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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 要:炎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这是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发展形成的共识。中国古代文献记述中的炎黄时代的各种事物与事件, 大都属人文肇始至中国国家形成时期。依据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并结合文献记载, 神农氏与炎帝分属两个历史时期。炎帝时期 (狭义的炎帝时代) 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年时期, 是中国文明的起源阶段;黄帝时代 (五帝时代) 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时期, 可以分为黄帝时期、颛顼帝喾时期、唐尧虞舜时期早中晚三个阶段, 是中国文明形成时期中的三个阶段。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 先是小区域内没有“王权”的“古国文明”, 而后是产生初具“王权”而缺乏有序管理机构、仍然是小区域特色的“古王国文明”, 最终形成以中原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的具有王权与王室文化特征, 以及具有初步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即国家管理体系的“王国文明”。“红山文明”“良渚文明”“陶寺文明”分别是中国文明形成三个过程的代表。 关键词:炎黄; 炎帝时代; 黄帝时代; 中国文明; 红山文化; 良渚文化; 陶寺文化 作者简介: 朱乃诚 (1955—) , 男, 上海人,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暨专家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18@ZH003) 一、引言 中国文明起源是中国国家的起源, 探索的是中国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这是一个史学命题。但是, 这个课题仅仅依据文献资料是说不清楚的, 只有依赖于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 结合文献史学、人类学, 并充分利用各种现代自然科学手段, 才能进行探索解决。 目前我国发现确认的最早的文献资料, 是出土的商代晚期的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证实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代历史是可信的。据此推测《史记·夏本纪》所记载的夏代历史也应是可信的, 只是直到现今还没有被出土文献资料所证实, 还在探索之中。司马迁《史记》中还记述了夏代之前的尧、舜、禹以及尧、舜、禹之前的黄帝与炎帝, 这些历史也还未得到证实, 有待今后的继续探索。 本文论述的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 试图与探索中国远古的炎黄时代联系起来进行。因为中国古代文献记述中的炎黄时代的各种事物与事件, 大都属人文肇始至中国国家形成时期的现象。这些现象主要属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两个阶段的内容。 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 明确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并进行实证性探索的是1955年李济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所做的题为《中国文明的开始》的学术演讲[1]361-400, 而依据的资料则是1928年开始进行的对安阳殷墟10年15次的考古发掘资料。所以, 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 可以从1928年算起。 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 大致经历了4个时期。即1928～1976年的资料积累期, 1977～1985年的初步探索期, 1986～2000年的全面开展期, 2001年以来的深入探索期。 (一) 1928～1976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在1928年至1976年期间,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大体上处于资料积累的初始阶段。1928年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 可作为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 其中又可以以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为探索夏文化而开展的豫西考古调查发现偃师二里头遗址为标志, 将这一时期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 1928年至1958年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 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为探索商代文明, 对安阳殷墟进行了10年15次的发掘。发现了商代后期王都的宫殿宗庙建筑基址群、甲骨档案库、王陵和千余座为祭祀王陵而牺牲的小墓或祭祀坑, 出土了一批反映商文明特点的甲骨文、青铜礼器、兵器、车饰等。这些发掘成果, 使吕振羽、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首先认识到殷商时期已经出现国家 (1) 。另一方面是追寻殷墟商文化的源头, 在山东、河南等地探索龙山时期文化遗存。 (2) 1959年至1976年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 主要是围绕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与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来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 以及探索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私有制起源问题。 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 至1973年全面展露出一座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宫殿建筑基址, 以及一批铜器、玉器和大型石磬等, 并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4期, 宫殿基址、铜器、玉器属第3、4期。这些发掘资料公布后, 围绕夏文化探索或早商文化研究, 对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展开了初步探索。 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私有制起源问题的探讨, 主要是伴随着对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而展开的, 其中, 对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及有关问题的讨论, 是引发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 1977～1985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1977年以后, 依据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成果, 明确地提出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课题。标志这一阶段开始的研究工作有两项:一项是唐兰对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 (或称陶文) 的研究。通过研究他提出中国有6 000多年的文明史 (2) 。另一项是由安金槐率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的夏文化探索。在这一探索过程中, 他们在登封告成镇西发现王城岗城址。 1977年至1985年期间,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尚属初步探索阶段, 其特点仍然是以考古探索为主导, 仅在局部领域展开, 并依据日益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提出了重新评估中国古代文明的课题, 而最重要的是开始了从理论上对具体个案进行分析研究。 这一时期形成的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显著推动作用的成果, 主要有以下几项。 (1) 开展山西省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提出了早期国家起源、晋南夏人遗存、尧舜时期的史实、距今4 000年以前的古国等问题, 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2) 对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形成初步认识。最主要的成果是江苏省武进寺墩良渚文化“玉敛葬”墓的发现和对其认识的深化、上海市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土墩墓地的全面发掘。这为良渚文化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做出了重要贡献, 促使研究者开始重视对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 (3) 史前城址的发现与研究。至1985, 除登封王城岗城址外, 发现的史前城址还有:河南省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山东省寿光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址等, 都是土筑的城墙。这标志着我国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研究, 开始进入实质性的探索阶段。此外, 1983年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一座仰韶文化晚期面积达290多平方米的“殿堂”式建筑[2], 引发后来人们对仰韶文化晚期已产生中心聚落址的思考。 (4) 辽西地区凌源东山嘴与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大型祭祀建筑遗址与积石冢群的发现, 为红山文化研究提供了大批全新的资料, 促使研究者对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的研究进行新的思考。 (5) 夏文化探索中有关研究热点的形成。主要有:夏文化概念的明确, 王城岗城址是不是夏都, 二里头文化是不是夏文化, 以及偃师商城的发现及其为汤都西亳的论证。这些研究热点的形成, 极大地推动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展开。 (6) 严文明提出龙山时代概念[3], 以说明距今四五千年间在广大区域内出现的文化趋同现象。龙山时代一名的提出, 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在探索距今四五千年间的社会历史、文化面貌方面, 开始获得突破, 为后来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对龙山时代进行重点探索奠定了基础。 (7) 安志敏等人对早期铜器 (指商代以前的铜器) 的研究[4,5]。这对后来开展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青铜器这一文明要素的起源研究有重要影响。 (8) 田昌五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田昌五提出中国奴隶社会形成于夏代之前, 开始出现的是部落奴隶制王国, 古籍中记载的黄帝、炎帝和蚩尤之间的循环战争, 标志着中国文明的开端。而夏朝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这标志着人们开始从传统古史的文献角度探索中国文明、国家的起源。1987年, 他发展这一观点, 提出中国已有5 000年的文明史 (3) 。 (9) 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提出正确对待有关中国远古历史的文献资料, 提出了将考古与文献研究相结合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方法 (4) , 为进一步将考古学研究和历史文献研究相结合, 通过对传说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开辟了极大的研究空间。 (10) 夏鼐对中国文明起源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夏鼐于1985年出版了《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这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史上划时代的文献, 是这一阶段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在该书中, 夏鼐在理论上澄清了以往对文明概念的模糊认识, 明确了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方法与途径, 以及探索的对象与范围, 初步解决了中国文明形成研究的基本范畴。 他的主要观点如下: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二里头文化, 至少是它的晚期, 是已达到了文明的阶段;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中国文明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 (5) 。他的这些论断, 为今后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三) 1986～2000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开始这一阶段研究工作的标志性事件是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全面介入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苏秉琦提出:辽西发现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坛、庙、冢”等遗存, 是中华文明的新曙光, 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6]。他还提出了“要复原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的本来面貌, 复原中华民族历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的奋斗目标[7]88-90。苏秉琦提出这些新观点的直接后果, 一方面是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 另一方面是促进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展开。 1986年至2000年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 在宏观上获得的重大进展,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发现了一大批距今四五千年或五千多年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 丰富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内涵, 将中国的一些文化成就向前推进了几百年, 甚至是上千年。 (2) 对几个主要区域 (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比较优越的区域) 的文明化进程, 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其中, 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 也越来越明显, 人们对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如龙山时代形成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分布格局, 龙山时代中原的陶寺文化及年代晚于它的二里头文化所显示出来的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作用等, 都是不可被低估的。 (3) 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 尤其是公元前1万年或者是距今6 000年至秦统一前的社会特征与特点、发展阶段等问题加深了认识。 (4) 最重要的成果是苏秉琦提出的中国国家起源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发展阶段和中国国家形成具有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种发展模式, 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特点等全新的认识[7]231-251。 (四)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21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最为重要的有三个方面。 (1) 中原地区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心性城邑聚落研究获重大突破, 主要是再度启动了对山西省襄汾陶寺、河南省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等遗址的大规模发掘, 并获重大进展。 (2) 2007年以来良渚遗址群发现城墙并确认了良渚古城, 古城外围的堤坝等大型水利系统、莫角山中心遗址上宫殿宗庙等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 明确了良渚遗址群的布局。良渚文明在整体上得到彰显。 (3) 公元前3800～公元前3300年间一批重要文化遗存的发现。如2007年第5次发掘安徽省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公元前3300年以前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一座大墓 (2007M23) (6) 、2010年以来发掘江苏省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发现崧泽文化早期的大型墓葬埋葬区 (6) 、2004年以来发掘河南省灵宝西坡遗址发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大型房址和高规格的墓葬等 (6) 。这些新的重大发现, 使得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公元前4000～公元前3300年间的社会文明程度。 此外, 还有学者从理论上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进行探索。王震中的《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一书, 全面阐述了“文明和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 (农耕聚落—中心聚落—都邑邦国) 、进入国家社会之后所经过的“邦国—王国—帝国”的发展以及对“夏商周三代为复合制国家结构”的认识 (7) 。 目前, 学术界形成的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认识, 基本上可以以进行了12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项报告为依据。兹摘录如下。 大致在公元前3800年开始, 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地区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公元前3300年以来, 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公元前1800年前后, 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 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 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突出特征是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中心城市和强制性权利等四个方面的发展。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 证实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特征。 “多元一体”。即多元一体文化现象背后的各种地方社会, 在其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 在各自的环境基础、经济内容、社会运作机制以及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方面, 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 呈现出多元格局, 并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 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 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兼容并蓄”。即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 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 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 “绵延不断”。即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兼容革新能力, 成为了其长期生长的起点, 从中孕育出的共同文化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 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基础。 (8) 这个认识是目前对中国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研究的一个简要的阶段性认识。其核心内容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中部分认识的延续与发展。这个认识在与中国传统古史结合方面, 尤其是与炎黄时代研究的结合方面, 甚至是与夏文化与夏王朝探索的结合方面, 基本没有涉及。 三、炎黄时代与相应的考古学文化及年代 炎黄时代是依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述的有关内容而提出的。依据先秦文献记载, 炎黄时代是继伏羲氏之后、虞夏之前的一个农业文化不断发展、文明起源至文明形成、国家诞生的时代。 探索炎黄时代的文化面貌与时代特征, 首先涉及炎黄时代处于我国历史发展的哪个时期及具体的年代范围。下面进行简要的分析。 依据古代文献的记述, 炎黄时代可分炎帝时代与黄帝时代, 炎帝时代早于黄帝时代。 (一) 炎帝时代的年代与相应的考古学文化 炎帝又称神农氏, 通常作为远古帝王人物或氏族部落名称, 或指某一时代名称。 神农氏又称烈山氏、厉山氏, 其他称谓还有:有炎、农皇、地皇、人皇、赤精之君、赤帝、南方之帝、伊耆氏、大庭氏、魁隗氏等。 在先秦文献中炎帝一名与神农氏一名, 是分别指称两个不同的人物或两个不同的部族。至西汉司马迁也没有将炎帝与神农氏合称。如《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 神农氏世衰, 诸侯相侵伐, 暴虐百姓, 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 以征不享, 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 莫能征。炎帝欲侵陵诸侯, 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 治五气, 艺五种, 抚万民, 度四方, 教熊罴貔貅驱虎, 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 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 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 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 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 代神农氏, 是为黄帝。”这里所记的“神农氏世衰”与“炎帝欲侵陵诸侯”, 完全是两种状态, 这说明神农氏与炎帝是两回事。在《史记·封禅书》中说:“神农封泰山, 禅云云;炎帝封泰山, 禅云云。”也是将神农氏与炎帝分开讲的。 将神农氏与炎帝合而为一, 是从秦汉之际的《世本》开始的。如《世本》卷七:“姜姓, 炎帝神农氏后。”这之后, 古文献中时常将神农氏与炎帝合称为一。 先秦文献说明:炎帝与神农氏原本是远古的两个部族或两个部族首领, 并且应分属前后不同的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可以合称为炎帝时代。 先秦文献记述的神农氏时期与炎帝时期的社会特征是不一样的。将这两个时期的社会特征对照考古学研究形成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末四个发展时期的特征, 大致可以明确神农氏时期与炎帝时期的考古学年代范围与文化面貌。 依照先秦文献记述所反映的神农氏时期的社会特征主要有:原始农业的兴起、农业工具的发明, 在地理环境比较优越的几个大的区域, 原始农业已经得到了推行与初步发展, 存在着以物易物的交换现象, 没有征战杀戮。根据这些特征, 大致可以认定神农氏时期相当于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及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 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7000～公元前4000年之间。 新石器时代中期 (约公元前7000～公元前5000年) , 在我国几个自然环境条件比较优越的区域, 农业文化及其社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如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大地湾文化、后李文化, 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彭头山文化、上山文化, 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 原始农业都已经兴起并得到初步的发展, 产生了专用的农业工具, 制作了陶器, 存在着以物易物的物品交换与文化交流, 社会没有分化, 处于平等的氏族社会时期。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 (约公元前5000～公元前4000年) , 原始农业文化逐步繁荣, 聚落增多, 社会稳定发展。如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后冈类型, 黄河下游的北辛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早期, 长江中游地区的皂市下层文化与汤家岗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 辽西地区的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早期等, 原始农业稳定发展, 手工业种类增多, 建筑技术不断提高, 精神文化逐步丰富, 社会处于逐步繁荣的平稳发展中, 氏族部落之间见不到侵伐现象。 依照先秦文献记述所反映的炎帝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 主要表现为:氏族部落间有了战争, 以及农业发展了, 农作物种类增多, 被誉为“能殖百谷百蔬”, 还产生了一定的管理制度。表现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掠夺性的争战频发, 甚至出现了为争夺社会盟主而战的社会特征。根据这些特征, 大致可以判断出炎帝时期相当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 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年之间。在这一时期, 新石器文化遍布全国各地。如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 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 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 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 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中晚期,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湾文化、咸头岭文化等。此时, 农业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 产生了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以及权力集中的现象, 社会开始逐步走向分化与不平等。在大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 出现专用的武器———石钺, 还出现了象征军权的玉钺, 显示掠夺性争战时常发生。这与文献记载的炎帝时期出现的“用兵无已, 诛杀不休, 并兼无亲”的现象相吻合。 以上简要分析表明, 先秦文献所记述的神农氏时期与炎帝时期, 实际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分别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与晚期前段, 以及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 年代分别为公元前7000～公元前4000年和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年。前后共跨越了4 000年。 如果将神农氏时期与炎帝时期合称为一个时代即炎帝时代, 那么可将炎帝时代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概念予以区分。广义的炎帝时代, 包括神农氏时期与炎帝时期, 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与晚期, 年代约在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狭义的炎帝时代, 不包括神农氏, 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 年代约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本文论述的“炎黄时代”是指狭义的炎帝时代和黄帝时代的合称。 (二) 黄帝时代的年代与相应的考古学文化 黄帝号称轩辕氏、又号称有熊氏, 是一个专指的历史时期, 即黄帝时期。而黄帝时代则是指五帝时代。将五帝作为一个时代, 在《周易》中就有反映。如《周易·系辞》:“神农氏没, 黄帝、尧、舜氏作, 通其变, 使民不倦;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易,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 吉无不利’。”这里将神农氏与黄帝作为两个时代, 而将黄帝与尧、舜作为同一个时代。 关于五帝, 有几种说法。先秦文献记述的五帝, 大都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世本·帝系》明记:“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为五帝。”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即以此为本。这是本文论说五帝的依据。 五帝时代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时代概念, 是由前后五个重要人物及其主要的部落集团所代表, 实际上可分为五个时期。然而, 按照先秦文献的有关内容, 可将五帝时代分为前后三个时期, 即黄帝时期、颛顼与帝喾时期、唐尧与虞舜时期。 依照文献记载黄帝时代的突出特征, 对照考古学研究成果, 黄帝时代 (五帝时代) 大致相当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半段与新石器时代末期, 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之间。 其中, 黄帝时期, 大致在公元前3500～公元前3000年之间。这时期的社会不仅出现了战争, 而且争战逐步频繁, 出现了一人独尊的现象。这个年代范围, 大部分与狭义的炎帝时代的后半段重合, 先秦文献记述的炎帝与黄帝曾同时出现过。如炎帝与黄帝的阪泉之战以及《逸周书·尝麦》载:“赤帝大慑, 乃说于黄帝”等。而考古学研究也揭示出这一时期出现有战争, 玉钺开始出现, 军权产生, 一人独尊的现象也开始出现。如河南省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末段的大型墓葬及随葬玉钺的现象;安徽省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的凌家滩文化中晚期形成的“风”字形玉钺并用于随葬, 最好的一件玉钺出自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的2007M23大墓中;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期开始出现玉石钺;辽宁省建平牛河梁遗址群发现的大型积石冢及其中心大墓以及“神庙”与人像遗存;还有甘肃省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殿堂”式高等级建筑等。 颛顼与帝喾时期大致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400年之间。这一时期的社会不仅争战日益频繁, 而且祭祀广为流行。“依鬼神以制义”, 祭祀成为当时社会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祭天敬神, 祭地为民, 天神与祖先神在祭祀活动中分别进行, 即颛顼“绝地天通”。产生了专门的祭祀成员。这种祭祀活动现象的流行, 反映在考古学方面, 主要有发掘出现的良渚文化中期的十分规整的三色祭坛墓地以及出土玉器上的神人图像, 如浙江省余杭瑶山祭坛墓地、反山祭坛墓地及其大墓中出土的玉琮、玉钺等高等级玉器上雕琢的神人图像。这种神人图像一直延续发展至良渚文化晚期, 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逐渐淡化乃至消失。还有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亦流行祭祀活动, 如湖北省天门石家河邓家湾等遗址发现的大型祭祀道具———大型陶管状筒形器群。再有这一时期在黄河流域出现的建筑物奠基遗存, 也是祭祀活动频繁状态下的产物。 唐尧与虞舜时期, 大致在公元前2400～公元前2000年之间。反映在考古学方面, 主要有中原地区的陶寺文化早、中期可以与之相合。如陶寺文化遗存中, 具有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河套地区龙山文化、中原地区三里桥文化类型、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及龙山文化、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晚期与广富林文化等四方各地的文化因素, 犹似形成“合和万国”的态势。还存在着陶寺文化玉器向甘青地区发展的线索, 似显示着“迁三苗于三危, 以变西戎”的史迹[8]161-177。 古代文献所记述的黄帝时代的各种事迹, 内容错综复杂, 经过近3 000年的口耳相传, 辗转添色, 以及历代文人学者的各种梳理探索, 多线条交叉承袭, 难免穿凿附会、方枘圆凿, 但通过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以及与文献史学的不断整合探索, 终究可以揭示隐含在古代文献尤其是先秦文献中的一些史实。 四、炎黄时代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 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学探索, 已经形成了许多认识, 但形成的个案研究认识并不多。下面, 笔者通过对个案的简要分析, 来阐述炎黄时代是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时期。 (一) 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文明从何时起源?这涉及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限。 笔者认为, 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应从“文明因素出现, 开始了文明、国家起源的新历程”的理路进行探索, 探索的时间节点应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公元前4000年, 正是上述狭义炎帝时代开始的时间节点。所以, 从传统古史的角度, 探索中国文明起源, 应从炎帝时期开始。 中国文明起源大致在公元前4000年开始其历程。考古学研究成果所反映的这一时间点所对应的中原地区社会的主要特征, 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半坡类型发展的基础上孕育而成并逐步发展壮大的。在此后的四五百年内, 庙底沟类型的文化面貌影响到大半个中国, 东达海岱地区, 西抵青海东部, 北至河套之北, 南涉长江。在聚落形态方面, 出现了上百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以及100多平方米甚至300平方米的大型房子, 说明平等稳定的氏族制度开始出现裂痕, 社会开始出现分层现象, 聚落联合体逐步产生。在社会经济方面, 农业出现锄耕农业, 手工业制品开始出现精致的作品。在意识形态方面, 思想活跃, 崇尚太阳等自然天象, 崇敬鹰、鸟、龟、虎等动物, 龙文化意识开始产生。 在公元前4000～公元前3500年期间, 除了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外, 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和长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早中期、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早中期及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中期, 农业文化普遍得到了发展, 精神文化生活开始丰富, 社会开始走向分层与分化, 呈现出文明起源的诸多现象。 (二) 中国文明的形成 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时期。 笔者曾指出:“中国文明的形成, 先有各个区域的小区域文明, 而后才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文明。”[9]关于最早的小区域文明, 目前依据考古发现能够说得清楚的, 主要是红山文明与良渚文明。而以中原为中心的最早的中国文明, 目前依据考古发现能够说得清楚的, 主要是陶寺文明。 (1) 红山文明 笔者所说的红山文明, 是指分布在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后段, 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360～前2920年之间[10], 即大致在距今5 300年至距今4 900年前后。红山文明的代表性遗存, 主要见于辽西地区牛河梁遗址群诸地点的上层积石冢的有关遗存, 以及辽宁省喀左东山嘴大型积石冢坛[11]、阜新胡头沟积石冢[12,13]、凌源田家沟多处石棺墓地[14]11-23[15]189-190、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草帽山积石冢等[16][17]157-158, 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南部的河北省平泉县发现的红山文化积石冢遗存[18]480[19], 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北部的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发现的这一阶段的勾云形玉佩、兽面玦形玉器等遗存[20], 还包括近年来发现的辽宁省朝阳龙城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21,22]。这些遗存几乎遍布红山文化分布区, 表明在整个红山文化分布区域内, 大致都经历了红山文明发展阶段。而目前的发现则以牛河梁、东山嘴、田家沟、草帽山、半拉山等遗址所处的大凌河上游地区发现的遗存最为丰富, 揭示地也较为清晰, 并且以牛河梁遗址群的规模最大, 档次最高。分析这些遗存, 可以将红山文明分为前后五个发展阶段[23]199-214。其中第一段至第四段是红山文明的不断发展过程。在红山文明形成之初开始出现大型积石冢, 伴随着红山文明的发展积石冢中心大墓的结构不断发展与完善, 在红山文明形成之初出现了随葬玉礼器的现象, 玉礼器种类伴随着红山文明的发展而逐步丰富, 玉礼器的器形也伴随着红山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演化 (图1、2、3、4、5、6、7) 。第五段是红山文明的衰落过程。红山文明的衰落, 是从出现专用武器———玉石钺开始的。 图1 牛河梁N16积石冢中心大墓M4 图2 牛河梁N16M4∶1回首凤鸟玉冠饰 图3 牛河梁N16M4∶4玉人 图4 牛河梁N5积石冢中心大墓Z1M1 图5 牛河梁N5Z1M1∶2玉璧形饰 图6 牛河梁N5Z1M1∶4勾云形玉器 图7 牛河梁N5Z1M1∶6玉鳖 红山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 最主要的有三:第一, 形成了等级化社会。第二, 形成“一人独尊”的社会等级现象。第三, 盛行祖先崇拜、动物崇拜并通过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动维持其社会稳定发展。 红山文明尚未出现王权与王室现象, 她不属王国文明。她是在局部区域内主要基于原始宗教发展而形成的具有“一人独尊”特点的等级化社会。所以, 可以称为“古国文明”。红山文明是我国“古国文明”的代表。 (2) 良渚文明 良渚文明是指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中晚期, 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300年之间。良渚文明的代表性遗存中最重要的是良渚城址 (包括内城、外郭城) 。城内的莫角山宫殿区[24]245-246、反山王陵区 (9) 、姜家山贵族墓地、宫殿区以东的城内南北向主河道———钟家港古河道, 城外西北部外围以由老虎岭为代表的高坝系统、以鲤鱼山为代表的低坝系统等11条堤坝组成的大型水利系统 (图8) [25]246-248,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都城结构。还有良渚城址附近的瑶山 (10) 与汇观山祭坛墓地、玉架山遗址群, 以及上海青浦福泉山 (11) 、江苏武进寺墩、兴化市蒋庄[26]236-238等重要遗址。 良渚城址外围由11条堤坝组成的大型水利系统, 保护利用范围约100平方千米, 堤坝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100～公元前2700年之间。良渚城址内城面积约290余万平方米, 若包括外郭城, 面积约8平方千米。大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7个面积约300至900平方米的房屋台基, 呈南北两排分布, 表明良渚文明存在最高权力机构。反山墓地为一人工堆筑的上万立方米的土墩, 面积约2 700平方米, 发掘的11座墓葬, 以墓地中心的M12规模最大。反山M12墓底筑棺床, 随葬玉器、石器、嵌玉漆器和陶器658件, 是至今发现的规格最高的良渚文化墓葬, 为良渚文明的王陵。这些高档次的文化遗存, 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充分发展而又独特的良渚文明。 图8 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结构图 良渚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神权与军权合一形成至高无上的王权。这在反山M12大墓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如反山M12大墓出土的大玉琮 (图9) 与大玉钺 (图10) 及其上的神人图案 (图11) 。大玉钺是用于指挥战争的, 是军权的象征, 大玉钺上的神人图案可能是战神的形象。玉琮可能与原始宗教信仰活动有关, 也是权力的象征, 具有权杖的含义。 图9 反山M12大玉琮 图1 0 反山M12大玉钺 图1 1 反山M12大玉琮上的神人图案 良渚文明还向外部扩张, 文化影响与势力所及海岱地区、中原地区、岭南地区, 范围达小半个中国。但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 良渚文明开始衰落, 而且在太湖地区没有出现新的文明社会替代良渚文明, 直至公元前2300年前后良渚文明消失。 良渚文明显然比红山文明要进步, 但其社会管理机构不完备, 不能调节社会无序的发展, 虽然形成了“王权”, 但没有形成“王国文明”的管理制度与体系。当“王权”无力控制社会的无序发展时, 一旦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 文明社会自然会衰亡。良渚文明实际上是我国“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过渡阶段的代表, 可称为“古王国文明”。 (3) 陶寺文明 陶寺文明是指主要分布在晋西南地区的陶寺文化早中期, 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450～公元前2000年之间 (12) 。陶寺文明的代表性遗存, 最重要的是山西省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陶寺文化早期的城址 (宫城) 、大型窖藏区、6座大墓 (M2001、M3002、M3015、M3016、M3072、M3073) , 还有陶寺文化中期的大型城址、较大型的宫殿建筑基址、具有祭祀与观测天象功能的半圆形大型建筑基址、城址西南角的手工业区[27]、一座随葬品丰富的大墓 (2002M22) 以及芮城清凉寺墓地的部分墓葬、临汾下靳村墓地的部分墓葬等。 陶寺文化早期城址面积约13万平方米[28], 内有宫殿建筑基址, 并发现豪华建筑上的几何形花纹白灰墙皮 (13) 。 陶寺文化早期的大型窖藏区, 位于早期城址的东南, 面积约1 000平方米, 其内窖穴密集[29], 以竖穴圆角方形或长方形为主, 大者边长10米左右, 小者边长约5米, 深4～5米, 多有螺旋坡道由坑口至坑底。大型窖藏区及众多粮仓性质的窖穴, 正好与大墓中随葬木质粮仓模型仓形器 (图12) , 互相印证。 图1 2 陶寺M2001:14木仓形器复原 陶寺文化早期的6座大墓, 仅一座保存完整, 有4座大墓随葬了彩绘蟠龙纹陶盘。如M3016大墓, 宽2.52～2.76米, 长3.1米, 墓中央大部分已遭破坏, 墓中随葬品残存35件。M3015大墓, 宽2.68～2.5米, 长3.2米, 深2米多, 墓室已遭扰乱, 但未伤及墓底, 木棺痕迹宽0.7～1.05米, 长1.9米, 有朱砂, 墓主为40岁上下的男性, 随葬器物74件。M2001大墓, 宽2.52～2.54米, 长2.9米, 保存完整, 有长方形木棺, 木棺表面涂成朱红色, 棺内铺朱砂, 仰身直肢, 随葬品丰富、精致且未经扰动, 位置明确, 有77件 (图13) 。陶寺6座大墓, 墓葬规模大, 随葬品丰富、精致, 不仅有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 而且大都还有木俎、木匣、成套大型石厨刀、石磬、土鼓、鼍鼓随葬。其中石磬、土鼓、鼍鼓是大型礼乐器, 石磬长约44～95厘米 (图14) , 土鼓高约45～142厘米 (图15) , 完整的鼍鼓高约1米以上, 鼓腔外表施彩绘图案 (图16、17) 。这种大型礼乐器是组配使用的, 组配形式, 通常是1件石磬、2件鼍鼓、1件土鼓。这种使用大型组合礼乐器随葬的现象, 在商代仅见于王陵或王室大墓。由此可以推测:陶寺遗址这6座大墓是当时王室成员的墓葬, 并且彩绘蟠龙纹陶盘 (图18) 也仅限于王室成员使用。 图1 3 陶寺M2001墓葬 图1 4 陶寺M3002:6石磬 图1 5 陶寺M3072:11土鼓 图1 6 陶寺M3015:15鼍鼓 陶寺文化中期的城址, 面积约280万平方米。发现的陶寺文化中期的大型宫殿夯土建筑基址, 面积约286平方米, 上有3排18个残存的柱子洞, 表明它是柱网结构的殿堂建筑遗迹。在夯土中还出土了铜器残片及两处奠基的人骨架[30]。2002年又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的两大块装饰绹边篦点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灰白墙皮[29]。 图1 7 陶寺M3015:15鼍鼓彩绘纹饰 图1 8 陶寺M3072:6彩绘蟠龙纹陶盘 陶寺文化中期的一座大墓 (2002ⅡM22) , 在陶寺文化晚期偏早阶段就已被破坏, 尤其是墓室正中的棺室被捣毁, 棺内的贴身随葬玉器等情况已不清楚, 残留有绿松石饰件、玉钺碎块、小玉璜、木柄、子安贝等46件随葬品, 以及遗留在扰坑内的玉钺、玉钺残块、白玉管、天河石和绿松石片等20件随葬品。在棺室四周未扰动部分及壁龛内出土随葬品72件 (套) , 包括彩绘陶器8件、玉石器18件 (套) 、骨镞8组、漆木器25件、红彩草编物2件, 以及猪10头、公猪下颌1件[31]。 在陶寺文化早中期, 社会经济空前繁荣, 重农务实的社会风气、礼制与等级等社会制度、社会管理体系、王权与王室文化以及尊卑有序、崇龙尊王等规范行为的思想意识都已经形成。这些现象显示文明已经诞生。 陶寺文明具有鲜明的王权与初步的王室文化的特征, 初步具备社会管理体系或称国家管理机构。所以, 可以将陶寺文明称为王国文明。 陶寺文明是目前认识的中国最早的王国文明。苏秉琦先生在30年前就将之称为“最初的中国”。 通过以上的分析阐述, 笔者认为, 炎黄时代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时期。其中狭义的炎帝时代即炎帝时期属文明起源时期, 而黄帝时代 (五帝时代) 则是文明形成时期。黄帝时代 (五帝时代) 中的三个时期, 即黄帝时期、颛顼与帝喾时期、唐尧与虞舜时期, 可能分别与“古国文明”“古王国文明”“王国文明”的三个发展阶段有关。 五、结语 炎黄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这是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发展形成的共识。本文探索炎黄时代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问题, 形成的主要认识可归纳如下。 ——神农氏与炎帝分属两个历史时期。炎帝时期 (狭义的炎帝时代) 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年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文明的起源阶段。 ——黄帝时代 (五帝时代) 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时期, 这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形成阶段。 ——黄帝时代 (五帝时代) 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即黄帝时期、颛顼帝喾时期、唐尧虞舜时期。 ——黄帝时代的三个时期分别对应中国文明形成的三个过程, 即“古国文明”“古王国文明”“王国文明”, 分别以“红山文明”“良渚文明”“陶寺文明”为代表。 ——“陶寺文明”所代表的尧舜时期的王国文明, 是中国王国文明的开端, 是最早的“中国文明”, 即“最初的中国”。 ——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 先是小区域内没有“王权”的“古国文明”, 而后是产生初具“王权”而缺乏有序管理机构、仍然是小区域特色的“古王国文明”, 最终形成以中原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的具有王权与王室文化特征、以及具有初步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即国家管理体系的“王国文明”。 中原“王国文明”的形成, 标志着“中国文明”的诞生。 参考文献: [1]李济.李济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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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J].考古, 2003 (9) :3-6. 注释1 见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 不二书店, 1936年版;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新知书店, 1947年版;郭沫若:《殷周是奴隶社会考》, 《学习生活》 (重庆) 第3卷第1期, 1942年4月出版;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 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 1944年版。 2 见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 《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版;唐兰:《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 《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 香港大公报, 1978年出版。 3 见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第2编:《中国奴隶制形态》, 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田昌五:《马克思主义与华夏文明的起源》, 《华夏文明》第1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4 见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 《人文杂志》1982年增刊。 5 见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 文物出版社, 1985年版。 6 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 文物出版社, 2006年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 《考古》2008年第3期, 第7-17页;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管办、张家港博物馆编著:《东山村》, 文物出版社, 2016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 文物出版社, 2010年版。 7 见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版。 8 2018年5月2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由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公布。 9 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反山》, 文物出版社出版, 2005年版。 10 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瑶山》, 文物出版社出版, 2003年版。 11 见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出版, 2000年版。 12 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 主要依据陶寺早期的两个测年数据推定的, 其中ZK-1098, 为距今4415±130年;ZK-1099, 为距今4290±130年。这两个数据, 引用高精度树轮校正年代表校正, 分别为距今4434~4228年和距今4401~4090年, 据此可将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推定在距今4400~4100年, 即公元前2450~公元前2150年之间 (见朱乃诚:《良渚的蛇纹陶片和陶寺的彩绘龙盘》注15, 《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 。陶寺文化中期的年代是依据陶寺文化早期年代的下限与陶寺文化晚期年代的下限推定的。陶寺文化早期年代的下限是公元前2150年, 陶寺文化晚期年代的下限大致不会晚于二里头文化新砦期, 即大致不晚于公元前1850年, 于是可以初步确定陶寺文化中晚期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150年至公元前1850年这300年之间。推测中期与晚期可能各经历了约150年, 公元前2000年大致为中期与晚期的分界。故推定陶寺文化中期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150年至公元前2000年。合计陶寺文化早中期的年代在公元前2450~公元前2000年。 13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 第4册彩版六, 文物出版社, 2015年版。 (图表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