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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关键词:雉亚科; 骨骼形态; 鉴定标准; 家鸡起源; 基金: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批准号15YJC780001)的阶段性成果 前言 据统计仅以2011年为例,全球大约有581亿只鸡被消费[1]。作为世界人均消耗量第一的动物,家鸡(Gallus gallus domesticus)与人类关系之密切,不言而喻。而在漫长的家禽饲养史中,人类对家鸡的利用甚至依赖,应当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这其中首先被关注的,自然是家鸡源起于何时又驯化于何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出土,关注点开始自印度河流域向中国华北地区一路北移[2],时间更一度推进至距今万年左右[3]。 要科学上溯家鸡起源并厘清家鸡的传播问题,需多学科协作。2014年末,曾有动物遗传学家在世界范围颇具影响力的杂志发文称,仅靠形态鉴定很难从单一骨骼部位确认其属于鸡还是雉,因而需要DNA等分析方法的介入。该研究团队通过对全新世早中期河北省南庄头、磁山等遗址出土的骨骼材料进行年代测定及线粒体DNA测序,认定中国北方地区在距今一万年前已将家鸡驯化[4]。诚然,线粒体DNA分析在物种鉴定方面有着相当的精度。但正如袁靖先生所言,技术的科学性不等同于结论的科学性[5]。鉴于上文在证据链条中存在矛盾之处,华北地区的所谓万年前家鸡,暂不足以颠覆考古学当前积累的对于家鸡起源问题的认知,中国华北地区在全新世早中期即存在家鸡的结论,也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由此,要在家鸡起源问题上有所推进,现阶段研究之根本,还是应当回归骨骼材料。而学科协作之基础,首先是不能脱离考古学本身。 然而遗憾的是,笔者在反观考古学研究,翻阅各类动物遗存鉴定报告时却发现,但凡涉及鸟纲遗存,大多只将种属鉴定至科或属一级,前后仅寥寥数语。即便暂且不论种类繁多、与人类关系相对有限的野生鸟类,单就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家禽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工作,多年来也一直进展缓慢。这其中自然有客观因素,如家禽骨骼偏小及传统手拣收集方法导致的大量信息在发掘阶段即已缺失,以及鸟骨特有的含气结构导致不甚理想的保存状况等。但是,近年来新材料相继出土、骨骼收集方法日益科学,在前提和边界条件已日趋改善的情况下,研究却并未取得更大突破。显然,基础性骨骼形态研究的缺失,才是家禽动物考古工作一路走来最大的短板,并已然让我们颇为被动。 综上,现阶段研究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建立一套骨骼形态鉴定标准,这样在对考古遗址出土的相关材料加以辨识时才能有据可依。众所周知,发掘报告往往会安排大量篇幅对人工制作的陶器、青铜器等的器形展开细致而规范的描述,而后在此基础上划分类型、探讨文化。而事实上,骨骼鉴定标准的确立之于后续围绕骨骼展开的所有讨论,也理应同器物的分型定式标准一样,规范化且常态化,才能作为研究之本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中国境内的雉亚科鸟类 在中国,广义的家禽一般包括家鸡、家鸭(Anas platyrhynchos domesticus)、中国家鹅(Anser cygnoides domesticus)及家鸽(Columba livia domesticus)等,其中又以家鸡与人类的关系最为密切。本文仅涉及家鸡的骨骼形态相关问题。 家鸡在生物学上的分类属于鸟纲-鸡形目,鸡形目下设的7科中仅2科在中国有分布,即松鸡科(Tetraonidae)和雉科(Phasianidae)[6],而家鸡所属的雉科是鸡形目中最大的一科。即便排除当中体形相对较小的鹑亚科(Perdicinae),仅中国境内,与家鸡同属雉亚科(Phasianinae)的近亲就有不少于27种。这其中亲缘关系最近的,自然是同样来自原鸡属的家鸡野生祖先红原鸡(Gallus gallus)。但是除此之外,诸如白颈长尾雉 (Syrmaticus ellioti)等雉亚科鸟类,虽然活体羽毛极具辨识度,但在骨骼形态方面,却也与家鸡十分相似。考虑到先民在饲养家鸡之前或者同期,都可能对身边这类羽色明艳、引人注目的野生鸟类加以利用,由此,对于这类过去基本不在考虑范围的雉亚科成员,也需要在今后的鉴定中给予关注。仅以磁山遗址为例,除了“家鸡”骨骼本身缺乏科学的鉴定依据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在河北武安磁山地区,一直以来都分布着大量诸如环颈雉(Phasianus colchicus)、勺鸡(Pucrasia macrolopha)之类在骨骼形态方面极易与家鸡混淆的近亲鸟类。鉴于此,不只磁山,在对类似遗址的家鸡骨骼进行动物考古学鉴定之前,都需要先对其区域内分布的相关雉亚科种属有所了解,才能更具针对性地展开后续工作。 除了雉亚科鸟类的分布状况,家鸡的辨识还涉及另一方面的背景知识,即鸟类体形。换言之,除红原鸡外,最易与家鸡混淆的,便是那些与之共享栖息地且体形相当的雉亚科鸟类。综合《世界鸟类手册》(Handbook of the Bird of the word)[7]与《中国鸟类》(The Bird of China)[8]等书的记述,雄性红原鸡体长460～750毫米,体重672～1450克;雌性个体体长420～480毫米,体重485～1050克。红原鸡的体形当与早期家鸡近似,故可作为参照。基于此,在综合体形及骨骼测量数据排查后发现,在红原鸡之外的26种雉亚科近亲中,仅绿尾虹雉(Lophophorus lhuysii)、藏马鸡(Crossoptilon crossoptilon)、哈曼马鸡(Crossoptilon harmani)、蓝马鸡(Crossoptilon auritum)、褐马鸡(Crossoptilon mantchuricum)及绿孔雀(Pavo muticus)六种因与红原鸡存在肉眼可见的明显差异可初步排除,其余则因数据有所重叠,均需纳入考虑范围。 由此,综合上述亲缘关系与尺寸两个方面的考量,目前在中国境内,最易与遗址出土的原鸡属发生混淆,因而需要在鉴定工作中特别留意的9属20种鸟类[9],如附表一所列。 二、环颈雉骨骼的鉴定 雉亚科成员均为留鸟,拥有相对固定的栖息地。在附表一所列种属中,环颈雉凭借其几乎覆盖全国的普适性及曾经庞大的种群数量,成为古代遗址中最可能出现,也是我们必须首要关注的雉亚科成员。在过往的研究中,曾有波兰[10]及日本[11]学者撰文从某些骨骼部位的个别特征点出发总结过环颈雉与红原鸡或家鸡的形态差异,为家鸡的鉴定提供了巨大帮助。但随着认识的深入,加之遗址出土骨骼在部位及保存状况等方面的不可控性,我们有必要在更丰富样本量及更全面特征点的前提下,以原鸡属整体作为对照,对二者的骨骼形态差异加以系统总结,以增加鉴定标准在考古工作中的实际可操作性。 以下对于环颈雉与原鸡属形态特征的讨论,是建立在对100副现生标本的观测基础之上。所用标本分别来自德国慕尼黑人类及古解剖博物馆(SMAP)、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MNHN)、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IA CASS)及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CHC SXU)四个地点。关于标本的选取,考虑到共属的红原鸡与家鸡在形态特征上的极端相似性,加之现代家鸡的集约化规模养殖对其体形的强烈干预及长久累计可能导致的对于骨骼特征的未知影响,本文仅选择笔者采集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镇的三只传统散养的家鸡作为对照,其余标本皆来自环颈雉与红原鸡(附表二)。 通过对环颈雉及原鸡属全身各骨骼部位的观察,笔者发现其中至少有18个部位可呈现出稳定的种属差异。结合考古遗址内细小骨骼保存与收集的实际情况,并依照稳定性、易观察性与可重复性的原则再次筛选后,本文仅保留其中10个部位,出现概率保持在90%以上的共计28个特征点,并依照实际可利用率分为两个梯队。但以下有三点需要特别说明。首先,以下观察概率仅针对这一批标本计算而得,但鉴于此批标本覆盖性及骨骼基本形态的普适性,该数据理论上可以指示环颈稚与原鸡属各形态差异的稳定程度。后期随着样本量的扩大,期望进一步排除个体差异,提升其准确性。其次,因个别标本缺失了部分骨骼部位,因此实际观察中,各部位的有效标本数均小于或等于标本总量100。最后,若无特别说明,所有文字叙述和图片均以雄性个体的左侧为例。下不赘述。 (一)第一梯队 颅骨 特征点在于迷走神经与舌神经孔的位置。原鸡属该孔基本位于枕骨大孔与外耳道的正中;环颈雉该孔更靠近枕骨大孔,至外耳道的距离大致是到枕骨大孔距离的两倍(图一)。标本总计89件,此特征点出现概率为97.75%[12]。 喙骨 特征点在于骨干远端靠近胸骨端处的形态(背侧观)。原鸡此处平滑,间或有一个斜向或水平向分布的椭圆形气孔;环颈雉此处则存在一个垂直向分布的椭圆形气孔(图二)。标本总计85件,此特征点出现概率为97.65%。 胸骨 特征点在于胸骨柄形态。原鸡属胸骨柄相对小且圆钝,胸骨柄上缘与前缘夹角为锐角;环颈雉则相对更大且棱角分明,胸骨柄上缘与前缘夹角为钝角(图三)。标本总计82件,此特征点出现概率为98.78%。 图一颅骨形态差异 1.红原鸡2.环颈雉 图二喙骨形态差异 1.红原鸡2.环颈雉 图三胸骨形态差异 1.红原鸡2.环颈雉 图四肱骨形态差异 1.红原鸡2.环颈雉 肱骨特征点在于肱骨远端尺髁及尺上髁的形态(外侧面观)。原鸡属该点下缘向上倾斜或基本平行,二者过渡平缓;环颈雉的下缘则渐向下倾斜,二者界限清晰(图四)。标本总计87件,此特征点出现概率为96.55%。 尺骨特征点在于尺骨远端背侧髁与骨干连接处的形态(腹侧观)。原鸡属的连接处过渡较平滑;环颈雉的背侧髁则明显凸出于骨干,连接处可观察到明显界限(图五)。标本总计85件,此特征点出现概率为92.94%。 腕掌骨特征点在于掌骨滑车内腹侧边缘形态。原鸡属为两段相连弧线,中部有明显隔断;环颈雉则呈一段基本完整的弧线,中部间或有极浅的凹陷(图六)。标本总计80件,此特征点出现概率为97.5%。 盆骨特征点在于髂骨后棘(又称尾突)的形态。原鸡属近水滴形,侧面更薄;环颈雉则近三角形,尖端外撇,侧面更厚(图七)。标本总计84件,此特征点出现概率为100%。 图五 尺骨形态差异 1.红原鸡 2.环颈雉 图六 腕掌骨形态差异 1.红原鸡 2.环颈雉 股骨 特征点在于近端大转子气窝的有无。原鸡属此窝缺失;环颈雉则存在(图八)。标本总计92件,此特征点出现概率为100%。 胫骨 特征点在于裸羽脚突在近端前缘所处的相对位置(背侧观)。原鸡属基本位于中点;环颈雉则位于约三分之二处,更靠近内侧(图九)。标本总计87件,此特征点出现概率为97.7%。 图七 盆骨形态差异 1.红原鸡 2.环颈雉 图八 股骨形态差异 1.红原鸡 2.环颈雉 跗跖骨 特征在于下跗骨之下脊的有无。原鸡属此脊缺失;环颈雉则存在(图一○)。标本总计83件,此特征点出现概率为97.59%。 图九 胫骨形态差异 1.红原鸡 2.环颈雉 图一○ 跗跖骨形态差异 1.红原鸡 2.环颈雉 (二)第二梯队 颅骨 外耳道上缘的突起:原鸡属的突起较小,且突起前端与外耳道边缘相连;环颈雉则突起较大,且突起前端不与外耳道边缘直接相连。额骨鼻部形态:原鸡属额骨鼻部的两侧边缘在中部几近平行;环颈雉的两侧边缘在中部逐渐趋近。 喙骨 胸关节唇形态(尾侧观):原鸡属胸关节唇止步于远端关节附近或关节唇边界不清晰;环颈雉此处边界清晰且明显向近端延伸。骨干两条纵脊的走向(尾侧观):原鸡属的两条纵脊大致平行于两侧骨干边缘;环颈雉的纵脊则在骨干中部逐渐趋近。 胸骨 龙骨突上的胸肌线走向:原鸡属的前段平直,后段与龙骨突下缘始终保持一定距离;环颈雉的前段呈弧形,后段逐渐趋近龙骨突下缘。背侧突形态:原鸡属略呈弧形,末端明显向胸骨柄侧倾斜;环颈雉则基本平直。 肱骨 肱骨头下缘形态(外侧面观):原鸡属的清晰且走势平缓;环颈雉模糊且略曲折。尺髁与尺上髁之间的小窝(内侧面观):原鸡属此窝不存在或很浅;环颈雉此窝一般较深。 腕掌骨 掌骨滑车下方的窝(外侧面观):原鸡属呈片状,较浅或仅略凹陷;环颈雉呈点状,小且深。第三掌骨内侧边缘:原鸡属自近端三分之二处开始卷曲;环颈雉则自近端三分之一处即卷曲。 盆骨 以髋臼为界,髂骨臀部与髂骨肾部的比例:原鸡属近1∶1;环颈雉约为4∶3。髂骨肾部外侧边缘的侧突(背侧观):原鸡属可见;环颈雉则不可见。 股骨 大转子上边缘(背侧观):原鸡属呈折线;环颈雉呈弧线。远端内侧副韧带附着点:原鸡属呈“U”形,边缘易观察,开口已靠近内侧髁上缘;环颈雉也呈“U”形,但边缘不易观察,约开口于内侧髁中部。 胫骨 胫骨外侧突形态:原鸡属的末端略膨大;环颈雉则上下等宽或末端略收缩。内侧髁两侧边缘的相对位置:原鸡属的头侧边缘略高于尾侧边缘;环颈雉则尾侧边缘略高于头侧边缘。 跗跖骨 骨干远端约三分之一处的外侧边缘:原鸡属的更锐利,间或略向尾侧弯曲;环颈雉则相对圆钝,更笔直。下跗骨周缘(内侧观):原鸡属在边缘处可观察到一条明显的棱或界限;环颈雉则无明显边缘。 以上两大类特征点自身并无差异,仅第一梯队的相应特征点在考古遗址中通常更易保留和观察,故叙述得也更为详尽。而除了上述10个部位之外,诸如下颌骨、锁骨、肩胛骨等也都呈现出稳定的种间差异,只是鉴于这些部位在遗址中收集率极低,篇幅所限,暂且略去。 鉴于以往考古遗址中环颈雉的出现频率及其分布范围,本文选择以尽量全面且详细的方式将之与原鸡属的特征差异加以展示,以期在实际工作时最大程度地排除家鸡鉴定中这一最主要的干扰项。与此同时,对环颈雉自身鉴定精度的提高,也有助于我们复原其在动物群中所占的真实比例,从而在此基础上讨论这种可能曾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野生鸟类在先民生活中扮演过的角色,而不是仅仅作为家鸡鉴定的附属物。 三、原鸡属骨骼的鉴定 如前所述,易与家鸡混淆的雉亚科成员,不仅有环颈雉。但在所有20种需要特别留意的近亲鸟类中,除环颈雉之外,其余皆为地方性鸟类或区域特有种。换言之,它们对栖息环境的严格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为鉴定工作降低了难度。例如当涉及具体遗址时,研究者可以首先根据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将不满足栖息条件的种属排除(见附表一),进而在共享栖息地的少数种类中继续追寻原鸡属的踪迹。 鸟类骨骼的种间差异远不如哺乳动物易于辨认,因而形态标准的建立需要依托于大量的标本比对。但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积累仍然有限。现生标本无论在种属上还是数量上,都不支持我们如环颈雉一般,对雉亚科各成员的形态特征进行逐一分析。因此,相较于陷入瓶颈的各个击破,排除法就成为现阶段的权宜之选。为此,本文共收集到了可代表8属13种的总计69副雉亚科标本,均来自德国慕尼黑人类及古解剖博物馆(附表三)。加之上节中环颈雉所在的雉属,标本已经实现了对中国境内家鸡近亲的所有9个属的全覆盖。通过将它们与原鸡属骨骼的逐一对比,并参考上文对环颈雉观察的结论,可以提取出相较于这14个近亲种属而言,专属于原鸡属成员的4个部位共6点形态特征,供研究者参考。 颅骨 相较于雉亚科其他成员(图片均以环颈雉为例,下同),仅原鸡属额骨鼻部的两侧边缘在中部几近平行(图一一)。 肱骨 相较于雉亚科其他成员,仅原鸡属肱骨远端外侧面观,尺髁及尺上髁的下缘向上倾斜或基本平直,且二者间过渡平缓(见图四)。 盆骨 原鸡属髂骨后棘呈水滴形(见图七)。 跗跖骨 原鸡属下跗骨之下无脊(见图一○);相较于雉亚科其他成员,仅原鸡属骨干远端三分之一处的外侧边缘明显锐利,且个别标本于骨干末端有向尾侧弯曲的趋势(见图一○);相较于雉亚科其他成员,仅原鸡属在下跗骨的内侧面周缘处可观察到一条明显的棱或界限(图一二)。 由此,对于经筛选过后的非环颈雉标本,若符合上述特征描述,则需要充分考虑其来自原鸡属的可能性。当然,后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此原鸡属形态标准还需要来自诸如黑颈长尾雉、黑鹇等更多雉亚科成员的验证,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其科学性。 图一一 颅骨额骨鼻部的形态差异 1.红原鸡 2.环颈雉 图一二 跗跖骨近端下跗骨周缘的形态差异 1.红原鸡 2.环颈雉 四、家鸡的鉴定 对于原鸡属内的成员,即野生祖先红原鸡与人工驯化后的家鸡,目前在骨骼形态方面,我们仅在喙骨上观察到一个易于把握且相对稳定的特征点,即喙骨近端的锁骨关节面形态。一般而言,红原鸡此关节面的尾侧更加圆钝,头尾两端连线呈倾斜状;而家鸡的尾侧则稍显尖锐,同时明显向胸骨端延伸,两端连线近水平(图一三)。但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关于此类单一骨骼部位的单一特征点,在实际鉴定中,除了受限于出土部位,也在极大程度上受到标本个体状况的影响,所以运用时需要综合其他信息加以全面考量。而除了喙骨这个特征点之外,原鸡属内骨骼形态的鉴别,目前暂无更多的方法,我们正在探索后期是否可以引入形态测量等其他手段加以辅助研究。 图一三 喙骨形态差异 1.红原鸡 2.家鸡 即便如此,现阶段对于进入原鸡属的骨骼标本,我们仍然可以借鉴其他方面的背景信息展开分析。动物地理学研究表明,现生红原鸡终年留居于热带常绿带灌丛及次生林,仅能生活在四季基本无温差的温暖区域(图一四)。加之全新世以来,中国的动物地理区系划分并未发生明显变化[13],即境内绝大部分区域都无法满足红原鸡的栖息条件。鉴于鸟类对栖息地环境的敏锐感知,由此可以大致推测,若是在北纬25度以北,即全新世以来红原鸡主动涉足的纬度之外的遗址内出土的原鸡属骨骼,则很可能已经属于被驯化后适应了当地环境的家鸡。当然,具体情况还需具体分析。鉴定者需要结合遗址地理位置、自然环境、考古现象,以及骨骼出土数量、性别比例、测量数据等信息,首先排除骨骼本属于来自原始栖息地的红原鸡,后经人为带入的可能性。 最后,在鉴定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作为鸟类种间差异的主要载体,跗跖骨的近端下跗骨处脊的有无显然是目前最有效的原鸡属鉴定方法。但由于此脊是伴随生长过程自上而下逐渐长出的,因此该标准难免受到标本年龄的影响。一般而言,鸟类成年与否主要依据其复合骨,如腕掌骨、尾综骨、胫跗骨和跗跖骨等的愈合状况来判定[14]。通过对未成年雉科复合骨的观察,笔者发现,但凡跗跖骨近端关节仍可见骺线的未成年个体,该脊皆未开始生长。由此,上述家鸡鉴定标准将主要适用于成年个体。未成年鸟类则因特征点的呈现状况比较复杂,需视具体情况再做决定。这就要求今后研究者在面对遗址出土的材料时,必须首先对其年龄状况做出大致判断,再行鉴定种属。 以上,便是以中国境内雉亚科鸟类的分布状况为基础,以考古遗址骨骼部位收集率为导向,同时融合动物学背景信息而初步建立的一套层层递进的家鸡形态鉴定标准。但这仅仅是工作的第一步。首先,鉴定标准自身尚待更多标本的检验以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其次,在骨骼形态基础上整合相关考古信息,加之后续更为精准的科技分析方法的支持,才是我们最终寻求的家鸡系列鉴定标准的最优解。 图一四 中国现生红原鸡分布示意图 (红色区域为中国现生红原鸡分布区,据《中国鸟类区系纲要》英文版(A Synopsis of the Avifauna of China)图114改绘,详见注释[18]) 五、全新世早中期中国境内家鸡骨骼的出土状况 一直以来,中国作为早期家鸡驯化中心的观点,其依据主要是在华北地区全新世早中期的遗址内出土过家鸡骨骼[15]。那么顺着这条线索,自全新世早期开始,家鸡在中国理应遵循一条数量渐多、覆盖渐广的树枝状发展脉络,并最终以种种方式呈现在相应时段的考古遗址内。然而,让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 根据上述骨骼鉴定标准,笔者对取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同样出土于华北地区关键的两个早期遗址——南庄头及磁山遗址早期地层的共计15例雉亚科标本展开形态鉴定。结果显示,当中并未发现任何可能的原鸡属成员。结合此前江田真毅对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18个遗址共计280例骨骼标本的观察[16],加之笔者根据本文建立的原鸡属鉴定标准对其展开的复检,只能说截至目前,在中国境内的全新世早中期遗址内,我们尚未见到任何明确的可能属于家鸡的骨骼标本,遑论以此为基础的发展脉络。显然,对可用古代标本的再次鉴定,暂不支持全新世早中期中国作为家鸡驯化中心的结论。则中国考古遗址目前所见最早的家鸡,暂时仍是来自商晚期的殷墟遗址[17]。 综上,根据目前动物考古学及文献的证据,我们大致勾勒出的家鸡在中国的传播脉络或许如下所述。首先,新石器时代居住于中国南端[18]或东南亚、南亚热带地区的先民,出于打鸣报时或食用肉蛋等目的,最早将栖息于附近的红原鸡捕获并驯化为家鸡;至迟到晚商,驯化后改变习性,逐渐适应亚热带甚至温带气候的家鸡被带往长江以北,进而跨过黄河流域到达华北地区;而后,经历两周时期的扩散与传播,自秦汉以降,家鸡因其易得价廉,寻常人家“烹鸡酌白酒”已成平常之事。基于此,接下来要进一步追溯家鸡的起源以及传播路线,研究者可以顺着文献及遗址出土相关人工制品给出的线索[19],将关注点适当放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南部、东南亚以及南亚地区新的出土材料上。 结语 近年来,伴随袁靖、约里斯·皮特斯(Joris Peters)、江田真毅等学者的重要工作,家鸡起源问题的研究已然迈入了新的阶段。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于家鸡骨骼的鉴定仍然存在过于简化的误区。举例而言,有些遗址可能会以股骨大转子气窝的有无来判定家鸡的出现。但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股骨大转子处没有气窝的雉亚科成员至少有五种以上。显然,家鸡的判定,远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因而本文的目的,首先就在于提醒我们正视雉亚科成员的多元化及家鸡鉴定问题的复杂性。只有意识到这个前提,家鸡的研究工作才可能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推进。其次无论是出于适用性、便捷性,尤其是关键标本不可再生性的考虑,一套无损的骨骼形态鉴定标准都十分必要。因此,即便在当下某种似乎无科技分析便难以为继的氛围之下,从最基本的骨骼形态入手的研究,也不应该被取代。本末相顺,才是科学深化家鸡起源研究之道。 近年来古DNA研究与考古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有些微妙。古DNA分析在解决诸如“是什么”等关键问题方面,有毋庸置疑的优越性;而一些考古学家立足于传统考古学的细节和过程性研究优势,对于古DNA分析的介入则秉持相当谨慎甚至担忧的态度。这种种争论,自然也蔓延到了动物考古学领域[20]。然而学科合作是大势所趋,对于考古学而言,为今之计首先在于突破与古DNA学者的交流仅止于取样阶段的不合理现状,应通过更加深入的沟通建立真正有效的合作。其实早在2004年,多国科学家已宣布完成家鸡基因组的测序工程[21]。相较于线粒体DNA所能获取的遗传信息,全基因组研究的加入,无疑将在更大程度上增强家鸡起源研究的科学性。因此,综上所述,唯有尊重考古背景与家鸡起源问题的复杂性,以动物考古学的形态研究为基础,同时充分重视和善于运用全基因组学的研究成果,排除上述重重障碍,才有望接近家鸡驯化的真相。 附表一中国境内与原鸡属体形近似的雉亚科鸟类及其分布情况 附表二环颈雉特征观察标本构成 附表三其他雉亚科近似鸟类比对标本 注释: [1]数据引自德国公共政策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 B ll Stiftung)与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联名发表的2014年度报告《肉类图册》(Meat Atlas)。 [2] Barbara West, Ben-Xiong Zhou, Did Chickens Go North New Evidence for Domesticatio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988 (15) , pp. 515-533. [3] Xiang H, et al, Early Holocene Chicken Domestication in Northern China,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1 (49) , pp. 17564-17569, 2014. [4]同[3]。 [5]袁靖等:《中国古代家鸡起源的再研究》,《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 [6] Rodolphe Meyer de Schauensee, The Birds of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7] Josep del Hoyo, Andrew Elliott, Jordi Sargatal, Hand Book of the Birds of the World Volume2, Lynx Edicions, 1994. [8]同[6]。 [9]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主编:《中国鸟类图鉴》,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10] Teresa Tomek, Zbigniew M. Bocheński, A key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Domestic Bird Bones in Europe: Galliformes and Columbiformes, Institute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of Animals of the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2009. [11] 江田真毅、井上貴央:《非計測形質によるキジ科遺存体の同定基準作成と弥生時代のニワトリの再評価の試み》,《動物考古学》28:23-33, 2011。 [12] 标本总数指此观察项下所有可供使用的原鸡属与环颈雉标本数量合计;出现概率指符合所述形态特征的原鸡属与环颈雉标本的数量占可使用总标本的百分比。 [13] Joris Peters, Ophélie Lebrasseur, Hui Deng, Greger Larson, Holocene Cultural History of Red Jungle Fowl (Gallus gallus) and Its Domestic Descendant in East Asia,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16 (142) , pp. 102-119. [14] Min Wang, Zhiheng Li, Zhonghe Zhou, Insight into the Growth Pattern and Bone Fusion of Basal Birds from an Early Cretaceous Enantiornithine Bird,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4 (43) , pp. 11470-11475, 2017. [15] a.同[2]。 b.同[3]。 [16] Masaki Eda, Peng Lu, Hiroki Kikuchi, Zhipeng Li, Fan Li, Jing Yuan, Reevaluation of Early Holocene Chicken Domestication in Northern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6 (67) , pp. 25-31. [17] 邓惠等:《中国古代家鸡的再探讨》,《考古》2013年第6期。 [18] Cheng Tso-hsin, A Synopsis of the Avifauna of China, pp. 160, Science Press, Paul Parey Scientific Publishers, 1987. [19] 武仙竹:《邓家湾遗址陶塑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汉江考古》2001年第4期。 [20] Joris Peters, et al, Questioning New Answers Regarding Holocene Chicken Domestication in China,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2 (19) , E2415, 2015. [21] Hillier LDW, Miller W, Birney E, et al. Sequence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hicken Genome Provide Unique Perspectives on Vertebrate Evolution, Nature, 432 (7018) , pp.695-716, 2004. (图表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