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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线战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攻防战略与战役战斗既关乎战争全局和个人命运，也塑造着西线老兵的记忆。新军事史和军事环境史，是研究一战西线老兵记忆的两种路径。老兵记忆是新军事史的重要研究对象。“生活史”或“个人史”著述，是一战西线老兵记忆研究的主要成果形式。战地出版物、老兵家信、日记和回忆录等政府档案之外的一手文献，为进一步审视战争、深入战争亲历者的内心世界、丰富人们对军事与社会之关系的认知，提供了珍贵史料。运用军事环境史的理论与方法，从人地关系入手探讨社会关系，则是研究一战西线老兵记忆新的增长点。从全方位、多角度的具体研究还原战争图景，向读者直观地呈现一战西线老兵的经历，是对环境史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与检验。 关 键 词：一战/老兵/记忆/史料/环境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战西线战地环境与老兵记忆研究”(项目编号：18ASS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贾珺，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历史书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公众的历史记忆。20世纪60年代之前，战争记忆主要由传统史学家塑造，内容是帝王将相的运筹帷幄以及军功战绩，而普通老兵的战时经历及其记忆大多是鲜为人知。①就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言，西线战场是主战场，既关乎战争全局和个人命运，也塑造着西线老兵的记忆。然而传统军事史只是聚焦于攻防战略、重大战役、人员伤亡等方面，对数百万官兵的经历与记忆缺少关注。 自20世纪60年代起，一战史研究逐渐在传统史学以及新史学这两条轨道上展开，立足上层还是下层、视角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是二者的根本区别。老兵记忆是新军事史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与传统军事史不同的是，新军事史研究的并非军队上层人士的记忆，而是中下层军官以及士兵的记忆。后者与前者相比，作为个体的社会名望和历史地位虽显渺小，但是作为群体又非常庞大并且不容忽视。于是，战地出版物、老兵家信、日记和回忆录等政府档案之外的一手史料，日益被新军事史学家用于呈现更为鲜活的历史图景、重建更为完整的历史记忆，为进一步审视战争、深入战争亲历者的内心世界、丰富人们对军事与社会之关系的认知，提供了契机。②进入21世纪，军事环境史日益成为研究老兵记忆的另一条路径。③从人地关系入手探讨社会关系，是研究一战老兵记忆新的增长点。 客观历史事实与老兵记忆之间，老兵记忆与记忆载体之间，并非机械的平面反射关系，而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遗漏乃至偏差。如何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去伪存真，依托记忆载体研究老兵记忆，进而复原战争的面貌，是研究者面临的挑战。④笔者在梳理一战西线老兵记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其成果形式和史料来源进行了总结与思考，并对军事环境史视野下的老兵经历与记忆进行了理论探讨，谨以小文就教史界方家。 一、历史与记忆之间：新军事史视角下一战老兵的“生活史”与“个人史” “生活史”或“个人史”著述，是一战西线老兵记忆研究的主要成果形式。其研究对象突出地体现出新军事史的价值取向。作者们正是要通过军衔和职务不高的老兵，以及少数族裔和战俘等长期消失在传统史学中的“小人物”群体的战争记忆，使小人物的经历为人所知，使战争变得更为直观、更为具体，不再是基于地图、沙盘和报告的抽象形式。这样的战争记忆，得以与“大人物”的战争记忆一起反映大时代的复杂人性。 法国一战老兵雅克·梅耶(Jacques Meyer)结合个人经历、法国报刊、士兵小说及回忆录写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士兵的日常生活(1914-1918)》⑤于1966年出版，40多年后被译为中文。这本书一方面分类记录了老兵的战时生活，另一方面又分析了老兵的心理状态，深刻阐释了老兵生活与心理状态及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 堑壕生活无疑是西线老兵大多经历过且难以忘怀的。梅耶引用十几位老兵的随笔和回忆录，向读者展示了士兵们在泥泞寒冷的堑壕中的境遇。由于堑壕没有排水设施，因此在多雨的冬季便成了汇集雨水与尿水、淤泥四溢、极其寒冷的污水坑。士兵们在战时的每一个冬天、特别是1916-1917年的冬天痛苦不堪：他们为了御寒，不仅找来各种材料包裹自己，丝毫不顾军姿威仪，而且对酒有着极大的需求；他们在拥挤不堪的堑壕中小憩，在敌方猛烈的炮火中隐蔽，还在泥泞中与尸体和虫鼠为伍；他们的感觉与情感在发生变化，城里人和知识分子的感官得到极大磨炼，对大自然有了新认识，而原本就与土地关系亲密的农民则为土地的荒芜感到难过，更加怀念和平时期的生活。⑥ 梅耶最终分析了老兵记忆与老兵持久的团结精神之间的关联：战争中很多人超越了自我，后来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但记忆中的团结岁月让他们不时地能够找回自我……曾经同一个军团的老兵在过去的映照下温暖着彼此的心灵，即1914-1918年士兵的日常生活。⑦ 美国查普曼大学“战争书信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卡洛尔(Andrew Carrol)编著的《火线后的故事：世界战争家书》，共分为“永远爱你”、“火线传书”、“带泪的笑”、“困在两军交火时”和“战争余殃”五个主题，从30多个国家搜集到的200余封战争家书被分别归类于其中，关于一战的有20封，占1/10。在书中，有被“使用现代且科学的方法手段毁灭对方的该死的战争”吓坏、进而质疑一战真实性的印度士兵；有在毒气战中幸免于难、给妈妈写信报平安的英军士兵；有被战争惨象刺痛、对战争丧失了好奇心和兴趣的英国艺术家；有在家书中描绘1914年圣诞休战的英军与德军士兵；有为德国奋勇作战并因能在废墟里找到钢琴并弹奏德国乐曲而感到幸福的犹太士兵，以及因传令兵中途迷路，导致在停战后美军仍旧进攻、德军也未停止炮击的美军士兵。⑧这些矛盾冲突，反映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关系，凸显了和平的可贵与战争的残酷。 瑞典史学家彼得·英格朗(Peter Englund)在《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中提出，这不是一本讲述战争是什么的书，比如介绍战争的起因、过程、结局和后果，而是一本讲述战争怎么样的书，也就是说不是很多过程而是体验，不是很多事件而是情感、印象和氛围。⑨作者以时间为经、经历为纬，搜集整理了23位战争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通过同一时间维度下的不同人物的各自经历，向读者呈现一战的多元面貌。这种多元是循着历史的逻辑展开的，正文分为五章，从1914到1918年，一年即一章。每章卷首都会有这一年的大事记，之后是战争亲历者对具体日期和事件的记忆，便于读者对照。尽管这些亲历者大多分散在不同战场，或是前方后方；尽管命运不同、角色各异，但是作者通过他们在战争中的境遇和所思所感，揭示了战争从他们身上夺去了什么。这些亲历者大部分是默默无闻或者被遗忘的人，但他们留下的文字，却足以代表数百万有同样历史境遇的普通士兵。 2009年，英国一战老兵哈里·拉明(Harry Lamin)的战时文书由其孙子比尔·拉明(Bill Lamin)以《来自堑壕的书信》为名结集出版。比尔·拉明在开篇就明确表示，该书反映的不仅是祖父个人的历史，也是一战老兵的历史，既是对其祖父一个人的纪念，同时也是对其战友们的纪念。这本书并非是各种材料的简单堆砌，而是从战前的家庭生活写起，继而叙述了哈里·拉明作为普通步兵受训、初上战场、死里逃生、转战各地、回到家乡的整个历程。哈里寄回家的书信、明信片、地图和照片点缀其间，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直观体现。在文末，比尔做了一个对比：哈里所在的团在一战中有8814人阵亡或伤重不治，其中1190人获得勋章；哈里1961年安详辞世前，对子女说自己的一生过得不赖。⑩哈里的生死观蕴含在这几句看似平淡的行文中，细细品味则更加震撼。一个团约有1500人，8000余人丧生意味着该团曾数次补充过兵员，而作为安然返家的老兵，哈里用一句“不赖”总结自己的一生，这份坦然既令人吃惊又不难理解。 英国史学家蒂姆·格雷迪的《历史与记忆中的一战德籍犹太裔士兵》一书，是基于生活史进行的文化史思考。格雷迪大量运用报纸、个人回忆录和官方档案等一手史料，首先讲述了德籍犹太裔士兵的一战经历，继而梳理了他们在20世纪不同时期德国国家记忆中的形象与遭遇：一战中，共有1.2万名德籍犹太裔士兵战死，后方的犹太社群积极筹资、支持战争，由于大规模的死亡几乎影响到每一个家庭，许多非犹太人都承认犹太人的贡献。1935年9月《纽伦堡法案》出台后，对犹太阵亡士兵的公开纪念停止，尽管纪念碑上的犹太人名字被纳粹政府保留，但不影响其对犹太家庭的驱逐、劫掠与残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一战中犹太阵亡士兵的纪念在西德复兴，促使人们接受了德国文化与历史中的犹太因素。(11) 英国史学家希瑟·琼斯的《一战期间英法德战俘遭受的暴力：1914-1920》，将战俘这一特殊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失去自由、强制劳动、食宿条件恶劣是这些老兵在成为战俘后的生活状态。琼斯将过度劳累、饮食不足、肉体殴打、体罚以及杀害都归入“暴力”的范畴。她指出，英法德三国都有两种囚禁战俘方式。一种是由政府管理的后方战俘营，通常有中立的观察员进行检查；另一种则是各方都设的、位于或靠近前线的、处于当地军事单位直接管理下的劳动营，实行强制劳动，没有中立的观察员进行检查。在前一种战俘营中，战俘受到平民基于“敌人”概念而采取的暴力；在后一种劳动营中，战俘既要在管理人员的持续暴力下进行劳动，还要忍饥挨饿、防备战场上的枪炮弹药。德国很快就放弃了海牙和日内瓦公约的条款，随着战争的进行，法国和英国也开始违反国际公约。琼斯强调，不断恶化的营地条件一定程度上归因于这场总体战的恐怖，同时也是劳动力需求增加导致的结果。琼斯的研究颠覆了此前学者们一直持有的观点，即战俘在战时的极端条件下是受到保护的。琼斯指出一战劳动营的设立开启了危险的先例，为了本方的利益，可以牺牲战俘的生命，因此也是20世纪强制劳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阶段。(12) 这些承载着老兵记忆的新军事史著述有着突出的史学价值。首先，体现了新史学“自下而上”的基本诉求。梅耶在“生活史”的开篇，借用同为老兵的蒙吕克的一段话直抒胸臆：“历史学家们只为王公贵族的荣誉写作。我在作品中提到了很多勇敢的士兵和善良的人们，对于他们，历史学家们却从不提起，似乎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13)美国退役陆军中将克劳迪娅·肯尼迪推介《火线后的故事：世界战争家书》时指出，通常情况下只有将军或军事首领的通信才会受人关注，而卡洛尔提醒人们最应引起注意、最值得敬佩的，是在前线的战士和他们在后方的亲人。(14)译者陈信宏认为，英格朗“个人史”的价值在于其并非国际利益争夺之书，亦非战役将领英勇之书，皇帝、战役、英雄、武器、讲和，退为配角与背景；小兵、护士、保险员、家庭教师、探险家、飞行员、战俘，登上舞台最中央。(15)这些自下而上的、看似破碎化的历史叙事，并未带来破碎化的历史认识，它们在突出个体经历的同时，也塑造了士兵群像、揭示了其中的普遍意义。正如梅耶所言：尽管士兵出身、兵种、职务和军衔会有不同，但是军服减弱了这些不同所带来的冲突，因为他们必须在各种环境中一起吃苦享乐、同生共死；士兵们多种多样的生活，无论是战斗、休假还是复员，创造了一些真正的习惯，缔造了共同的心理状态。(16) 其次，有助于获得更为完整的战争记忆。当人们不再仅仅基于“大人物”的记忆去认识战争，同时也在审视众多亲历战争的“小人物”记忆的时候，也就向着构建完整的战争记忆迈出重要的一步。毕竟，缺少任何一方都不是完整的战争记忆。以更加完整的战争记忆为基础，人们也就有可能更为全面、客观和深入地认识战争。“士兵的日常生活”仅仅是生活么？显然不是。它呈现的既有生活的物质表象，又有老兵对这种物质表象的感觉、认知与理解。这种当事人的心理以及对这种心理进行的分析，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也创设了具体的历史情境。 第三，有助于打破人为构建的战争神话(myth of war)。乔治·L.莫斯(George L.Mosse)在《两次世界大战与战争神话》一文中，分析了战争神话及其产生：掩盖战争的恐怖，使关于它的记忆成为神圣的东西，并最终证明战争目的之合理性。英法德等国通过纪念碑、遗迹和军事公墓纪念阵亡者，促使人们接受被神圣化的战争。因此人们对世界大战的记忆，主要是为了祖国的荣耀而牺牲的神圣殉难者，而非堑壕战本身以及战场上的杀戮。一战结束后，战争神话并未消退，还在德国助长了导致二战的军国主义。(17)战争神话是对战争史的选择性记忆，甚至是曲解，后果之严重也已经由历史证实，而更为完整的战争记忆，可以为厘清历史事实和打破战争神话提供帮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