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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志英教授的《剑桥中国经济史》虽然是一部面向英文读者的普及读物，但是无论写作体例、叙述方式，还是在对中国经济史许多新研究成果的吸收、探索构建中国经济史的新解释体系上，都做了非常专业的努力，对建立中国经济通史的新体例，有很大的启发。 首先，我觉得该书是一部在打通经济通史经络方面做了新的努力的著作。以往有关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无论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西方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基本上是从对近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或不发展的关怀出发，基于近代经济的基本范畴和问题向前追溯，形成对中国历史上经济状况和发展过程的认识和叙事方式。从中国古代经济运行和演变本身的问题和逻辑出发，建立对中国经济史基本原理和长期变迁的认识，一般都还比较薄弱。而本书前三章在利用近年来关于古代中国社会制度和经济问题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古代经济状况，对秦汉以前的经济史着墨甚多，尤其是对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形成的经济结构有相当深入的叙述，全书从古代经济的问题带出后世经济变迁的线索，勾勒出了中国经济理论、经济制度和经济观念的基本逻辑，有助于读者对中国经济史形成基础性、结构性的思考。我阅读时对这点印象特别深刻，深受教益。 本书之所以重视从中国古代经济体制形成的早期历史着力，用相对大的篇幅考察先秦和秦汉时期的经济，也许是基于作者在引言中表达的，既往对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过于专注于市场动力，而忽略国家和制度因素的惯性进行的非常精到和深刻的反思。从这种反思中，作者引出了要重视帝国及其制度与经济扩张关系的主张。 该书重视王朝制度因素对经济史发展影响的主张，非常明显地呈现在全书很多章节的论述中。例如，在第七章“江南经济的全盛期”，作者从财政政策入手论述南宋时期的经济状况，这在英文的中国经济史著作中是一个富有新意的特色；第八章“市场经济的成熟”也谈到了诸多社会制度和文化的问题，与过往很多英文写作的经济史著作中就经济谈经济的写法，有明显的不同，实现了作者的希望——“为比较经济史研究提供一套新的基准”。 在强调国家制度的影响的同时，万志英教授这部经济通史还擅长把宏观视野以及宏大论题同细节呈现结合起来，很多重大的问题，能够借助具体的历史案例展现宏观经济的面貌，以小见大。例如讲到明代前期的经济转变时，通过徽州一个农户的家庭和土地交易情况，展示了当时充满竞争的不稳定的经济环境，显示即便在当时宏观经济水平处于停滞的时代，市场仍然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在一本篇幅有限的经济通史中，运用这种写法是大胆的，也是非常有效的。这样来写经济史，既需要作者对宏观经济有通透的把握，更需要作者对材料的细节能够有深刻精到的理解。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当然，这样以一人之力完成，努力通古今之变，又力图精炼通达的经济通史，一定是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主体性和独具特色的个人视野和见解，不同的读者都可能从自己的偏好角度提出不满。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我读本书的时候，最感遗憾的，是本书在讲述明代经济史的时候，对明代正统至正德年间的百年历史，落笔特轻，只以粮长和里甲制度的变化略略带过。在我看来，这一百年，恰恰是一个打通明代经济转变的关键时期。书中明确揭示了永乐之后的经济转变，但这个转变，其实主要是宣德之后才明显起来，而正统到正德大约一百年间发生的很多变动，在明代经济史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一般的认识上，大家对明代经历了从“洪武体制”到嘉靖年间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深刻转变，都是很清楚的，但以往对这个转变的研究要么习惯性地从近代历史向前追溯，注意力多集中在嘉靖到万历间的经济与前代相比较明显可见的新经济因素，要么着眼于南宋至明代的经济逆转，对这一百年的历史，学界的了解相对较为模糊。所以，本书对这一时段的经济演变一带而过，也是很自然的。但我基于自己的偏好，认为嘉万以后的变化，需要从正德以前的一百年去把握其脉络。 从这个问题延伸去看，明清经济史研究过去多聚焦在嘉靖万历期间的经济发展，同作者也明确质疑的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看成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主要推动力的观念相关。在这一点上，万志英教授已经表现出要突破这一模式的企图，但也许受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制约，本书在讨论明清经济史的过程中，仍未能真正摆脱把将市场作为经济扩张的主要动力的基调，这似乎是明清经济史研究目前还不可摆脱的一大“惯性”。但是，由于作者在引言和各朝代的讨论中，已经表达出这种写出新的经济史的追求，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作者日后能够在关于明清经济发展的论述中，继续向前走出更新的路子。 原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经济史的写法”笔谈系列文章之一，引用请见原文。 作者简介：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