件工具始,那个时候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狩猎采集者———最初可能还主要是高度多样性的采集者。我们讲非洲一些古猿从树上下到地上,在树上吃果子得采集,当然下到地上,不光是采集了,也得学习狩猎或者被猎,刚开始其实连狩猎都不会,而是采集的食物更杂了。考古学家曾经研究到底人什么时候开始狩猎,现在不太清楚,但确实是下了地之后吃肉更多了,很可能吃了一些狼虫虎豹吃剩的肉,包括考古遗址中常发现伴随的鬣狗化石,可能就是在同一个生态位上和人去竞争那些剩肉的对手,到后来才慢慢发展出捕猎昆虫、小动物。旧石器晚期捕猎大型动物,成为一个成功的狩猎者,包括若干大型动物的灭绝,据说可能都跟人类过度狩猎有关系———250万年里人基本上是一个狩猎采集者,狩猎采集这种生存方式跟人体进化、社会进化密切相关,包括人的脑容量的增加,智力的不断提高,就跟他下地后吃肉食不断增加、狩猎中的协作等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它作为一种猿在树上吃水果的时候,身体结构是不一样的。最起码在食物链上没有在地下高端,食物资源也没有地下丰富多样,技能需求没有那么多。因此,狩猎采集作为生活方式、文明,是一个社会重大阶段。 距今一万年开始,先进地区的人们成为了农牧者。农业发生,驯化植物和动物,能够生产粮食,能够自己蓄养动物,这个重大的革命,表面上看是食物本身发生变化了,以前是狩猎采集,从自然中去索取,现在可以种了、养了,有了粮食做主食,驯化动物吃肉食,被驯化、畜养的动物被称为是行走的粮食,和种植的蔬菜搭配。这表面上是食物变化,但是实际上马上就是定居的生活和人口增加。狩猎采集者的时候,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只能养活非常小的一小群人。但是农业社会、农牧社会以后,一个村落、部落可能有几百人上千人,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社会关系也是指数级增加,以前可能只有一百对二人关系,现在可能有几万对人人关系,多人关系。这种情况下,你的交流、你的交往,对象几何级增加,这对文化、人本身、社会的进化促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为什么到农业以后,很快进入文字文明社会,实际上本身就是发生了一种相互关系和交往需求爆发式增长的结果。定居的农业社会没法再迁移到别的地方,狩猎采集者如果互相有冲突、不满意的话,或者这个地方资源消耗尽了可以换一个地方,农业社会就很难因为一个村庄觉得自己的东西不好就迁移,你愿意迁到别的地方别人也已经不会欢迎你迁移了,这个情况下,社会转了一个弯似的进入一种聚集爆发的进化模式。 所以后面的社会与文化就加速进化了。250万年基本上是一个狩猎采集者,其中基本上100万年用奥杜威类型的石器,100万年用阿舍利类形的尖状器,它们像万能工具一样应对当时简单的所有需求,后面才慢慢分化和复杂化。农业一万年前才起步,最早的农业———包括中国也是最早的农业发源地之一,还有地中海西岸的新月沃地,即两河和埃及文明的农业源头,最早都是距今一万年左右开始有农业和驯化动物的考古发现,但是很快就开始进入到城市国家文明。工业社会是一种生产方式更大的一个变革,也就是300年左右的事情。首先从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主要是生产动力引发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以前农业社会是人工之外牛可以拉犁,马可以拉车,人骑着马走,或者顶多用一点风、水的动能,用太阳晒一晒、火烧一烧,但是工业革命开始用化石燃料、用蒸汽机、电这些东西驱动机器生产,人类进入工业文明阶段,才300年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制造的产品和那个时候比丰富复杂到考古学家已经研究不过来了。但是考古学所揭示的这种长时段的演进规律已可以让我们看到,才300年的这种巨大的变革,就已经让我们在观念上突然意识到了其不可持续性。 所以说我觉得按生产生活方式去定义下一个时代的话,信息时代还难以和采集狩猎-农牧-工业这样的文明形态相匹配,可能还缺乏那种文明的高度概括性,它至多只是像考古学中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那样的工具性阶段而非生活方式与文明形态的本质性概括。所以说和文化遗产环境保护这个运动衔接起来,是不是会对我们思考当下与未来有所帮助的?它让我们对我们自己和世界的这么一个相互关系,这么一个历史过程,对我们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种,作为万物之一的一个物种的存在,与被我们用的和没有被我们用的万物到底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到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们应该具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自己用的能量,我们自己好像对我们的权利界定在增长,但是这些物释放出来的信息和我们的关系也在更丰富,这样一来这个世界,不光是功能化、工具主义的,它是有文化价值的,有人文性内涵的,它的功能化、符号化、信息化,也是和我们有关系的。我们人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人作为一个有文化的有灵者,回头也要赋予这些物以灵和文化价值。以前原始宗教中的泛灵论大家已经感到难以理解了,简单地将其解释为谁有灵谁显灵古人就信谁,现在绕了这么一大圈子我们似乎能搞懂一些了,我们经过科学化的研究,通过代入一种感情和价值观的历史与科学研究,然后从我们自个的身心出发去反思理解,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对它们进行分析以后,这些文物和自然之物真的好像是有灵气的,它们也已经进入人的文化中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对人类未来这个发展的走向也应该是更明确更清晰了。过去可能是一个被动的探索,到慢慢具有一些自觉的意识,实际上将来这种关系可能就有一些主动建构了。现在为什么像博物馆、文化遗产界遗产自觉之后出现了很多不同声音,是因为很多人都要用它作为一个符号来表达观点,遗产尽管是公共性极强的,但是毕竟也是不同人群的祖先留下来的,四大发明是中国发明的,全世界可以利用四大发明,但还可以通过这些东西来界定你跟我什么关系,将来我们应该怎么着。古今中外的遗产将我们织进了一张大网,我们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所以说文化遗产实际上也暗示着我们未来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相互关系,要进入这种延续历史智慧和未来需求的建构性。一切过往、各种可能性同时浮在一个界面上,各种信息交织,我们似乎开始要进入一种全部碎片化以后再建设一种新的整体性文明的阶段了。 我觉得可能通过这个反思,通过狩猎采集者社会、农牧社会、工业社会这个长程观察,可以明确下一个阶段是不是我们人和人、人和物应该要找到一种新型关系,这种新型关系也许只有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可以定义。这种关系,所有这种大的发展阶段,一个文明阶段,都有一种跟自己比较匹配的一个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个生态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应该有一种建基在生态基础上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业态来支撑,同时我们对历史与现实未来应该有一个文化上自觉的一种认识论的支撑,这样的生态+业态+心态,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新的生态文明型的生存范式。 从前只有我们是自然与文化双重适应,在生态文明中,我们积累的文化认识与文明成果也应该施诸万物,它们也不得不被人拖着进入一种自然与文化的双重演进模式,并找到一种可持续的共存和协同演进之道。这应该就是历史对未来的预告。 四、探索新理论 上边是我们通过对物人关系的历史反思可以获得的对现时代乃至未来的一个有支撑的新的认识。我觉得获得这么一个认识的过程中文博考古学科与专业有突出贡献,同时在这个情况下,在现代社会,我们作为一种专业或者这个专业的学生,对我们这个学科也应该在新文明形态的基础上有一些新的认识。前面讲考古寻根主要是讲学科的贡献,但是支撑这种新文明的文化理论建设、认识自觉和自信,仍然需要有不同学科尤其是考古文博等相关学科的新进步。比如前边讲到我们进入到文化遗产时代后,社会和公众对这个行业,对这些物本身提出新的要求的时候,即意味着这些学科本身也要有所变化和进步,对新的需求有所回应。 这些回应近年也确已出现,比如说现在考古学里面,慢慢的考古学家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要挖,挖完以后这些东西跟当地人有什么关系,前面我们提到“考古日”要向当地公众开放,让当地公众来参观,对他们进行阐释,同时邀请媒体进来,更大范围的宣传和对话。这某种程度表面上是我们理解的一个学科的普及问题,现在实际上已经带有一种遗产的公众性和公共性的问题。同时,得考虑挖掘完后东西怎么处理,是考古学家自己拿回去研究,还是把它们变成博物馆藏品,或者要权衡应该留在原地就地掩埋或者保存展示。如果是后者,还有一个挖到什么程度有利于展示它,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的问题,这慢慢也成为考古学的内容之一,是公共考古学。比如说,是否应该开展现场保护,做一个规划,建设遗址博物馆或者考古遗址公园,或者当地制定一个文化或者社会发展的规划时跟我们的工作如何衔接,等等。这些都是这个遗产阶段考古的一个特点,包括考古学科本身,考古学生就业都应该考虑的。当然,考古学的发展最理想的应该是全面兼容,照顾到各方面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现在考古中,当年讲的地层学、类型学当然还是基础,你首先要把发掘工作做好,把当时的地层埋藏情况把握好,最后结合类型学分类对它有一个客观的记录、描述和初步研究,这个基础工作永远不过时。但是加入很多科技手段以后,加入上边所说的公众性公共性需求以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应该更深入、更丰富、更深远,可以研究过去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甚至可以研究这个具体的物它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产品有什么功能,这已经从传统考古学进入新考古学了。但是还不够,还要研究考古工作和成果与现代社会有什么关系,如何融入当地或者更大范围的社会发展,连续性可持续的发展。这样,传统考古、新考古、后过程考古和公共考古,在一个业务链上要完全整合起来,这就是新时代对考古学的要求。 同样,博物馆———比如说围绕着展品和藏品已经形成的一套话语系统,一套学科范式———但是毕竟那些东西原来都还是围绕着收藏的过去的宝贝、物去构建的,整个博物馆学科和工作流程,都是围绕着怎么收藏、保管、科研,以及怎么展览开展的。现在,博物馆更多应予考虑的是除了传统的这些宝贝、出土文物的收藏保管以外,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应该主动去收什么藏什么,观众要看什么展览,这个展览出来以后会有什么社会反响。这不光影响展览本身的策划和布置手段、程序,甚至要考虑过程中的互动,配套有什么活动,同时怎么把这些意见收集回来再传播出去,并融入到下一次展品和藏品征集、信息记录信息链的整合乃至新的展览。研究展览传播和观众已经是博物馆学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这样一来,博物馆的定位、新时代的收藏战略、学术研究和具体的展览传播等工作在这个时代也要开始启动新的进化,更多地考虑物人关系及其在博物馆场域中的建构性。 考古和博物馆都有比较现成的学术与工作体系,它们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与时俱进,而更难的是文物和遗产事业作为新兴事业整体上如何融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前边一开始就提到的文物到底是不是应该资源化、资产化,能否在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中变现?这是文物的更广泛的利用与活化问题。这个比较难,因为在遗产时代,除了传统的文物,到底何为遗产?谁的遗产?都是急需厘清的基本问题,更何况我们说文物保护说了这么多年,保什么、如何保还一直是个有争议的大问题,更何况到底文物保护它要保多少,保到什么程度,投入多大精力,这个都超出了传统的考古与博物馆范畴了。比如说我们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这个投不投得起,投入进去划不划得来,是不是符合可持续的大方向?还有这个文物尽管跟社会关系越来越泛化,但是毕竟具体到一个物,具体到不同的个人或者不同的群体,这个关系是复杂多样的,这个怎么去决定、去建构?尤其对博物馆以外的不同时代的古迹遗址,这种关系没有现成的模式,而且文物保护利用还要传到以后的子孙后代,这种跨越不同代际的这个关系怎么建构,放到一个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组织背景下就更复杂了。 所以说进入文化遗产时代,现在还只是一个意识的觉醒,但是真正我们要建设一种比较理想的适合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关于文化遗产的学科理论和社会实践机制,问题还很多,任重而道远。既有的这几个学科远远不够,要有新的一些研究和新的突破甚至有新学科和新理论才能够提出一些很好的跟社会能够对接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策略,才能够支撑这种新的关系范式与文明形态。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开始要对文化遗产有新的超越固有学科界限、行业系统和部门利益的科学认识与思维方式,由遗产本体出发,探索怎么去科学地揭示它,界定它,建构起遗产的更加丰富全面的信息链和更具有整合性的价值体系,这是新时期最关键的具有基础性的环节和任务。只有把这个弄清楚了,才能够再探索遗产与人的关系建构的实践问题。 假如说我们下一个时代确实是一个生态文明发展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些东西跟人的关系,在生活和生产上如何落到实处,可以落实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文明业态必需的内容之一。近来业界已经有遗产化和博物馆化生存的概念了,探索活态化的保存、展示和持续利用,并取得一定成效(7),那么在生态可持续发展这么一个框架下,文博考古学科如何在理论方法上与它匹配?所以说,物人关系、文物、遗产,还有我们的学科和这个行业尽管是很古,但又可以是常新的,古和新、古和今是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贯通和融合的。这会使得人类的生产生活丰富很多,保持高度的多样性和多态性。考古发现的每一种文化、文明都揭示了人类在某种环境下生存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因此,现在很多最前沿的新的理论探索,我们这个行业都是可以参与和发言的。甚至,我们应该在新时代在已有的考古文博的基础上构建具有整体性和内在统一性的文化遗产学科,在信息与生态文明的视角下,重新界定和探讨遗产本体学、遗产信息学、遗产价值学、遗产经济学乃至遗产社会学等,使得传统的文物与遗产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关联性,保护和利用与遗产本体及信息的真实、完整、系统、代表性紧密结合,让遗产相关的社会实践具有更强的科学、伦理与生态导向,和可持续发展的真善美需求融为一体(8)。 同时我想简单提一下,文化遗产这个事业在我们中国的价值与前景可能尤其大,因为我们是一个文化大国、文明古国,大家都知道,一个新的文明和生产生活方式能够形成,它是有很多复杂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现在我们一直讲的民族复兴问题跟我们这个事业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这个复兴也是迈向新时代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大家都知道实际上西方文明最初起飞阶段,也是有文艺复兴这么一个阶段的。300年前工业文明产生了,但是走到工业文明是各种因素聚合到一起才走到的,并不是说瓦特有一个蒸汽机的新发明就可以了,这个发明还是要有一个社会环境经济制度各方面去安排去支撑它,它才能够成为一个社会有生态背景、有业态的生产生活以及有心态的认知认同这么一个整合性体系。工业革命爆发之前,文艺复兴实际上就是西方文明起飞的要素之一。大家都知道希腊、罗马文明很辉煌,辉煌过的也不止是希腊罗马,但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对希腊罗马的重新发现、认识和接续,改变了人们看问题和思维的方式,开启了一个系列的社会文化变革进程。欧洲人通过认识到希腊罗马的历史、艺术、科学,引发对当时的宗教思考和宗教革命,以及对其他文明的认识和借鉴,这样首先发生了观念上、社会上的革命,然后是探险、商贸、科学与科技革命,之后再落实到工业生产上。我们中国这个文明要复兴,也要有一个对我们的古代遗产的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去粗取精的过程。其实一百多年来的文博考古工作就主要是做这个的,只是原来做考古做博物馆以及文物保护,大家陷入一个小圈子里面,和文明复兴联系的效应并不明显。到文化遗产自觉的时代,我们这个复兴实际上已经是在全民性的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启动了,我们新的发展必须是先把历史资源要整理好要研究好要传承好,之后才是创新。咱们讲的改良、革命和改革文化,借鉴马列等西方先进文化,包括近些年探索科学发展文化,都是要让传统与现代、中与外、历史现实与未来形成一个结合与互补的关系,这条路最终才行得通。 因此,进入新世纪,文物保护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让文物活起来、用起来,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成为时代强音。包括我们现在讲的“一带一路”战略,这不光是我们中国需要有这么一个对历史重新发现、整理和认识的问题,“一带一路”串起来这些地方,恰恰是古典文明时代文明之间的轴心线,印度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一直到希腊罗马文明都是这条路线串起来的。现在进入深度全球化时代,已经不仅仅是商贸往来和经济发展问题,也要开展文明互鉴,文化对话,建设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与新文明,因此也完全有必要进行一场世界性的文艺复兴了,这个也是所有现存文明体进入新时代全球化的必经之路。西方先经历过了,我们中国包括上述这些古典文明地区也要或正在经历,而且也必须经历,全球化时代的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不会是一个区域性、局部性的构建,它一定是一个像前述的采集狩猎、农牧、工业那样的大时代、整体性的伟大文明。农业时代尽管大家都固定在一块土地上,文化交往不太多,也没有文化自觉,但是也是整个人类性的一个发展阶段。工业时代现在基本上在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开始要过气了,尽管有的地方还很落后,还没有经历工业化,但是从工业生产整体角度,已经没有必要再开发生产那么多资源,一定都要开始往新的文明方向去发展,因此,生态文明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包容性的,包括现在先进和落后的,也包括各个古老文明,都应该经过这个文化遗产的自觉阶段,唤醒一下,重新认识一下,融合一下,再去携手创新,再去往前走。所以,“一带一路”战略不能仅仅从经贸和外交角度来认识,而应从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层面来认识。这里边有很多文化遗产研究阐释和保护利用要做。 因此,我们讲这个历史上的物人关系,也包括最后反思到我们这几个学科,这个时代与未来的发展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科本身与它所处时代是伴生性地共同发展和进步的,然后又认识到进入到文化遗产时代我们学科自己还要再去进一步的往前探索去进步,但是最终实际上我们要汇总到中国式的一场文艺复兴和全球化各个古典文明的一场文艺复兴中,才有可能探索出一个新的、具有整合性的文化遗产学及其相关的理论与方法,以及一个新的跟采集狩猎文明、农牧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相并列的一个可持续文明时代。这个时代不是文化遗产时代也不是信息化时代所能够概括的,能否叫生态文明时代,以及是否需要中国式和全球化的文艺复兴,我只能提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大家也可以继续讨论,但对物人关系的考古文博溯源,能启示我们这样来思索这一巨大命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的职业生涯中经常被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考古、要研究历史呢?有一个考古学家就说探索过去的5000年是为了把今后100年看得更清楚一些(9)。我们现在能够从整个250万年或者600到700万年这个考古学人类学所揭示的人类的整体史角度来看,我们用数百万年人类提炼的这一巨型文化透镜来看,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被加工开发利用或者没有被开发的物是什么关系,应该是什么关系,这有没有可能对我们思考下一个文明形态的一个发展本质有帮助?这个我觉得这可能是作为我们这个行业,学这个专业,甚至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应该采取的一个角度,或者一个学科的自觉。我们考古学常常讲要透物见人,原来主要是希望能见古人,认识并理解古人的行为、文化和社会,现在我们还要能透过这面文化透镜来见今人、未来人,揭示他们加入之后的物与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注释: [1]文社选编:《古玩·文物·遗产:为了未来保护过去》,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2]俞伟超、苏东海、马承源等:《世纪之交的思考:考古·文物·博物馆》,《东南文化》2000年第1期。 [3]Semaw S,Rogers M J,Quade J,et al.2.6-Million-year-old stone tools and associated bones from OGS-6 and OGS-7,Gona,Afar,Ethiopia[J].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2003,45(2):169-177. [4]Henshilwood,Christopher S.,et al."An abstract drawing from the 73,000-year-old levels at Blombos Cave,South Africa."Nature(2018). [5]Colin Renfrew and Chris Scarre,Cognition and Material Culture:the Archaeology of Symbolic Storage,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1998. [6]刘牧:《能量与文化进化》,《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2期。 [7]a张誉腾:《生态博物馆:一个文化运动的兴起》,台北五观艺术管理有限公司,2004年;b曹兵武:《生态博物馆与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博物馆》2108年第1期。 [8]曹兵武:《为历史、科学与艺术塑像---博物馆空间及展览论》,《东南文化》2013年第4期。 [9]西拉姆著,刘迺元译:《神祗·坟墓·学者》,三联书店,1991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