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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熟-深化期(2006-2018年) 2005年8月，由全国多所高校及研究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第一次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海内外学者百余人参加研讨，反映了该学科已经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并以独立学科的身份搭建起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此后会议以学科年会形式每两年举办一届，每届参加者百余人，并编辑出版会议论文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集刊”系列。年会至今已经举办七届，形成了业内学者定期交流的大型平台。 近十余年来研究成果大幅增长，《近代史研究》附刊论著目录“社会史”门类论文2005年超过300篇，此后逐年增多，2009年超过400篇、2013年超过500篇。有统计的2005-2008年每年出版著作都有80-90部。而且自2006年始，社会史论文数量超过了经济史、中外关系史，与政治史和思想史并列为中国近代史领域论文数量居前列的三大学科。2014年后没有了专业论著目录可供统计比照，但近年社会史兴旺发展的态势仍一直持续，此为业内共识。 随着研究成果数量增长，研究领域也更加扩展和细化，形成更多研究分支。除了此前已有的城市史、区域史、历史人类学、社会文化史等继续深化扩展之外，还有一些新的分支陆续开拓并初成规模，如灾荒史、疾病史、卫生史、生态史、日常生活史、社区生活史、个人生活史、身体史、家族史、口述史、影像史、电影史等，研究领域呈现日益多元化、精细化的发展态势。 从这一时段论文总体状况来看，研究者关注较多、论文数量居于前列的论题为“灾荒、慈善、医疗、生态”“区域与乡村社会”，属于民生、民间社会和基层社会领域。还有“知识(官僚)阶层”即社会精英群体，是连接社会的纽带、引领社会的关键群体。民间社会与精英群体，是社会构成主体，也是支撑社会稳定与导致变革的双轮两翼，成为研究者长期关注的重点领域，反映了社会史已经形成以民间社会及上下层互动为重心的学科格局。“秘密社会”、“吸禁鸦片”等第一时段学科复兴初期的热门论题，论文数量已居后位，且研究视角已经转为“民间信仰”、“民间组织”、“禁毒”等社会问题的治理而政治性色彩退化，体现了以社会为中心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是社会史学科已形成独立、完整学术体系的反映。 纵观中国近代社会史复兴以来三十余年间研究重心的转移，有以下三个总体趋向：第一，由政治衍生论题向社会民生论题转移；第二，由上层(精英阶层)向下层(民间社会)转移；第三，由社会特殊问题向社会基本问题和普遍问题转移。 研究理论范式也有深化。在“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下，深入思考国家与社会权力互动关系的实际效能，则不只是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发生作用，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考察何种因素参与社会互动、以怎样的方式综合发生作用，以及形成了怎样的社会效果，由此探索如何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形成良治社会，概括这一过程的一个理论概念就是“社会治理”。一些研究者开始从“社会治理”视角选择切入点，将“社会治理”、“社会管理”、“社会控制”、“社会秩序”等相关系列概念作为研究论题或中心问题，形成以“社会治理”为中心的新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近十余年来，从“社会治理”视角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的成果逐渐增多，渐成规模，开始形成引起关注的新研究路向。(17)已有成果比较集中的领域有乡村治理、城市治理、治理制度、社会问题治理等。 “社会治理”范式下的研究，对“国家与社会”范式有所深化，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关注点从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动关系，转向这些互动作用对社会发生的实际效能与效果；二是从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关系，扩展为更加多元、多层、细化、复杂因素综合作用关系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实际影响；三是不再以“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价值观来评判参与社会治理的各种社会因素，而是超越传统与现代的区分，考察多元因素的综合作用，分析社会治理的实际效能，即从价值评判转向综合效能评估。这一研究范式至今还处于探索与拓展之中。 在研究方法方面，伴随研究的扩展、深化与细化，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更加普遍与灵活，也更趋多样化、综合化，研究者往往不再刻意标榜或拘泥于运用某种方法，而是根据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多学科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且更加注意与史学方法的有机融合，避免生硬的概念化，显示出学科研究方法的包容与自信。研究方法的另一个新动向，是电子化资料的开掘和大数据的运用，这方面年轻一代更具优势。海量电子化资料为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开拓空间，大数据也为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与此同时，社会史理论方法也在向外扩散影响，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学科的研究者，也纷纷借鉴社会史理论方法辅助其研究，扩展了其研究空间，增加了研究的立体感。学科之间相互借鉴、相互渗透，跨学科研究已成趋势，各学科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出现更多重合地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