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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 摘 要:简帛学的形成发展已逾百年, 但当前作为简帛学学科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简帛学史研究, 既往虽做过一定工作, 却还很不够, 存在诸如概念体系和内容研究各异、分期歧义、重具体研究而轻理论提升等问题, 需要重新站在新时期认识和理论的高度去总结、梳理简帛学史研究的经验教训, 以服务于学科理论体系、框架、结构和内容的构建。鉴于此, 我刊特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合作, 组织“简帛学史的理论总结与研究”主题笔谈, 约请国内知名学者就相关问题发表己见, 以期推动简帛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和简帛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简帛; 简帛学史; 分期标准; 简牍学大辞典; 简帛目录 作者简介: 蔡万进 (1967-) , 男, 河南唐河人,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主要从事秦汉史、考古与简帛学研究; 郭晴 (1993-) , 女, 河北唐山人,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基金: 北京市科技创新平台——敦煌简帛文献综合研究项目的支持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均离不开对其自身发展过程的省思。简帛学自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我国新疆尼雅、楼兰遗址发现汉晋简牍,迄今已走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并蔚然成为国际显学。百余年来,尤其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简帛发现与简帛学一百周年 (2001年) 之际,学界对于简帛学发展历程的总结与关注,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简帛学史研究成果,举其荦荦大端者,主要有以下数种: 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 (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一书,试图对百年来中国简帛学界的研究成果做全面清理、总结和评价。该书扼要概述了20世纪简帛研究的进展,总结了20世纪在简帛研究上成就最大的王国维、劳榦、陈梦家的学术贡献和特点,从“从秦简看秦代的历史地位”“简帛的发现与楚文化研究”“郭店楚简与先秦学术思想”“汉简所见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及其相关问题”“出土简帛与文学史研究”“汉代边塞吏卒的文化教育和娱乐活动”“从出土文物看秦汉时期的民间信仰”等角度,探讨了简帛学对于推进20世纪学术史发展的重要意义,且最后以专章形式论述了简帛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赵超的《简牍帛书发现与研究》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之一种,分设“中国古代简牍帛书的考古发现”“简帛的考古发掘、科学保护与对古代简帛制度的研究”“出土简牍帛书与有关的考古学研究”“简牍帛书中的古代文书整理与研究”“简帛中的古代经籍、佚书与古代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古代简帛文字的研究与收获”等诸章,总结回顾了中国简帛研究走过的百年历程以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骈予骞、段书安编著的《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 (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全书由“综述篇”“资料篇”“论著目录篇”三部分组成,是对百年来简帛学发现与研究的概括总结。本书“资料篇”所收内容从1900年至2002年,凡属已公布了的墓葬、遗址中出土及征集、收购来的绝大部分简帛都收录进来;“论著目录篇”所收内容是在1903年至2002年间出版、发表的论著,其中也包括了有关日本学者的论著;“综述篇”从简帛文献学的角度,对20世纪出土简帛文献进行了全面论述,涉及简牍帛书的起源、形制、缮写与销改、题记、文字、内容与分类等。 李均明、刘国忠等著《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 (1949-2009)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一书,从新的视角考察了现代中国简帛整理与研究的情况。书中根据简帛的自身特点,将出土简帛分为简帛典籍、简牍文书和帛书三大部分,即本书之上、中、下三编;每编之后又大致分为相关发现概况、基础研究、专题研究三部分,介绍百年来出土的所有简牍与帛书概况,解析简帛自身所包含的各种规律及百年来简帛研究的曲折历程、各种观点的交锋、代表人物等。该书向广大读者展示了简帛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轨迹和丰富内容。 郑有国《台湾简牍研究六十年》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是一部对我国台湾地区简牍研究历史总结与回顾的学术史著作。书中将台湾简牍研究分为三期,即1949年至1974年为第一时期、1974年至1991年为第二时期、1991年至今为第三时期,并分设专章就各时期的简牍研究主要学者、重要成果等进行总结介绍,不仅注重学术内容的铺陈,更能读出学者的人格特征、学术风范和时代印记。 综观上述诸种简帛学史著作,在肯定其取得不少成绩的同时,不可否认还存在诸多方面的不足。突出表现为:一是概念体系和内容研究各异,缺乏对系统科学的简帛学史体系构建的深入思考和探讨;二是分期不明确,缺乏对百余年简帛学发展阶段的科学分析和各阶段各时期的特征把握,研究平面化,没有“史”的立体感;三是理论凝炼不够,重具体研究成果呈现、缺乏在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中提炼简帛学的基础理论。简言之,当前的简帛学史研究,既往虽有过一定工作,但还很不够,需要站在新时期认识和理论的高度去总结、构建简帛学史的体系、框架、结构和内容。如同文献学学科之有中国文献学史研究、语言学学科之有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等,简帛学作为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亦应有其专门之学———中国简帛学史的研究。对百年简帛学史进行总结研究,写出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和科学的中国简帛学史著作,不仅势在必行、迫在眉睫,同时也有着重大的学科理论价值和意义。 第一,通过对简帛学史的总结与研究,丰富完善简帛学的学科体系。现代学科研究表明,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都必须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学科发展史,即通常所谓的“体”“法”“史”“论”,把这些融为一体进行系统研究,构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简帛学自然也不例外。简帛学的“体”即研究对象,就是出土简帛,以出土简帛为研究对象,对出土简帛自身外在形态、内在结构的各种现象、特征和规律进行研究揭示的学问,就是简帛学;“法”即整理研究出土简帛的方法,出土简帛的文物、文字、文献、史料基本属性与特征等决定了简帛学与考古学、语言文字学、古文献学、历史学等学科有密切的关系,以上相关学科的方法自然同样可以应用到出土简帛的整理研究过程当中,与简帛学自身特有的研究方法一起,构成简帛学的方法论体系;“史”即简帛学发展的历史,厘清中国简帛学发生、发展、演变的脉络,揭示各个时期各个阶段中国简帛学的全貌及其特色;“论”即简帛学的基础理论,包括简帛学的定义、概念与范畴,研究对象与范围,内容与体系,学科属性与分支等。如是,简帛学史研究无疑是简帛学学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对于简帛学史的总结与研究,则毫无疑问地丰富完善了简帛学的学科体系。但从上述数种概述性的学术史著作来看,当前的简帛学史研究,无论是在对百余年来简帛学学术史资料的整理方面,还是在简帛学史研究自身的理论建设上面,都还远远不够,需要就简帛学史研究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进一步展开探讨。包括:1.中国简帛学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2.中国简帛学史研究的目的与任务;3.中国简帛学史的自身特征与特点;4.中国简帛学史的分期与阶段划分;5.中国简帛学史的体系、框架、结构和内容;6.中国简帛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手段等等。 第二,通过对简帛学史的总结与研究,推动简帛学理论体系的构建。简帛学理论研究与建设亟待加强,已为当今学界共识。为此我们分别于2015、2016、2018年连续召开了三届以简帛学理论探讨为主题的“简帛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先后组织了“简帛学理论的总结与创新”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2期) 、“国际简帛学体系的构建”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出土简帛整理的理论与实践” (《郑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等三组笔谈,发表了《简帛学的学科分支新论》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2期) 、《中国简帛学体系构建新论》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以及《出土简帛整理的若干理论问题》 (《郑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等有关简帛学理论思考的研究文章。实践和学科研究表明,基础理论历来都是在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中提炼出来的。譬如简帛学研究对象,这是简帛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一般认为简帛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出土简帛,这个提法并无任何不妥,但实际上通过对该问题大量学术史资料的梳理研究发现,却存在着简帛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出土简帛的文字内容”,还是“出土简帛本身各种现象、特征和规律”的不同认识和争议。同样,也是在对大量简帛学学术史资料研究的基础上,获得了集文物、文字、文献、史料四大基本属性与特征于一体的出土简帛,本身不仅是一种文化遗物,同时又是一种宝贵的文献和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对出土简帛自身上述文化遗物、文献、文物诸现象、特征、规律的揭示、分析、归纳和总结,即构成了简帛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诸方面这一科学认识,最终确定了中国简帛学的研究对象是“出土简帛本身各种现象、特征和规律”这个主题。循着这一主题,使简帛学的学科界限,简帛学的定义、概念和范畴,简帛学的研究体系、学科分支等其他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得以廓清、补充、修正、完善和确立 (参见《中国简帛学体系构建新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简帛学史的总结与研究,推动了简帛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第三,通过对简帛学史的总结与研究,促进了对国际简帛学体系构建的探索。众所周知,简帛的使用与出土,不惟中国,同时期或稍晚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日本、欧洲大陆与英国等地,同样也都有使用和发现。如今,各国简帛研究者已从专注本国简牍研究转向探寻世界各地出土木牍的共性、区别与联系,试图整合、构建国际简帛学的体系,如韩国学者“东亚简牍文化圈”构想 (尹在硕《东亚简牍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日本学者“东亚木简学”的提出 (角谷常子《东亚木简学的构建》,日本汲古书院,2014年) ,中国学者“国际简帛学”的倡议 (“国际简帛学体系的构建”笔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等。不容否认,中国简帛学以其简帛出土数量大、年代早、种类全、延续久、制度规律显著、学科体系发展完善成熟、研究国际化程度高以及简帛制度、文化在历史上对于汉字文化圈地区辐射作用强等特点和优势,理应在当今国际简帛学体系的构建中占据中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百余年来,随着大量简帛资料的不断出土和整理研究实践的长期积累,中国简帛学留下了丰富的简帛学学术史资料。通过梳理这些学术史资料,一方面可以发现中国简帛学国际化的滥觞与20世纪初一批西方探险家有密切的关联,早期简帛发现与研究离不开西方探险家,这一特殊群体在简帛学史上应予关注,并关注他们的简帛学研究贡献;另一方面,外国学者的中国简帛学研究及其成果,以及中国学者的外国简牍研究及其成果,同样亦应是中国简帛学史总结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共同为国际简帛学体系构建的可能性探索提供了学术支撑和线索。如戴卫红《韩国木简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一书中有关韩国出土新罗、百济时期“椋”字木简的考察,研究指出“椋”是与粮食、物品储存有关的官府仓库系统,百济时期既有属于内官系统的外椋部,也存在归属不明的“仲椋”;新罗时期“椋”有仲椋、下椋之分,是有瓦的地上建筑,由专门的“椋司”来管理。“椋”在中国现存的传世文献中,未见有仓库之意,而它从木京声,从词源、词义上与表仓廪之意的“京”同源;从建筑形制看,“京”底部当有立柱或高台,为地面建筑物,与椋的建筑形制相合。四世纪末逃亡到朝鲜半岛的中原汉人的壁画墓中,出现了储存食物的“京屋”;五世纪初的高句丽壁画墓中出现了表仓库之意的“椋”;从1972年古照遗迹 (日本松山市南江户4丁目) 发掘出土的屋梁、楼板、桩柱等建筑物的木材部件复原的古坟时代前期即4世纪时期的高床仓库,以及日本出土的22枚写有“椋”字的木简,反映了“椋”这样的涵义及建筑形制是经由百济流传至日本列岛的,从简牍内涵上诠释了中日韩三国简牍文化的关系。又如韩国学者尹在硕《以简牍为中心看东亚记录文化》 (《中国秦汉史暨石家庄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石家庄,2018年11月30日-12月3日) 一文,从中日韩三国出土的论语简、九九表木简入手,探讨了中日韩简牍文化的关系。所有这些,从文化的内在关联性上为国际简帛学体系构建的可能性提供了证据和思路。简帛学史的总结与研究,有力地推进了国际简帛学体系构建可能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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