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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人类社会,观察进入阶级社会时产生的民族现象。社会中有民族、有宗教,民族与宗教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社会、民族、宗教三者交织联结;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解决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要使自己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使自己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阶级、民族三位梯次连接;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中,人类婚姻家庭演变、社会生产力和私有财产变迁是主线,私有制、国家、民族三者有机链接。 【基金】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研究”(18AMZ002)； 【关键词】民族; 马克思主义视阈; 社会; 阶级; 国家 民族是人类社会进人阶级社会后出现的社会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从民族产生后，一定的社会由一定的民族组成，既是社会的民族，也是民族的社会，社会发展和民族发展是两个平行的事物，民族发展受社会发展的制约。人类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及其发展，也观察和分析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同时也揭示了民族发展规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创立阶段的民族视角：社会、民族、宗教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阶段。十九世纪中期的德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犹太人是德国的一个民族，信仰犹太教。犹太人因在德国处境艰难，处于受压迫的状态，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关注。布鲁诺·鲍威尔1843年出版了《犹太人问题》，发表了《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鼓吹犹太人问题的根源在于宗教，要解决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问题，就必须废除宗教、消灭宗教，只有政教分离，才能消除民族压迫。[1]马克思在1843年秋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观点发表了批驳性的文章——《论犹太人问题》，[1]这是马克思在民族领域的第一篇重要著作。马克思在文中揭示了德国犹太人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指出政治解放的国家，也就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是不能彻底解放民族、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只有依靠全人类的最后解放，才能彻底解放民族、彻底解决民族问题。[1]正如马克思在文中最后结语所说“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中获得解放”。 马克思在此文中批驳德国“青年黑格尔派”首领布鲁诺·鲍威尔在民族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和神学观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问题，把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人，分为社会的人，即公民，也就是分为阶级阶层的人;分为民族的人，也就是分为犹太人、德意志人等的人;分为宗教的人，即宗教徒，也就是分为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等的人。德意志人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人，又是国家宗教基督教的教徒;犹太人是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民族的人，又是非国家宗教犹太教的教徒。因此，犹太人问题表面看起来是宗教问题、政治解放问题，但政治解放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只能解决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不能解决犹太人的社会解放问题。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的民族是具有社会的阶级属性、民族的族体属性、宗教的信仰属性相统一的客观存在。因此，民族的解放，不仅要政治解放，还要社会解放，最终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第一次合著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观点，提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那么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2]。认为每个民族的产生和存在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都有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某些方面，因而，各民族是平等的社会存在，无优劣之分，无贵贱之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中，提出“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3]。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民族结构”以及决定这个结构的生产力、内部交往、外部交往三个要素理论，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观点，对于研究民族及其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古今中外民族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一个民族的发展程度，最主要地体现在生产力发展，而生产力发展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的分工的发展上，分工的发展程度既促进了民族内部交往，又引发了民族外部交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中，还揭示了民族产生及其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过渡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3]。这里提出的“三个过渡”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最初形成民族的时间。城乡分离和对立既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有联系，也是人类史上两次社会大分工，特别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发生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带来的后果之一。因为这一阶段社会生产力有了发展，特别是铁器的使用，使农业的田间耕作和手工业发展了，能生产出较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人口的数口也随着物质生活资料的增长而日益增长。开始聚居在不大的地域内。同时，手工业和贸易、交换的发展也促使人们更加集中起来，他们主要集中在进行贸易和交换的中心地区，即后来的城市。另外，相邻部落的侵略威胁，也促使人口相对集中。还有专门从事精神劳动的人或游闲人员也大都居住于这些地区，这样城市便出现了，并与乡村分离和对立。也就是说，原始社会末期有三个过渡和城乡对立同时开始，特别是从人们共同体来说，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是由活动范围狭小的部落(部落联盟)的地方局限性向有着统一的比较广阔地域的民族过渡的开始，也是民族形成的起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三章中就民族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指出，“在古代，每一个民族都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如各个部落的敌视等等)而团结在一起，并且，由于生产力太低，每个人不是做奴隶，就是拥有奴隶，等等，因此，隶属于某个民族成了‘人最自然的利益’”[4]。这就是说，民族的产生和存在是和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又未达到很高的程度有关。氏族部落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因此，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它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新的人们共同体—民族也就由于这种社会条件而成为必要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中，还揭示了民族消亡是自然历史过程。他们描述这一过程，“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3]。 恩格斯在1847年著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将在共产主义的一定阶段自行消亡的观点，提出公有制原则，也就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是民族接近和融合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第二十一个问题:民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将继续存在吗?答: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从而也就自行消失。”[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来的《国际述评》中指出，“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破坏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6]。这表明正如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生产力状况所决定一样，民族消亡也离不开生产力发展这一因素。 二、马克思主义确立阶段的民族视野：国家、阶级、民族 1848年是马克思主义确立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2月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他们以民族理论视角探讨怎么样消灭民族剥削?怎么样消除民族间敌对关系?答案是消灭人对人的阶级剥削，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3]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问题、分析民族问题，总是把民族与社会、民族与阶级联系在一起，从社会总问题中寻找产生民族问题的根源，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解决阶级问题的路径中探讨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从中揭示的就是民族同化或“异源同流”的过程。 同样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概括了从封建主义民族发展到资本主义民族的过程，“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 促使资本主义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3](请注意，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把这里的“国家了”已改译为“统一的民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民族随着封建经济的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也就形成了。 《共产党宣言》中阐述，“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3]。《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170多年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世界自由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民族隔绝现象逐渐被打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世界各民族间和平交往不断增多，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发展。随着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世界各民族间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各民族间交往交流，合作共赢不断加强，预示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波兰问题》《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和《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等著作中分析了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捷克等欧洲民族的民族运动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提出了区别两种民族和两种民族运动的理论，即区别革命的民族与反革命的民族，革命的民族运动与反革命的民族运动的观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