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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组笔谈是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简称“文研院”）“经济史的写法——《剑桥中国经济史》”研读会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感谢北京大学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的授权。该组文章已发表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2019年12月6日出刊）。今天推送的是何平教授的笔谈文章，我们“CNU古代经济史”公众号将在近期陆续推出笔谈的全部文章，敬请关注。 阅读万志英教授的新著是一个清新愉悦的体验。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历史已经有70年的发展，然而教科书形式的中国经济史，其社会感染力弱，非专业人士无人问津。在这部人们热望的新著里，在与学者已有的研究进行广泛对话的前提下，万志英教授打出的旗号，是从经济生活的实际动态，从中国故事本身出发，来叙述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并且，在创作一本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详尽之作的目标引导下，坚持自己独特的理念。第一，摈弃任何关于经济历史发展的线性和分期的既有观点。第二，坚持熊彼特创新增长模式的经济发展观，以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应用来考察经济发展的动力，摈弃市场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动力的新古典经济学教条。通读全书，作者很好地实现了既定目标。 （一）时代主题与多彩跃动的经济生活 阅读万志英教授新著的直接感受，是清新愉悦。比起中国流行的教科书，按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史料罗列和抽象的数字描述，难以对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生活的经济状态获得直观的感受。然而，他用中国的既有历史材料，或者具有典型性的当时人士经济生活实录性质的文献，对多彩跃动的经济生活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可以说，每一个时期，他都进行了审慎的材料拣选，让经济发展的论述呈现在活生生的可以感知的经济生活之中。在第三章讨论构建秦汉帝国社会的户籍登记、兵役以及土地使用权时，不仅以《管子》卷9《问第二十四》官员收集数据的完整项目清单，来描述当时政府的关注点在于民众的生产能力、消费需求以及现有作战资源（见第77页），而且以张家山和居延出土的简牍，来讨论在人口登记政策上汉承秦制，以东海郡公元前13年的文献列表展示地方官上报中央的“上计”统计信息的具体类型（见第80页）。真实生动，具体而微！ 在第四章讨论豪强社会与庄园经济（前81-485年）时，在“商业、城市与对外贸易”子目下，利用居延汉简文献，生动具体地描述了居延军官粟君雇佣寇恩进行贸易这种商贸代理活动的情形（第130页）。诸如此类，在跨度3000年的历史陈述中，在紧要处均能以鲜活的历史呈现来体现经济活动的质与量的增进，难能可贵。 然而，以本来自然的故事描述经济发展，绝不是碎片化和散漫无边的。恰恰相反，该书的各个细节材料皆聚焦于时代主题。全书共9章的论述，是以鲜明的时代主题划分开来的。我们不妨随便抽取几章来看，第3章“统一帝国的经济基础”（前250-前81年），通过“构建帝国社会：户籍登记、兵役以及土地所有权”“秦朝经济中的公共部门”“汉朝初年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汉朝初年的地方社会”“汉武帝治下的财政集权”“盐铁之辩：围绕汉武帝遗产展开的斗争”几个子目（这些子目真应该在目录中列出，方便读者看清脉络和逻辑），生动明晰地讨论了秦汉帝国在实现从军事征伐向官僚统治的转变过程中，各种制度和经济行为的耦合演进。这既体现在土地占有关系之上，也体现在对商人及贸易活动的政策变化上，更体现在中央在财政和货币（铸币权）垄断权的确立上。在此基础上，奠定了中国帝制时代体制的基本格局，秦汉的体制初创之功，跃然纸上。 第6章“唐宋变革时期的经济转型（755-1127年），以“安史之乱的经济后果”“稻米经济的崛起”“回归重商主义财政政策”“王安石变法”和“经济生产力的大跃进”几个子目，通过唐宋变革在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作用表现，透彻地论述了经济与国家的转型。普遍实行的土地私有制、税收的货币化，以及绝大多数人口摆脱了劳役，使经济资源得到了更加合理的分配。国家和私营经济的关系发生变化，面对财政压力和敌对政权之间的战争，各国推行重商主义财政货币政策。财政更多地依赖间接税特别是消费税，以至于宋代成为帝制中国以商业税收成为跃居主要税种首位的唯一时期。利用市场而非压制市场，在宋代产生了充分的经济效应。 如此等等，以各个时代的最优先事项作为主题，以鲜活具体的史料解读予以佐证和说明，既晓畅诱人，又让人脉络清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线索了然于心。 （二）熊彼特动力与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 过往我们阅读的经济史书籍，大多按照产业或者按照生产力要素进行平铺直述的罗列，枯燥抽象。万志英教授在关照时代主题的前提下，旗帜鲜明地通过解读各个历史时期新知识和新技术所孕育的创新，来论述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和阶段特征。 我们以第6章“唐宋变革时期的经济转型”（755-1127年）来看他的分析理路。新知识的应用，包括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在本章“稻米经济的崛起”目下，作者指出在均田制结束土地私有制成为整个中国的常态之后，唐代庄园在多数情况下由佃农和雇工负责经营，而由于稻米农业更适合小规模的密集耕作，成为南方的普遍生产组织形式。唐宋时期，以“分成租”支撑的契约型租佃制，解除了前此的人身依附，刺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推升了生产力的提高。在唐代，北方的农业生产率达到了历史最佳水平，小麦完全取代小米成为主食。而这个变革时期，商业和城市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是长江流域的稻米经济的成熟。稻作农业和养蚕业的精耕细作，占城稻的引进，梯田和圩田建设的迅猛发展，一句话，全国主要粮食作物在总体上从小米向稻麦的转换，切实提高了粮食总产量，人口在8到12世纪翻倍（见第189-194页）。 与此相应，“回归重商主义财政政策”，面对五代十国独立区域政权的历史遗产，宋朝继承南方小国的重商主义政策，阻止铜钱外流，南方以区域特色经济为核心得到充分的延展。宋朝政权，以三司管理财政，979年将全国划分为21“路”的区域。宋朝政府通过“和籴”、“和预买”、食盐等专卖、“入中”及盐钞制度，进行财政和金融上的创新，建立货币和财政的新型关系，对全国财力进行前所未有的调集，形成以间接税商税为主体的财力汲取模式，以致宋朝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俯首称臣或偏安一隅时，均称小康和富庶（见第194-201页）。 在经济生产力方面，则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从唐中叶开始，茶叶的广泛饮用成为空前的大众习俗，由于茶叶的分散经营和集中售卖，推升市场向下层延生，帝制中国正是从宋代开始，小农普遍地和市场联系起来，从而推动了竞争性生产技术和知识的交流。糖业的发展，制铁的扩张，丝绸产品的生产和营销出现承包商—经纪人—批发商—长途商人的链条。打上时代印记的瓷器、造纸、印刷等产业的发展，改变了宋代的面貌（甚至影响今人的看法，因为只有宋代开始才有大量的个人著作因印刷技术的改进流传下来）。商业发展除了在国内贸易得到空前的内涵丰富以外，由于北部的压力，国际贸易在宋代真正成型，可以说宋人生活在一个海陆皆通的国际化时代。这些便是“唐宋变革”的现实内涵（见第206-212页）。 而帝国晚期的经济表现，作者充分展示了加州学派学者关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中国的各项发展指标并不落后的各项事实。然而，各种表现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均属于传统规模的扩大。与英国工业革命机器生产看似瞬时分流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在14世纪以后便在生产的组织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模式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中国是保守型的小农经济模式和官方主导的红顶商人支配市场，西方是掠夺型外向型的经济模式，推升生产组织和形式的变迁（参见第9章，第302-340页）。 故事娓娓道来，万志英教授在每一章所代表的历史时期，突出时代主题，生动有趣地以技术进步和知识的传播这种熊彼特动力，来反映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表现形式。他利用不同的细腻叙述，清晰地描摹出不同时代经济的特色和方向，并展示出土地占有关系、国与民的关系、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家庭模式、合伙制、族产Corporate Linage）,以及作为一个普罗小民的生活状态。确实是一副丰富多彩鲜活的经济全景图。 （三）对既有研究的扬弃和选择性缺陷 万志英教授反对一切形式的时代划分和线性发展模式。但是，他明显地承袭了日本学者的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和经济发展的解读模式。比如内藤湖南的“唐宋时代观”以及宫崎市定的中国历史解读。由于历史的特殊的原因，西方世界不能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这种先入为主的日本学术体系的承袭惯性，不经过阅读原始中国文献，不与中国历史创造者和文化承载者的中国民众和学者进行充分的交流，要认识历史的真实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隔膜。中国学者已经有大量针对唐宋变革论的辨正论述，似乎不宜视而不见。 另外，关于中国各个阶段历史的研究，也许由于工作量大的缘故，本书也有可能出现文献和研究参考著作选择上的偏颇。第3章注释94所引“五铢钱的现存样本数据”来源，参考的著作便不是最适宜的选择（应当参考周卫荣：《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而关于清代财政体制的研究，作者轻快地使用曾小萍多年前出版的旧著。实际上关于清代财政的不完全体制，以及各个专项的制度机制和运行实况，近年国内学者均有可资参考的重要推进。至于帝国晚期GDP的浓墨重彩，难以真正解读中西分野的实质和内容。实际上，在中西分野上，知识和技术是表象，制度和组织是根本。作者尽管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力求解读生产组成的模式、合伙制、包买制以及信用制度的发展，但是仍然难以看到欧洲12世纪以后出现的政府具有契约精神的债券筹资模式，以及海盗贸易推生的股份制度。而作为最早发明纸币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建立起信用货币制度？国家的性质和政治体制与这种具体经济制度的关联，是十分重要的关注之点（参见何平：《传统中国的货币与财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只有这些具体的经济制度规范，连同商业资产阶级宪法体制的逐渐形成，最后才引导出最先诞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来。中西分野的比较，应当看成不同社会整体的系统的比较，而不是某一单项指标的比较。不然，仅就中国传统时代而言，每次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战胜的汉族王朝，从静态来看财富都是超越这些骑马民族的，为何总是战而不胜？看来，体现综合国力强弱的衡量标准，就应当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指标，而在特定条件下主要体现为国家汲取能力面对特定目标的实现程度。否则，过多夸大中国清代静态GDP的世界位置，难以解读近代面对西方的明显劣势、积贫积弱和被动挨打！ 总之，瑕不掩瑜，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原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引用请见原文。 作者简介：何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