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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索-发展期(1996-2005年)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第二个十年，进入快速发展期。从研究成果数量来看，据《近代史研究》附刊论著目录统计，1996年发表论文80篇，后逐年增长，1999年150篇，2002年210篇，2005年310篇，十年共计1700篇，年均170篇，比前十年增幅近一倍半。十年间出版专著共约580部，比前十年增幅三倍多。1996年出版了龚书铎主编的自先秦至民国8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以历代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社会变迁为主要内容。这是第一套由断代社会史组合而成的中国社会通史著作，其中史革新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和朱汉国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共同组成了第一部1840-1949年百余年完整的中国近代社会通史。这些都反映了近代社会史学科更加发展成熟。 第二个十年论文集中讨论的论题在前后两半期有所变化。据《近代史研究》论著目录统计，前半期论文数量排在前列的论题“城市社会”和“吸禁鸦片”是延续前一时段的老热门论题，原来居后位的“生活、休闲与大众文化”也升至前列，这一论题属于民众生活，反映了这时期的研究摆脱政治而关注民间、民众的趋向。这一趋向到后半期更加明显，居前三位的论题已经是“商人及行会商会”、“区域与乡村社会”、“灾荒、慈善、医疗、生态”，完全成为社会本位论题。可以说到这一时段，社会史研究重心已经完全摆脱了政治依附而完成了向社会本位的回归。研究重心转移的另一个表现是，前一时段论文数量排在前位的一些政治衍生论题，如“秘密社会”“吸禁鸦片”，到这一时段排序下降，反映了研究视角由政治史向社会史转换之下，这些与政治相关度较高的旧论题受关注度在下降。 这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还反映在出现了两个热门领域。一是城市史。近代城市兴起是社会现代化变革的火车头，城市社会自然成为研究重心。首先是近代较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城市史研究，起步较早、成就突出的是上海史研究，如有上海社会心态史、生活史专著(13)，1999年出版了熊月之主编的15卷本《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史甚至成为海外中国学的一个热门领域。此外天津、武汉、北京等城市史研究也取得开拓性成果。城市史后续发展兴旺，至今仍然是一热门领域。二是区域史，即以一定地域范围的地方性社会状况及社会各元素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考察地方社会结构、民众生活、关系网络、制度运作等。一般以行政区划、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等形成的具有某种共同性的区域为研究单位，以乡村及基层社会为重心。较早取得显著成果的有华南研究、山西区域研究等，后扩展至更多地域。区域史研究避免了以往全域史忽视地区差别而过于笼统泛化的弊端，便于对相对独立的区域社会网络进行具体和系统的考察，以揭示中国基层社会的生态与运作方式。区域史以注重田野调查、发拙民间资料为突出特色，将以往忽视的乡村社会为主要对象，显示了贴近乡土、空间广阔的优势，成为长期兴旺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14) 在理论分析框架方面，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力求矫正“现代化范式”的“西方中心”偏向，开始转向立足本土，考察中国社会自身资源与现代化变迁的关系。这一思路注重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重在考察传统社会内在元素与现代性的契合度或连接转化，可称之为“本土现代性范式”。在这一范式之下，研究出现由宏观渐入微观、由笼统走向具体的趋向，区域史和微观研究的兴起，就是这一范式的实践反映。“本土现代性范式”是对“现代化范式”的深化与超越，体现了立足于中国本土、贴近社会实际探索中国自身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提升。但也显现出一些缺陷：一是许多研究往往偏重于还原史实的具体描述，缺少宏观观照和理论分析，有“平面化”之弊；二是有些个案研究过于细碎、零散，缺少问题意识、整体性与普遍联系的观照，缺乏普遍性价值。 一些研究者在反省“本土现代性范式”平面化、碎片化弊病基础上，引入政治社会学“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论，形成“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注重基于公共权力的国家干预与基于个人权利的社会自治之间的互动关系。较早运用这一范式的研究集中在商会组织、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互动等主题，如研究近代城市形成的商业、社区、公园、娱乐场所等“公共空间”，研究行会、商会、学会、民间组织等“公共领域”，研究公共交通、公共卫生、慈善等“公共事业”，研究城市商业生活及大众娱乐生活的“公共生活”，研究报刊、集会、演讲等“公共舆论”等等。(15)“国家与社会”范式注重探讨国家与社会的联系与互动，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权力关系，对近代社会状况及其变迁提出了理论层面的解释，使中国近代社会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因此，这一范式至今仍然是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中被广泛运用的一个热门理论。但这一范式也有缺陷，如研究多集中于大城市市民社会，而难以适用于考察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这一时期借鉴社会科学方法的探索更加多样化，一些社会科学的新方法被引入而形成新的研究分支。如一些学者运用词语分析法进行研究，形成“概念史”。有学者对中国近代出现的一些新词语或具有一定标志性意义的关键词，进行语言翻译学、传播学、语义学、文化建构等方面的分析，揭示这些新词语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互关系。(16) 还有学者借鉴“文化建构”理论，对近代一些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建构性分析。如“民族国家”是近代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观念和国民意识，有学者对该观念如何建构的过程进行了研究。一些研究者运用文化建构理论，分析了民国时期一些新礼仪、新节日的出现、确立、意涵及其社会作用。还有学者运用文化建构方法研究一些特定群体的形象与身份建构，如知识女性、职业女性、新女性、女学生、革命女性、女明星、留学生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