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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 要:本文细致梳理了殷墟遗址所见的马衔、马额饰、轭首、兽形铜扣和带环铜箍等五类车马器。指出这些器物是在殷墟时期新出现,但是在西周以后发生了较大形制变化或迅速消失。这些车马器的出现、演变与消亡,一方面体现了晚商时代车马系驾技术、水平的演进和对车马掌控能力的加强,另一方面反映了晚商时代人们对于车马使用在意识形态上的认知与态度。 关键词:殷墟时期;车马器;驭马技术;车马埋葬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秦时期中原与边疆冶金手工业”(课题编号17ZDA219)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晋陕冀地区夏商时期的生业与社会”(编号14CKG006)课题阶段性成果 家马与马车,对晚商社会而言,是新生事物[1]。将车马作为一种财物且赋予其一定的社会意义,并将之作为某个阶层人群的礼仪与意识,始自殷墟时期。作为新生器类的车马器,在实用功能之外,无疑也具有装饰与形而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作为车马系驾方式的初创阶段,车马器的种类、形制以及使用方式,尚未定型。因此,殷墟时期的车马器对于中国车舆系驾模式和车舆埋葬制度而言,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车马器琐碎繁复,不少构件的用途、定名至今未有定论,在报告整理和资料刊布时,常常不受重视。图文信息阙如,往往是车马器研究的障碍。但商周高等级墓葬若有盗扰,很多时候却仅余车马器。因此,对于车马器的形态、功能的年代学认知就尤为关键。 对于殷墟地区晚商时期的车马埋葬,石璋如[2]、杨宝成[3]、吴晓筠[4]、郜向平[5]、黄铭崇[6]诸位先后进行过讨论,我亦曾有些微补议[7]。上述研究,虽详略有别,侧重点亦有不同,但基本上已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晚商时期殷墟地区车马器种类与基本形制演变,其中吴晓筠论述尤其精彩系统。但随着公布材料的日益增多,原初不甚明晰的不少问题似仍有余意可覈。本文不揣浅陋,拟就马衔、马额饰、兽形衡饰、菌状轭首与带环铜箍几类器物的使用方式、年代、形制变化与其他相关车马器组合、使用人群等问题略作补议,权作前贤研究之续貂。 殷墟是晚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晚商时期车马埋葬资料最为丰富、集中的区域。以殷墟为个案,是观察晚商时期车马器的形成与推广、功用与演变以及其反映出的阶层区分、埋葬方式差异等等问题的最佳地点。在下文的论证过程中,我将以车马坑中尚在原位的车马器作为主要讨论对象,而以殷墟地区墓内随葬车马器作为参证进行讨论[8]。 一、马衔(附连体镳衔) 殷墟发现的非有机质马衔总量甚少(表一),与已公布的数百件各式马镳相比,马衔就难成比例。九成以上的车马坑内,马辔之上马镳尚存而不见金属马衔。因此前人多推测殷墟时期的马衔应该是皮革或绳索,此说当符合实际。 表一殷墟遗址马衔出土情况表 图一殷墟出土马衔的主要种类 1.0 4大司空M 2 3 1∶5 3 2.西北冈M 1 2 1 7∶R 1 4 4 8 6 3.小屯M 1 6 4∶R 0 0 9 1 2 1 4.0 4大司空M 2 2 6∶6 1 5.西区M 2 1 6∶1 2 6.9 1后冈M 3 3∶1 1 殷墟所见非有机质马衔数量极少,除常见的两端环首马衔外,殷墟还发现有一种镳衔连体的马衔。从形制看,殷墟发现的非有机质马衔,大体有四种形式,可分为四型。 A型镳衔连体,黄铭崇称其为C形马衔[9],井中伟称为“带钉齿的青铜衔”[10]。这种马衔一般呈两端弯曲的圆柱状,内侧各有尖齿,外侧有一个半环形钮或穿孔以承镳。标本如9 1后冈M 3 3∶1 1[11],通长1 5.6、高7.3厘米(图一,6)。在小屯M 1 6 4车马坑中还发现过一件玉质连体镳衔(图一,3)[12]。 B型直棒,两端各有一椭圆环,有的中部铜杆绞拧如麻花状。标本如0 4大司空M 2 3 1∶5 3,通长1 3.7厘米(图一,1)[1 3],西北冈M 1 2 1 7∶R 1 4 4 8 6仅存一半,残长8.6厘米(图一,2)[1 4]。 C型三节套环,每环呈∞字形,中间一环与左右两环9 0度扭曲,标本如0 4大司空M 2 2 6∶6 1,通长1 3.6厘米(图一,4)。 D型双节套环,每环呈∞字形,两环9 0度扭曲,标本如西区M 2 1 6∶1 2,通长1 2.2厘米(图一,5)[1 5]。此类马衔也极少见,除M 2 1 6的2件外,西区8 1 M 1 6 1 3车马坑[16]亦有2件。 殷墟非有机质马衔形制样态比较多,但大小比较接近,一般都在1 2～1 6厘米之间。B、C两型最为常见的马衔长度相近,通长在1 3厘米以上,接近1 4厘米。 从年代上看,非有机质马衔出现在殷墟一二期间,至四期时仍不发达。 小屯宗庙区乙七建筑基址南侧的庭院有五座车马坑或马坑(M 2 0、M 4 0、M 4 5、M 2 0 2、M 2 0 4),附属于建筑基址[1 7]。这五座车马坑,除车马器、兵器外未见其他器物伴出,但由于学术界公认乙七庭院内的墓葬与殉坑与乙七建筑基址年代相近,可根据乙七基址本身的年代判断。按前贤的研究[18],大致可知乙七为殷墟二期。因此其附属车马坑年代亦在此时。9 1后冈M 3 3虽经盗扰,但从劫余的其他器物可知该墓年代与妇好墓接近。而其它几个出土马衔的遗存单位年代则相对较晚。 因此,殷墟时期的1 1件金属马衔(另外,山西武乡上城商墓出有一件),镳衔一体的马衔年代明显较早,可以视为殷墟已知最早的马衔形态。直棒式马衔与三节套环马衔年代相近,目前无法判断哪种马衔出现的年代更早。而双套环马衔从目前的材料看,年代略晚。 镳衔一体式马衔年代偏早,还可以殷墟以外的例证证明。山西武乡上城村墓葬[19]曾出土一件铜质连体马衔,形制接近后冈M 3 3∶1 1。根据该墓伴出的铜壶、觚爵,可知上城村墓葬年代当在殷墟二期,与9 1后冈M 3 3年代相近。 第二,从埋藏规律与使用目的看殷墟马衔。殷墟所发现的1 0件马衔中,绝大多数出土于墓葬和车马坑的车舆内,在马口原位内保存的是少数。 小屯M 1 6 4在宗庙区乙七建筑庭内的西南部,坑内殉一马。殉马头部一套完整的辔头是玉、石质地,包括扇贝额饰1,玉兽面饰2,玉鸟1,玉管9,玉人面泡2,玉连体衔1,圆玉片1,蚌与绿松石若干。玉连体衔明显不实用,磕碰易碎,更像是仪式化的器物。 8 1西区M 1 6 1 3与大司空M 7 6马衔皆在马口内原位,应是实用器。 大司空M 2 2 6、M 2 3 1马衔皆与车体系驾马匹无关,以M 2 2 6为例说明。该车舆内有马衔2件,马镳4件,不但摆放在一起,配组的数量也正好契合。而M 2 2 6左服马左颊外有U形钉齿器1,紧贴之上另有一马镳;清剔出的右服马右颊仅见一件U形钉齿器(左服马右颊和右服马左颊未能清理)。两服马马镳尚在原位,但口中未见铜质马衔,说明该车舆内的马衔,不属于M 2 2 6的系驾马匹。 地近传统所称的郭家庄南地的赛格金地2 0 0 6 C K 1,坑内左服马头部嘴前发现一衔穿于镳内。从照片观察,当是卸下左马辔后摆放在头前[20]。 9 1后冈M 3 3、西区M 2 1 6发现的马衔是卸下的马辔随葬入墓的,但因有马镳伴出,当确定是实用器。 其三,关于马衔的形制演变特征。 马衔是控制马匹行进的关键构件。殷墟非有机质马衔公布材料仅有1 1件,但形制却有多种。这说明金属马衔在殷墟时期使用不多且尚未定型,更反映出说明殷墟时期在驭马工具与驭马的技术上仍属于探索阶段,没有出现稳定的驭马工具甚至技术。 上文已论证,镳衔一体式马衔年代偏早,而直棒式与三节套环式较晚。从形制角度分析,镳衔一体式马衔与直棒式马衔间的区别最小,都是以直棍式的物质卡在马的前切齿与臼齿之间的齿隙,属于同一设计理念下的产物。有机质马衔,无论是皮条、麻绳制成,都应该自马颊侧与马口之中连为一体。这无疑就是镳衔一体式马衔的最初设计理念来源。即便有机质马衔换为硬木棍,也应该也是一根直棒式的物质。但有机质马衔不耐磨损,皮条和麻绳制成的马衔易被臼齿磨断,亦即《庄子·马蹄篇》所谓“为诡衔窃辔”;硬木马衔也容易在口腔潮湿环境内朽烂,所以非有机质的金属马衔就是驭马术进步的必由之路。因此,殷墟镳衔一体式马衔应该是第一批利用晚商铸造技术探索出现的新事物,但由于这种马衔的实际控御中,由于整体活动性能并不便利,不如分体的镳衔灵动。因此必然在技术层面需要有二次革新,将之改革为分体镳配用直棒式马衔。 但是,直棒式马衔有折转生硬,且在运动中不能更好地适应马齿隙结构的缺陷,所以商人因而陆续开发出了各类铜镳[21]和链条式马衔予以替代。经历不断的摸索阶段后,商人终于发现两节套环的链条马衔最符合实际需求,所以两节套环马衔出现最晚。但也由此确立了中国古代马衔的主体形态。这个过程可能一直持续到西周时期方才完成,且很可能与周人带来的先进驭马技术与理念有关[22]。在殷墟以外,商末周初的晚商“方国”和西周初年的殷遗民墓地中,仍能见到直棒式马衔的身影。比如,在西安老牛坡殷墟四期的车马坑[23]、滕州前掌大墓地M 9[24]、长子口墓[25]中都能见到直棒式马衔。但在西周早中期之际以后,直棒式马衔就基本消失了。目前所见年代最晚的直棒式马衔,见于大河口墓地M 2 0 0 2,年代约在穆王时[26]。 二、马额饰 马额饰是指在马额双目正中偏上位置的马器,一般属于马辔的一部分,兼有装饰与系联马辔的作用,与西周时期常见的歧角形当卢功能相同,但是否也可称为“当卢”尚需斟酌。本文稳妥起见暂称为额饰。殷墟的马额饰可根据形制分为五类。 A类贝壳形饰,单体的扇贝样,有石质、玉质或铜质,铜质的背后皆有横梁,一般长6～8厘米之间。标本小屯M 2 0 2∶4 3,贝形,镶嵌有绿松石,长7.3、宽6.6厘米(图二,1)。9 1后冈M 1 2∶0 3 0,长7.8厘米(图二,3)。9 1后冈M 1 6∶6,石质,长5.5厘米(图二,2)。武官大墓殉人坑W 8出土两枚,北墓道内出土一枚[2 7],铜质,高7、宽7厘米(图二,5)。 B类比较大的圆形铜泡,形制相近,背后一般有二横梁,一般直径在6～8厘米间,大于一般的铜泡。标本0 4大司空M 2 3 1∶4,直径7.4厘米(图二,7)。 C类水滴形饰,发现极少。目前仅见于武官大墓墓道殉马坑N 3其中三匹马的额部,高6.4、宽3.2厘米(图二,6)。 D类兽面形饰,公布材料中仅见于西北冈M 2 0 1 7。标本西北冈M 2 0 1 7∶R 0 0 1 1 9 5,背后有一X形梁,长约8.2、宽约9.3厘米(图二,8)。 E类蚌环,发现较少。可以郭家庄西南地的M 5 8残车马坑马额饰以的大蚌环为例。 从年代看(表二),马额饰基本上伴随着车马同时在殷墟出现,但最初应该仅有装饰作用。小屯M 1 6 4马头部的玉质辔头中有一件扇贝额饰,是殷墟目前已知年代最早者。这件扇贝装饰,应当仅有装饰作用。略晚于M 1 6 4的小屯M 2 0 2虽被多次破坏,但可看出一车二马。马额上有铜质镶嵌绿松石的扇贝形饰。这一时期的墓葬9 1后冈M 1 2,盗洞内也发现了3件铜扇形饰。最晚的扇形马额饰,可能是殷墟四期的9 1后冈M 1 6盗洞内的石扇形饰。 殷墟二期贝形额饰使用的同时,还有一类水滴形的铜泡也被作为额饰使用,但数量极少。此类器物从形制看,不排除是年代稍晚的镞形鼻饰的源头。 殷墟二期以后,马额饰逐步定型,在能够确定的三、四期的车马坑内,所发现的马额饰,皆为直径在5.5～8厘米之间的圆形带梁铜泡。梅园庄M 4 0南车所殉两马[28]、郭家庄西南的平原制药厂家属楼区发掘的车马坑M 5 2、马坑M 5 1[29]、大司空M 2 3 1车马坑两马、1 9 5 3年大司空村发掘的车马坑M 1 7 5两服马[30]、1 9 7 2年西区M 7坑内两服马[31]、赛格金地C K 1两服马等皆使用此种圆形铜泡作为额饰。由在车马坑马额上原位保存的铜泡,可反推类似7 1后冈M 1 1[32]、8 6郭庄村北M 6[33]出土的2件大铜泡,都是在墓葬中随葬被拆下的同类额饰。可知,至少从小屯M 5以后,马额装饰基本上就定型为较大的圆形铜泡。 在圆形大铜泡和水滴形泡作为额饰之外,殷墟也有使用蚌环作为额饰的。郭家庄残车马坑M 5 8的马额位置以一个大蚌环作为装饰。由于蚌环易碎,所以此类蚌环很可能是有附着在皮质衬底之上的装饰。西区M 1 5 1车马坑[34],一车二马,右部被破坏,坑内未见殉人。平面图与图版显示在左马额部有一圆形装饰,但不确定是大铜泡还是蚌环,但属于额饰无疑。 需要说明的是西北冈M 2 0 1 7发现的“马冠饰”。该坑资料未全部公布,但从图录公布的信息看,该坑为仅存一半的马坑,内有两具马头骨和相应的马羁青铜饰件。坑内发现的镶绿松石兽面饰,材料公布者黄铭崇先生认为这可能是一种马冠[35],亦即马额饰。但由于资料尚未全部发表,不能确定此单位的年代。 大略而言,殷墟的马额饰年代较为明确,形制演变规律也比较清晰。最初的马额可能是以扇贝装饰,随后有铜铸的扇贝形额饰。在殷墟二期以后,圆形的铜泡逐渐成为了马额饰的主流,并一直流传至商末。但在圆形额饰流行的同时,也存在用蚌环或扇形饰使用的例证。 从埋葬规律看,大部分在车马坑内发现的马额饰,多是在马额头原位的,个别额饰被从马额上卸下放置。比如1 9 7 2年西区M 7坑内埋葬一车两马,车后殉一人。左服马辔被卸下摆在头端,但身上的鞁具似未卸下,右服马的马辔与鞁具则全部被卸下,放在车辀旁。 图二殷墟出土马额饰的主要种类 1.小屯M 2 0 2∶4 3 2.9 1后冈M 1 6∶6 3.9 1后冈M 1 2∶0 3 0 4.9 1后冈M 1 2∶0 3 5.武官大墓出土6.武官大墓出土7.0 4大司空M 2 3 1∶4 8.西北冈M 2 0 1 7∶R 0 0 1 1 9 5 表二殷墟遗址马额饰出土情况表 马额饰的出现,不仅仅是一种马辔的装饰,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代表了一种马辔的系联方式。 在乙七前五座车马坑的整理过程中,石璋如先生根据马头上的各类构件辨识出,M 2 0与M 4 0车的服马存在两种不同的马辔系联编串方式,一种以M 4 0为代表,马辔在马额至鼻正面正中呈“工”字形或“王”字形编串(图三,1、2);一种以M 2 0或M 2 0 2为代表,马辔在马额正面呈金文“五”字形(图三,3)。复原的细节或有可商,但两种复原方案的差别却是十分明确的———是否有一根辔带沿马鼻骨正中纵向联系马额与马鼻上方的横向辔带。从后代较为明确的马辔来看,这两种方式都比较常见。但只要采取“工”字形或“王”字形的编串方式,纵横的辔带就需要在马额处相交打结。马额饰的作用之一就是便于辔带的编串交叉。因此无论扇贝形泡还是圆形泡,背后都有横梁,就是为了便于皮条串联折转。 图三石璋如先生根据小屯M 2 0、M 4 0复原的马辔串联方式 图四殷墟出土轭首饰的主要种类 1.0 4大司空M 7 6∶1 2.侯家庄M 1 1 3 6-1 1 3 7∶R 0 1 5 2 6 5、R 0 1 5 3 2 5 3.9 5铁西城建M 4 0∶8 A 三、菌状轭首 轭首饰是用以包裹木轭顶端的铜质构件,殷墟最常见轭首饰,多呈菌状,其大小差别不大,一般都在6～7厘米左右。顶部形制根据下部是否与轭颈一体可分为两型。 A型与轭颈为分体的两个部分,因此下口为圆形或椭圆形。可根据菌状伞帽的突出程度不同分为两式。 Ⅰ式:菌状伞帽不突出,腰身收束不明显,标本如侯家庄M 1 1 3 6-1 1 3 7∶R 0 1 5 2 6 5、R 0 1 5 3 2 5,高6.4、下口径3.8厘米(图四,2)。 Ⅱ式:菌状伞帽突出,腰身收束明显。标本如9 5梅园庄铁西城建M 4 0:8 A,下口直径3.4厘米(图四,3)。 B型与轭颈浑铸为一体,因此下口为适应轭颈,而呈椭方或方形。标本如0 4大司空M 7 6∶1,下口长6.8、宽4.6厘米(图四,1)。 轭首饰出现时间很早,从西北冈1 1 3 6-1 1 3 7号车马坑起,殷墟就已经出现了铜轭首饰。在整个殷墟时期,铜轭首饰一直延续不断(表三)。从零星公布的图像资料可知,西北冈1 1 3 6～1 1 3 7坑部分车轭上存在轭首饰,顶部的菌状伞帽都不太明显,很多轭首饰镶嵌绿松石。小屯M 2 0大车、小车各发现轭首两件,轭首与轭枝分离,且没有轭颈饰和轭箍。小屯M 4 0发现轭首饰1件,形制与M 2 0接近,但菌首凸棱都不突出。从形制看,这几件轭首顶部凸棱不甚突出,是较原始的菌状形态。[36] 殷墟三期时,轭首饰的形制开始出现变化,原先不太突出的菌首帽,开始如伞状凸出,腰身开始有较明显的收束。差不多同时,也开始出现了轭首与轭颈连体混铸的轭首饰。0 4大司空M 7 6,车軏两侧各有一车轭,轭顶部装有菌状轭首饰,为首颈相连式。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郭家庄M 1 4 6车马坑以南5米羊车坑M 1 4 8,内有2羊1人,羊首的方向与车马坑方向相同。羊坑内发现的两件菌状轭首,形制与马车的轭首相同,但要个体小,下口径仅2.7厘米。这很可能是一个羊车的“服羊”埋葬坑。 还有一些原来定名不确定的器物,也应属于轭首饰。西区M 1 7 1 3出土一件“铜套管”,应为菌状轭首[37]。赛格金地C K 1发现铜轭2件,原报告云铜轭无“轭帽”,但在图版的器物图中,却存在菌状轭首。从图版看,当为分体菌状轭首。C K 1东侧相距约0.4米处的马坑M K 1内,除马器外,另有2件车轭,但未发表图像和文字记录,形制不明。 表三殷墟遗址菌状轭首出土情况表 从埋葬方式来看,殷墟时期的轭首饰基本上全部出于车马坑,且基本位于轭上的原位。仅在殷墟最晚时期的西区M 1 7 1 3在墓内随葬卸下的轭首饰。 车轭是车前部位置最高,也可以看做是全车前部的视觉焦点。轭首饰的出现,起初应该仅是以金属套管保护轭首,随后装饰性能逐步加强。在殷墟冶金工艺进步的技术支持下,轭首饰越发凸显其装饰和彪炳作用。 四、兽形衡饰 兽形衡饰形制较为固定,有圆形和兽形两类,后者有的简报称为兽面铜扣,一般高6～7厘米,宽6厘米左右,较一般兽面铜泡或铜扣为大。根据整体形态差异大体可分为三型。 A型兽面形,形状类似饕餮纹,兽面浅浮雕,背后有一横梁。有的做工细致,兽眼呈“臣”字形。一般高6～7厘米,宽6厘米左右。标本如0 4大司空M 2 2 6∶6 4(图五,1)。 B型牛头形,与A型的差别,仅在于形状做带角的牛头形,背后亦有一横梁。大小与A型接近。标本如0 4大司空M 2 3 1∶1 1(图五,2)。 C型圆形兽面泡,背后有横梁。标本如小屯M 2 0∶R 2 2 8 6,背后双横梁,直径约4.7厘米(图五,3)。小屯M 4 0∶R 1 9 2 3,直径6.2厘米(图五,4)。 从埋藏规律看,殷墟时期所发现的兽面衡饰基本上都出土于车马坑的车衡原位之上,个别随其他拆卸下的车器堆放在一起随葬或放在车舆内埋藏。 从形制看,A、B两型兽面衡饰除了外形不同,基本上没有本质的差别。 从年代看,兽形衡饰的出现年代较晚,似乎在殷墟四期前后才开始逐渐流行。在殷墟四期以前,目前仅有个别C型兽面圆泡。小屯M 2 0大车的车衡上发现一组圆形铜泡,其中车軏左侧有一件圆泡较大;小车车軏左右亦发现了两件圆形铜泡,石璋如先生认为安装时应朝向马一侧。同时期的小屯M 4 0车马坑内,两车轭内侧都发现了一件直径约6.2厘米的圆形铜泡,石璋如先生认为此类安装在车衡上的较大的圆形铜泡是衡中饰。 因此,圆形铜泡很可能就是兽形衡饰的前身。或者可以进一步说,说兽形衡饰就是铜泡多元化运用改革的产品,是一种专用的铜泡。 图五殷墟出土的兽形衡饰主要种类 1.0 4大司空M 2 2 6∶6 4 2.0 4大司空M 2 3 1∶1 1 3.小屯M 2 0∶R 2 2 8 64.小屯M 4 0∶R 1 9 2 3 图六1 9 5 5张家坡S C C M 1 6 8服马辔带与车衡上蚌泡关系 图七殷墟出土带环铜箍的主要种类 1.0 4大司空M 2 3 1∶1 8 2.5 9孝民屯M 1∶1 0 3.西区M 1 7 1 3∶? 从使用位置看,此类兽形衡饰一般分列于车軏两侧与车轭之间的车衡内侧,但更贴近车軏。除圆形泡面石璋如先生认为朝向马侧外,其余位置明确的衡饰兽面一侧似乎都朝向车舆。梅园庄南地9 5 M 4 1兽面衡饰出土位置较为明确,兽面朝向车舆,背后横梁紧贴车衡。除0 4大司空M 2 3 1外,都是对出,即成对的两个中,一个位于左轭的右侧,右侧的一个位于右轭的左侧。换言之,即此类兽形衡饰是安装在车軏与车轭之间的衡内侧。 0 4大司空M 2 3 1发现兽面衡饰1,与另外一对牛头形衡饰配合使用。该车车軏两侧分别安置一枚牛头形衡饰,从平面图观察,有一件兽面衡饰在衡左车轭与牛头形衡饰之间。由于该车的左轭已经向左侧倾倒,且无细部照片或大比例线图参照,无法准确判断车轭是否原当在兽面衡饰和牛头形衡饰之间。 对兽面衡饰的功能,除了装饰作用外,目前没有学者明确论证。但从使用位置推测,此类器物的功能应当兼具车轙与衡中饰的作用。一方面,在驭马驾车时,缰辔自车舆御者手中越过车衡达于马辔,但缰辔如不加以控制,则会在车衡左右任意游移,因此车衡上设置车轙就可以限制缰辔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车軏与车衡相交后,需要在车軏周围以皮条捆扎束裹使其与车衡固定,制衡车軏前后游移,同时防止车衡左右滑动。没有车轙与衡中饰时,无论控制缰辔还是固定车軏的皮条都缺少控制并定位的铜构件。 从兽面衡饰的摆放位置看,恰好可以具备控制的作用。虽然目前没有实际的田野迹象证明衡饰控制皮条从兽面衡饰背后的铜梁穿过,但从出土位置和功能角度思考此类器物,上述推论的可能性是较大。1955张家坡S CCM168车马坑1、2号车[38]均在车衡内侧中部軏两旁各有一枚大蚌泡,蚌泡泡面朝向车舆一侧,由蚌泡向两服马的内侧各引出一条革带与辔相连(图六)。这种蚌泡与晚商兽面衡饰安装位置、朝向相同,性质也应一致。且张家坡该车马坑的埋藏方式与晚商时期殷墟的车马坑埋藏方式几乎没有差别,应该是殷遗民贵族所有的车马坑[39]。因此在车衡上的衡饰安装与功能角度与殷墟并无太大差别。 表四殷墟遗址兽形衡饰出土情况表 表五殷墟遗址带环铜箍出土情况表 另外,殷墟时期的车轙与兽面衡饰不共出可作旁证。殷墟时期车轙数量极少,95梅园庄M40被拆卸的小车车衡上有一对车轙,但衡上并无兽面衡饰。 五、带环铜箍 带环铜箍在殷墟的发现数量极少,但形制接近,为一圆管,一侧管外壁铸接一圆环或二圆环。根据圆环数量差异,可分为三型。 A型一侧管外壁有单环。标本04大司空M231∶18,高3.5、直径3.2厘米,环内径1.9厘米(图七,1)。 B型管外壁两侧各有一环。标本59孝民屯M1∶10,高2.3、直径2.4厘米(图七,2)[40]。 C型管外壁有一丁字形凸棱。标本西区M1713∶?,横截面一侧平,一侧马蹄形,长3、高2厘米(图七,3)。 这几件带环铜箍(表五),年代较为集中,出土单位年代确定的皆在殷墟四期,说明在殷墟四期以前,此器可能尚未被发明应用。 从形制看,虽然三型有所差异,但总体的功能用途应是相同的,即在铜箍的銎孔中贯穿皮带或木质物体,其外的铜环或丁字形凸起则可以穿绳或利用凸起捆缚缠绕皮条或绳索。 从出土位置看,除了大司空M303[41]与西区M1713是与其他拆卸下的车马器堆放在墓室中外,发现于车马坑的几件出土位置有明确的规律,都发现于右车舆以外和右轮内侧之间,位置较低贴近舆底或车轴的平面。有的位置在车轴以前,有的则在车轴后部。除了上述例证之外,西区M43车马坑[42],前部被破坏,但平面图显示在右轮与车舆之间的位置,有一件器物疑似带环铜箍,但可惜在文字描述与登记表中未见对此器的记录。 由于这几座车马坑的车体结构清理较为明确,说明木质痕迹保存较好,但却未发现穿过铜箍内木质痕迹,因此,此类带环铜箍箍内穿过的当也是皮革或者绳索。联系到出土位置,笔者怀疑此器或与控制辔靷有关,其功能可能性有三: 一种可能是,此箍与协助辔靷顺利绑缚在车轴上有关。箍内承两服马之靷,箍外铜环系绳绑缚于车辀或车轸之上。若果,则带环铜箍很可能就如始皇陵2号铜车车辀下的续靷之环功能相同。但此类器物发现不在车辀正中下端,而总是偏向右侧,目前尚无法圆满解释。 另一种可能是,此箍与御者手中所控的缰辔有关。箍内承两服马外侧之缰,以使缰绳不游移;箍外铜环系绳绑缚于车轸或车轴,用以防止缰绳后端在停车或疾驰时,不下垂缠绕于马腿或车轮内。但这一种可能需要御者乘坐于车舆的右侧,这与周代御者居左或居中不同。 最后还有一种可能,是此器是车舆右外侧旗杆上的铜箍,旗杆下端接在车轴上。但这种可能的前提是带环铜箍箍内应有木质痕迹,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被辨识出来。 三种可能性皆基于带环铜箍的出土位置而发,并无任何旁证参佐,目前仅是可能。 六、小结 前述五种车马器,大多是在殷墟时期新出现,却又在西周以后发生了较大形制变化或迅速消失的种类。这些器物的出现、演变与消亡,一方面体现了晚商世界对于新生事物车马的系驾技术、水平的演进和掌控能力的加强,另一方面反映了晚商世界对于车马实用在意识形态上的认知与态度。 从使用人群看,能够使用上述五种车马器的人群,应该还是少数,且身份地位十分显赫。当然,这与上述几类器物多出于车马坑有关。由于车马坑在殷墟就属于高等级贵族才能拥有的配设,所以自然决定了上述器物的不寻常。 五类器物在晚商时期的殷墟形制推陈出新,且出土数量也很有限,说明晚商时期对于马的驾控能力尚未成熟,车马系驾工具种类都还在尝试调试、探索的阶段,远未能达到统一的技术体系标准,甚至有可能连马辔和鞁具的编连方式都未能定型。但这五种器物都是晚商时期新发明或逐渐革新的新器物,较突出的实用性反映出,晚商社会对于车马系驾方式的重视,和逐步掌控与优化革新的取向。若从技术层面说,晚商社会高超的青铜器铸造工艺水平,为这些器物的不断改进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与保障。从形制演变的角度说,上述器物的演进趋势,核心方向完全相同,都是在向着如何利用铜质构件有效控制各类皮带,以便能更好地控御马匹并保护驭马与控马的木质构件。 从晚商贵族的形而上认知态度看,这些新的车马构件又反映着晚商世界的意识形态。殷墟发现的马衔,有实用器,亦有仪仗类的玉石马具。从丧葬理念上看,车马器在晚商时期葬仪之中尚不是重要组成部分。与西周时期马冠、当卢的流行、常见程度相比,似乎马额饰在晚商时期也并不是特别流行,而且圆铜泡多数是素面,也并未形成以马额饰作为马车礼仪视觉感的审美传统和制度。菌状轭首的菌首随时代演进增大,轭帽逐渐凸出,且帽顶一般饰有兽面纹,这是“使商贵族的马车呈现出商文化独特的视觉感”[43]。菌状轭首在西周早期以后迅速消失,也说明菌状轭首可以作为商人与周人对车体装饰风格认知的差异。而且,这种设计明显未给车銮预留位置,从一个侧面说明,车轭与车銮不是晚商车辆仪仗彰显威仪的核心。 在材料的梳理中,也十分清晰地显示,晚商丧葬观念中看重的,是以车马坑陪葬或祔葬,作为墓葬的附属,威权与财富的力量,在于有无车马坑,而非用车马器随葬。带有装饰、仪仗意义的车马器,基本上是与车马一起埋葬,却基本不入茔穴。这与周代比较广泛的,拆卸车马具随葬入墓的理念有着非常本质的区别。由上述现象继续反推,上述五类车马器,应当是作为正在探索过程中的“新奇”驭马器,是为高阶人群所看重的。虽没有深入商代丧葬礼仪的核心,但又在表达着商代世界的人群认同和审美认知。 当然,能够率先使用这些新奇车器的人群,除了显赫的地位可以尝试新奇之外,可能还有身份认同的意义在其中。黄铭崇曾提出镳衔一体式马衔与骑乘马匹有关,晚商时期应该存在骑马人群[44],但由于证据不足,本文仅备一说。吴晓筠与黄铭崇曾先后讨论过商周时期车銮的出现与差异[45],综其所论可知,殷墟零星发现的车銮和有銎球铃器可能代表了晚商时期还存在另一种车体装饰取向,且很可能与草原人群有关。 总而言之,上述五类车马器虽然琐碎微小,似乎不甚起眼。但它们代表了马车在进入中原地区后,商人如何在学习模仿车辆制作、系驾技术后,努力在技术层面探索革新,并将之逐步构建为商代葬仪和丧葬埋葬品类的一部分,所做出的探索历程。同时,对这些器物的功能认知和形制演变规律的总结,也将为部分晚商墓葬的年代与文化属性判断提供一二参证。相信伴随着材料的积累,对于商周车马系驾方式的了解,也将会更加深入。 注释: [1]虽然在二里头宫城南部、新郑望京楼遗址、偃师商城大城东北等地点都曾发现车辙印痕,但从轨距来看,皆在0.9~1.2米间,似非马车。有学者指出在郑州商城曾发现铸造车軎用的陶范,经笔者实物检视,非车軎范。另外有学者在论文中提及偃师商城东北隅曾发掘出的1件青铜车軎在新出版的《偃师商城·第一卷》第120页注中明确说明,“后经有关专家鉴定青铜车軎和辖为东周时期器物”(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13年)。因此本文仍将讨论的范围定在材料较为准确的晚商时期。动物考古学家的意见较为一致,皆认为目前的材料显示,中原地区的家马最早出现在殷墟一期。作为一种引进的动物,与其特殊功用——作为牵引马车的役畜有关。 [2]石璋如:a.《殷代的弓与马》,《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5本,1964年;b.《殷代的车子》,《大陆杂志》第36卷第10期,1968年;c.《小屯四十号墓的整理与第一类甲种车的初步复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0本下册,1968年;d.《殷代第一类车的舆盘之演变》,《华冈学报》第8期,1974年第7期;e.《殷代的第二类车》,《总统蒋公逝世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第1011页,1976年;f.《殷代车的研究》,《东吴大学艺术史集刊》第9期,1979年;g.《殷车复原说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8本2分,1987年6月。 [3]杨宝成:a.《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年第6期;b.《殷墟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 [4]吴晓筠:a.《商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青铜车马器形式研究》,《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b.《史语所藏商代“辖首饰“的新认识》,《古今论衡》第13期,2005年11月;c.《商周时期车马埋葬研究》,第93~110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d.《商周之际的车马埋葬》,《“周边”与“中心”:殷墟时期安阳及安阳以外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 [5]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第132~138、189~193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6]黄铭崇:a.《商代的銮及其相关问题》,《古今论衡》,第17期2007年12月;b.《从商代的“C形马衔”与“尖锥策饰”看商代的“骑兵”问题》,《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 [7]常怀颖:a.《殷墟车马埋葬补议》,《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80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7年;b.《周初“三都”的葬车及其相关问题》,《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8]常怀颖:《殷墟车马埋葬补议》,《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80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7年。 [9]黄铭崇:《从商代的“C形马衔”与“尖锥策饰”看商代的“骑兵”问题》,《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 [10]井中伟:《錣策、钉齿镳和镝衔——公元前二千纪至前三世纪中西方御马器比较研究》,《考古学报》2013年第3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 [12]石璋如:《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二·中组墓葬》,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年。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14]梁思永、高去寻:《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第六本·1217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殷墟西区发现一座车马坑》,《考古》1984年第6期。 [17]a.石璋如:《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北组墓葬》,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b.吴晓筠:《载驰载驱——小屯商代车马坑器物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06年。 [18]a.石璋如:《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建筑遗存》,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年;b.朱凤瀚:《论小屯东北地诸建筑基址的始建年代及其与基址范围内出土甲骨的关系》,《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c.陈志达:《安阳小屯殷代宫殿宗庙遗址探讨》,《文物资料丛刊·第10辑》,文物出版社,1987年;d.唐际根:《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3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e.杜金鹏:《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 [19]王进先、杨晓宏:《山西武乡县上城村出土一批晚商铜器》,《文物》1992年第4期。 [20]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2004~2008年殷墟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11年。 [21]对于铜镳的改革,笔者将有另文论述。 [22]常怀颖:《周初“三都”的葬车及其相关问题》,《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23]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文物出版社,2005年。 [2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2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号墓发掘》,《考古学报》2018年第2期。案原报告将两件直棒式马衔称为“条形饰件”,但从随葬位置看,两器恰与卸下的马镳、马络摆放在一起,且从长短看器物长11.2厘米。综合摆放位置和器形大小,当必为直棒式马衔无疑。 [27]郭宝钧:《一九五○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梅园庄东南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98年第10期。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30]马得志、周永珍、张云鹏:《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九册。 [3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新发现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72年第4期。 [3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 [33]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郭庄村北发现一座殷墓》,《考古》1991年第10期。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35]a.李永迪编:《殷墟出土器物选粹》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年;b.吴晓筠编:《武丁与妇好——殷商盛世文化艺术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年。 [36]石璋如:《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北组墓葬》,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3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 [39]同[22]。 [4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孝民屯的两座车马坑》,《考古》1977年第1期。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43]吴晓筠:《君子蛮音銮铃在周文化中的意义与转化》,《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 [44]同[9]。 [45]黄铭崇:《商代的銮及其相关问题》,《古今论衡》,第17期,2007年12月;b.吴晓筠:《君子蛮音:銮铃在周文化中的意义与转化》,《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 (原图表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