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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在西南边疆的实践：“直过民族”跨越发展的根本动力 “直过民族”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是其跨越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长期存在但难以实现，充分说明了外部条件的重要性。 （一）深入访贫问苦，消除民族隔阂，赢得边疆民族的信任与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如何解决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是党面临的严峻挑战。成功应对这种挑战赢得边疆民族信任与支持的智慧和经验，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纲领和一般原则，并没有提供中国革命胜利后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方案。因而，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和时代特点进行探索，而这种探索的历程及成果，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丰富发展的生动实践过程。党赢得边疆民族信任与支持的成功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党治国理政的法宝库，成为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不竭动力。 历史上，地方土司、中央王朝和国民党统治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造成了很深的民族隔阂。曾参加中央访问团到云南各地开展过大量民族工作的王连芳通过调查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间隔阂很深，猜疑、不信任心理特别严重”。历史上，基诺族“种茶好猎”，但由于官商“重利剥民”，造成了“普洱产茶，颇为民害”的状况。1941-1943年的基诺族起义，则是基诺族与国民党统治矛盾激化的结果，据杨世德回忆，国民党军队对基诺族起义的镇压，“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基诺族对汉族隔阂深，对外来的汉族教师不信任，不相信办学对基诺族有好处，担心子女读书后被汉族带走”。云南省民族工作队到基诺山时，有些“寨子除了征粮救济贷放外，很少去工作，小孩看见干部都很怕，群众见了工作队认为是‘汉官来’了”。何贵所著的《党指引我走向革命》，回顾了他童年的悲惨遭遇。 1950年2月17日西双版纳全境解放。1951年3-4月，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到达西双版纳慰问各民族人民，其中有一个小组到了基诺山的巴亚寨慰问人民群众。团员胡鸿章等同志带两名警卫战士登上了以贫苦落后闻名的基诺山，对曼傈寨、窝专寨等几个典型村寨和十几户典型单户进行了详细调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进入攸乐山区的干部。1954年4月，云南民族工作队在西双版纳建立了山区民族工作队，第十五队前往基诺山开展工作，以“团结、生产、进步”为口号，以救济、贸易、卫生开路等形式做好事、交朋友，疏通民族关系。 一是访贫问苦，为群众排忧解难。政府派出马帮运输货物，运去盐巴、针线、粮食等各种物资以满足群众生活上的迫切需要；帮助基诺山群众解决购买食盐、日用品等困难；发放救济粮、寒衣款；派出医生给群众看病治病等。 二是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主要措施包括给予财政、金融支持，拨出山区改造专项经费，开展储蓄、贷款业务；购买耕牛、犁头、锄头、打谷机、揉茶机、烤茶筒等发放给群众；开垦水田，结束了基诺山没有水田的历史。基诺山粮茶产量迅速增加，人均有粮1953年190公斤、1954年261公斤、1955年262公斤；茶叶总产量1954年8250公斤、1955年19650公斤、1956年27500公斤。 三是发展商业贸易，解决商品、物资交换流通问题。1955年在巴亚寨建立基诺族的第一个商业贸易小组，1959年升格为商业办事处，1960年又改为中心商店，并设有饮食和理发等服务。同时在司土、亚诺建立两个商业网点。勐海茶厂在亚诺寨建立了茶叶收购中心，在司土、巴漂、巴来、洛特等寨建立了茶叶收购点。粮食部门在基诺山建立收购站和供应点。 四是组建人民政权，实现当家作主。“按照上级指示，决定在版纳勐养所属攸乐山36寨936户5284人口，其中攸乐族约占86%，还有本人族、汉族、布朗族、山达族等五种民族地区建立生产文化站，统一领导全山各项工作，为发展生产和互助合作的开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1957年2月23日，“攸乐山生产文化站”正式成立，下辖巴卡、巴亚、司土、石咀、曼海5个乡。这是基诺山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人民政权，“是过渡性质带统战性的政权，和区公所一样，是领导各民族人民发展生产、为人民服务的机关，这也是以攸乐族为首的各民族人民起来当家作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基诺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实现了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五是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废除带侮辱性的地名和族名，恢复民族自称和亲称；把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定为全党全军的工作守则和纪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民族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力，培养民族干部，让少数民族享受和行使自主权等。 （二）开展民族识别，实现“直过民族”政治、法律地位的平等 民族识别不唯中国独创和首创，却在许多方面体现出中国的特点和创新，通过严格的科学识别和国家批准确认成为单一民族或族属，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基诺族的识别和确认又经历了不同的机缘、际遇与曲折，最终成为新中国最后确认的单一民族。 一是识别时间长，“一波三折”。据杜玉亭先生回忆，基诺人的民族识别先后于1958年11月7-23日、1958年11月26日至12月9日、1977年11月18日至12月4日三次进行，1977年11月18日至12月4日完成识别报告，1978年初报云南省民委审核同意后上报，1979年5月31日国务院批准了基诺族识别报告，6月6日对外发布公告，基诺族被正式确认为单一民族。基诺族识别从1958年开始到1979年获得批准，历时20余年。 二是新中国最后确认的单一民族。在1954年开始的云南民族识别中，有14个民族“官方认为他们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不需要更多证实”的“先验民族”，因此，“各小组不会花费任何时间来验证这些群体的存在”，“识别小组在最初申报群体中只认定了阿昌族、布朗族、怒族和西番族4个单一民族”，最终，政府确认了19个民族。以后又增加了包括基诺族在内的6个民族，而基诺族是最后得到确认的单一民族，一经确认，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很快掀起了扶贫开发和科学研究热潮，有力地促进了基诺族的发展。 三是基诺族成为单一民族的必然性。基诺族具备单一民族的特点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可能性，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及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探索实践使其成为现实。关于民族特点，可谓见仁见智。按照斯大林给出的定义，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后出台的文件对民族的概念和特点进行了新的概括：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基诺族识别表明它已具备上述特点。那么，基诺族从何时开始具备单一民族特点呢？杜玉亭先生研究指出，基诺族形成于原始社会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比经典作家认为民族形成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提前了一个阶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基诺族代表人物认为：“基诺人与别的民族不一样，不是哪一个民族的支系”，“从分天分地分界限时基诺人就与其他民族不一样，应当是一个民族”。 四是民族识别的重要性。民族识别旨在实现民族平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之一。1952年，中央政府决定将于1954年下半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按照法律规定，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代表。但是，当时并不知道中国究竟有多少个少数民族。为此组织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自报民族达到400多个，其中云南就有200多个，进行严格的民族识别也就这样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基诺族没有赶上这次民族识别。1979年基诺族识别成功，其最直接的政治意义是从此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中有了基诺族代表，基诺族从此获得了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不仅如此，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分、原计划生育政策等，都充分体现了民族识别对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1988年成立基诺山基诺族乡，标志着基诺族依法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力的实现。 五是基诺族的形成问题。民族形成于国家确认，还是民族特征的形成，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经过识别的56个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本质上都是自然形成的人们共同体，我国的民族识别只是对这种共同体存在的一种辨析和确认，而不是在政治上人为地制造民族”。事实上，认为“不是民族建立了国家，而是国家建构了民族”，把民族视为“自然共同体”或“想象的共同体”等等论调，都是有待商榷的。中国的民族识别，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指导，从民族客观存在实际出发，确定某人群是否属于单一民族，或是某一民族的支系。“基诺族形成于原始社会蒙昧时代中级阶段”，是指在那时基诺族就已经具备作为民族的特点，而其是否是一个单一民族，还需要得到国家的确认。由此可见，民族形成具有两层内涵：其一是民族特征的形成；其二是本民族的自觉与他民族的认可，尤其是官方的识别和确认，两者缺一不可，并且两者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因此基诺族在已具备民族特征的基础上得到了国家的确认，才真正成为一个民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