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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十八大以来，为适应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性特征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科学概念，这是对费孝通先生相关理论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创新。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为指引，促进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全面发展，不断铸牢中华各族儿女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建设工程的历程任务。这既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习近平中华民族共同体观的基本内容。 关 键 词：习近平/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实体建设 项目基金：李贽，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100024。 王冬丽，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北京，100081。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18FMZ00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民族工作上立足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多次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在党的十九大上将之写入党章，相关论述和观点形成了习近平同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这个重大理论成果是结合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发展要求对以往理论探索成果的发展创新，为我们进一步做好中华民族实体建设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实践要求。 一、对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两方面基本内容的再考察 1988年11月，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泰纳演讲”上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讲，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论断。[1]371996年10月，费孝通先生在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书面报告《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又对自己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2]有学者提出：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充分肯定了费孝通先生在1989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3]，并引证了该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的“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4]来说明习近平同志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肯定。其实这个论断既是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片面理解，更是对习近平同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国情观的误解。 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内容上如果仔细分辨，其实至少包括了两个方面的理论：其一是关于中华民族实体“自觉”与“自在”存在的两种状态理论。这个理论因为涉及民族实体的判断标准及其自身的逻辑缺陷，在理论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从民族实体判断标准来看，金炳镐先生认为：“费老的观点没有说明民族实体和民族复合体之间的矛盾性，或者说他认为民族实体与民族复合体两个概念之间具有重合的部分。”[5]65他在详细考察民族实体概念5个方面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指出，“中华民族虽然在这五个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特点，但是基本上不符合民族实体的概念内涵”[5]69，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民族是属于次生形态民族中的合而未化的复合民族”[5]70。从叙事逻辑上分析，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说中的“自在”状态，也即“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是指在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古代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中华各民族的内在联系与整体不可分割性在客观地形成与发展着，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整体联系，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6]57。存在而不自知的状态，准确地讲只能定义为其内在联系的整体性，而无法用民族实体来界定。更何况用“中华民族”来定义中国各构成民族最早也是清朝末年的事了，[7]此前在王朝体制下的中国民族叙事基本上都是纳入“天下体系”和“大一统”格局中来阐述的。这也说明了费孝通先生“自在”状态的中华民族实体论断本身与民族叙事的历史性之间的逻辑冲突。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自在”说显然无法在概念内涵和历史实然性上满足其自身的逻辑自洽性。当然，指出这样的理论缺陷，并不等于我们就否认这个并不完美的概念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内部联系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其二是关于中华民族内部结构及构成状态的“多元一体结构”理论。费孝通先生在“泰纳演讲”中对该“多元一体结构”的形成历程进行了翔实可信的历史分析，并对其现实存在状态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8]3-4，并明确肯定了“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末合的多种情状”[8]36。我们认为这些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光辉的真知灼见才是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核心内容和最大贡献。正如林耀华先生指出的，其“最大贡献在于它提出并通过论证而确立了‘多元一体’这个核心概念在中华民族构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1]9。有了这个工具和钥匙，就足以让我们把关于中华民族的实体概念与其整体结构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区分开来，也足以让我们把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形态放在中国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其所经历的民族过程和建设历程的差异性和共同性。这个理论创新为我们站在中华民族整体观上回顾过往、认识国情、创造未来都提供了科学可靠的理论框架和叙事体系。这也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多元一体格局”的本义所在。 综上可见，学者们对费孝通先生理论的争议更多地集中在“一体”的中华民族实体属性方面，在对中华民族结构整体性研究上并无实质性的否定意见，也不存在某些学者所提出的“讨论的焦点是：是否承认存在一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3]。承认“这样的格局”是对中华民族整体性及其内部构成关系的认可，并不等于对中华民族实体属性已经形成的认可，否则习近平同志就不用再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了，直接引用“中华民族实体”的提法岂不更加省事便利?至于有人提出“如果我们在21世纪还要坚持‘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尚未形成’的观点，那么，今天我们提出‘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有什么客观基础?”[3]的疑问。要回答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答案是我们也与之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已经形成，那么，今天我们提出“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还有什么客观必要?显然，学术问题如果仅仅是依靠这样简单的质疑而没有深入的理论分析，就不会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所以，我们仍然有必要在对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观与习近平同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理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途径问题。 二、习近平中华民族共同体观的理论创新和学术价值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上文中对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自在状态的实体属性叙事判断的否定，并不等于是对中华民族自在状态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格局的否定。其原因就在于前者从本质上讲属于历史叙事方式的应然性范畴，而后者则是历史实践发展的实然性范畴。前者在话语体系上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背景，而后者则更多地表现为历史事实，是“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的历史事实。物必先有其实而后有其名，所以历史存在一般情况下也必先于叙事方式，这是物质存在决定意识形态的基本表现和一般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成为能够连接起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实然和应然状态的话语桥梁，也是能够连接起中华民族王朝国家体系下的“华夷一体、天下一家”历史叙事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国家层次民族建设叙事的话语桥梁。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甚至可以看成是对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实体两种存在状态理论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 从历史发展的实然角度讲，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对中华民族实然性发展的客观描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几千年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9]150。在开发疆土的过程中，中华各民族以各自所在地区为中心形成政治中心，进而在地区范围内实现不同民族的融合和统一，最终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国。在此过程中，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内部社会分工的发达，民族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活的碰撞和渗透，必然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民族的迁徙运动，也促进了民族族体在血统上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互相离不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贯穿于整个中华民族及各构成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存在时期最显著的发展特点。有些民族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有些民族与别的民族相互融合演变成了新的民族，留存下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各构成民族在近代世界历史由王朝国家政治体系向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演变中，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扩张都面临着国破族亡的共同威胁。外部压力是中华民族实现由自在向自觉状态转化的不可或缺的触媒和催化剂。费孝通先生认为：“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8]9-10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是中华民族整体在面临强大的外部侵略时所发生的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的标志。觉醒意识的诉求则是中华民族在国家民族层次上的外求独立，在国内构成民族层次上的内求平等。以革命领导阶级和纲领路线的差异为依据，为完成这个觉醒诉求的努力在“五四运动”之前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则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10]1357自1921年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自己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统一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斗，共同了缔造了属于各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任人宰割、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为我们考察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发展史提供了全新的历史叙事体系和民族话语基础。可以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是中华民族实体形成的历史前提和基础。千百年来在王朝体系下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构成民族间基于不同社会分工基础上的需求互补和交流融合建立起的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民族关系是其命运共同体的根基所在，也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历史条件。而近代以来在血火抗争中觉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历史起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的实体建设也正在这个伟大飞跃进程中突飞猛进，但我们依然要谨慎提防某些断言中华民族实体已经形成的论断。因为“苏联民族”轰然倒塌的“乌拉”声还在我们耳边回应，因为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利坚民族也并没有像某些学者所宣扬的那样用公民权力就可以镕铸成铁、合众为一，因为即使是号称老牌的英吉利民族也依然面临着北爱尔兰分裂势力的威胁，更因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家民族层次上推进中华民族实体建设的事业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可以宣布完成的事。民族实体建设历程是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重要方面和基本内容。在如何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实体建设的历史进程问题上，我们有必要认真学习和重温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准确判断和科学认识。1956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首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1957年，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11]214，并首次区分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在他看来，“建立”时期不同于“建成”时期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还很不完善”。这些科学思想无疑为后来我们党提出和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借用这样的话语逻辑，我们应该也能够做出中华民族多元复合性实体“已经建立”但单一民族实体“尚未建成”的判断。①我们认为，这样清醒而又审慎的判断更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历程。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精神要求，在中华民族实体建设进程中，我们一定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成是重中之重，并为之付出更为坚苦卓绝的努力和耐心，扎实推进而又只争朝夕，多措并举而又抓住根本，才能把这项争取人心、凝聚民心、团结族心的事业做好做成。 用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观点来改造和提升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两种存在状态理论，我们尝试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形成建设三个阶段的历史逻辑和基本特点：第一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在存在阶段，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和基本前提。第二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存在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王朝体系向民族国家体系转型过程中面临西方列强外部侵略而导致实体意识觉醒，从而为中华民族外求独立、内求平等，以新的民族国家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奋斗的时期。这个时期最大的成就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的中华民族“站起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迈向国家层次的民族实体建设提供了全新的政治载体和实现途径。第三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为存在阶段，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建设时期。“自为”阶段与“自觉”阶段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仅对自身的存在和整体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掌握了自身的发展规律，对自己民族实体的形成建设途径都有了科学可行的基本思路。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站起来”的基础上，通过多个方面、多个层次的“建起来”，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富起来”“强起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建设工程施工期。由此意义上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实现之日，必将是也可能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实体形成之时。只有到了这个时期，中华民族全体儿女对自己国家层面民族实体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才得到极大提升，在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国际交往中中国各族人民群众都以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作为自己的首要族属认同，都以共享共建共同维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果而感到光荣。毋庸置疑，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工程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形成建设的伟大工程必然具有前者所具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等基本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