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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过民族”跨越发展的基诺族模式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http://www.newdu.com 2019-12-12 《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 董学荣 参加讨论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直过民族”不仅成功跨越了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并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其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而且即将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新中国最后确认的单一民族、云南特有人口较少民族和“直过民族”,基诺族备受关注,成为跨越发展和“后进”赶上“先进”的典型,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真理性、价值性,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展示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丰富深刻内涵。
    【关键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直过民族;跨越发展;基诺族模式
    【作者简介】董学荣,昆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发展规划处处长,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基诺族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直过民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诺族模式研究”(项目号:2019XMZ007)的阶段性成果。
    跨越发展是“直过民族”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路径选择。新中国70年,“直过民族”是起点最低、跨越时空尺度最大的群体。那么,70年来“直过民族”究竟跨越了什么、还有什么要跨越、如何实现再跨越等等问题,成为亟需回答的“时代之问”。
    作为新中国最后确认的单一民族、云南省特有的人口较少民族和“直过民族”,基诺族跨越发展备受关注、颇具典型性,全国唯一的基诺山基诺族乡70年来跨越发展的巨大成就,也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典型案例。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当欧美发达国家相继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失败,经历社会分裂、宗教极端和‘恐袭’肆虐之际,中国也处于如何审视和评价自身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政策的关键时刻”。“翻开云南民族工作的历史,就如同打开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探索和实践的一扇窗口。”深入解剖基诺族模式,深化跨越发展、乡村振兴等理论,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站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促进边疆民族发展再跨越,具有重要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跨越发展:“直过民族”摆脱贫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西南边疆民族发展水平千差万别,“直过民族”处于社会发展的最低层次——原始社会末期或阶级社会萌芽阶段,只有打破常规,实现跨越发展,才能缩短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一)“直接过渡”:生产关系的跨越
    《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指出:“其社会形态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农村公社阶段。”“基诺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社会性质属于农村公社,这村社是由父系氏族——家庭公社演变而来,已是有史迹可据。”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云南省委在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报经中央同意对聚居贫困山区阶级分化不明显的少数民族不搞“和平协商土改”,而采取“慎重稳进”和“团结生产进步”的方针,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1956年3月,中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西双版纳土改与直接过渡地区的规划意见》,决定西双版纳的西定、布朗山、攸乐山和瑶族自治区为不搞土改的直接过渡地区,约530多个寨子、80000多人口不搞土改,通过办互助组、农业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全州除进行‘和平协商土改’的115个乡外,余下的山区乡为‘直接过渡’乡。据1956年9月1日统计,西双版纳‘直接过渡’地区共有77个乡692个村寨18421户91324人。其中,……基诺山4个乡6364人。从全省范围看,“云南民主改革时实行‘直接过渡’的地区,共涉及8个地州、24个县,18个少数民族,民主改革时人口66万余人。”“‘直接过渡’政策在西双版纳实施的经验和教训证明,尚未进入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边疆民族地区,只能在‘直接过渡’的理论指导下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不搞土改运动而‘直接过渡’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基诺山基诺族人民在1958年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同时建立了乡人民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诺山基诺族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由此,基诺族聚居区从原始农村公社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生动实例。
    然而,1958年及其后掀起的全国“一刀切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民主补课“文化大革命“以粮为纲”等系列运动,给基诺山经济、社会、文化等造成了严重影响。经济上,出现了森林砍光,却不能根本解决基本温饱问题的严峻局面。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如何摆脱贫困,成为基诺族发展的重要任务。
    (二)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生产力的跨越
    据何贵回忆,“在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基诺山一度处于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贫困状态,人均纯收入仅为27元”。“1978年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97元。”但是,改革开放不到十年,基诺山的温饱问题就已得到解决。“一九八七年全山区农业总收入达到586万元,比一九八零年增长4倍,人均617元,增加483元。农业纯收入达到550万元,人均578元”,“高于全州(468元)、全省(364元)全国(463元)”。1988年“人均占有粮食579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624元,超过全州529元的平均水平,比开发前的1982年增长3.7倍”。2005年3月,国家民委宣布基诺族实现整体脱贫,成为全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中率先实现整体脱贫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成功典范。近十余年来,基诺山又取得了较快发展,2016年末,全乡人均占有粮为878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10597元。201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云南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862元,基诺山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2414元,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却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基诺山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成效显著,衣食住行大大改善。
    但是,与发达地区相比,基诺族经济社会发展不仅存在量的差距,而且还有质的差别。经济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弱,受自然环境和国内外市场影响大;城镇化、信息化、新型工业化程度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基诺族教育发展成效显著,但与新时代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等。
    同时,“直过民族”还存在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直过民族’是从原始的社会制度直接过渡到现代社会制度,这就造成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依然落后于现代社会。”改革开放使“直过民族”生产力得到跨越发展,但由于忽略了其特殊性,“使得他们与其他民族的发展差距依然存在”。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2004年组织开展的专题调研结果显示,“直过区”经济发展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低层次,是“最贫困地区、最弱势群体、最特殊族群”。“截至2003年,‘直过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98元,分别是同时期全国、全省农民人均收入的2622元、1697元的26.62%、41.13%。”由于长期空间隔离和思想观念落后等原因,“直过民族”“仍处于深度贫困状态,成为当前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云南“直过民族”聚居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全省总贫困人口的11.6%,贫困发生率达28.6%,高于全省贫困发生率的15.4个百分点”。“‘志穷’、‘智短’是制约‘直过’少数民族村落脱贫的主观因素”,“‘直过’村落已经形成了现代社会的外壳,但其内在观念和生活方式仍深深地扎根于原始的或封建的农耕社会”。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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