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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迄今已逾60年。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密切相关。而丰富的古代文献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证经补史”的传统，使得从考古学上寻找夏、商古族和夏、商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其本来面目，成为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界孜孜以求的一项重要学术目标。其中，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如何处理解读这一文献匮乏的历史阶段的田野考古材料，在中国上古史和考古学研究领域异议颇多。从田野到阐释的研究过程与学者的心路历程，随社会风潮和学科发展而嬗变，构成了中国考古学科在阐释话语体系探索上的一个缩影。 一 二里头遗址最初发现于1959年，从首次发掘到世纪之交的前四十年，除少数年份之外，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持续不断，获得重要收获。为了解区域文化面貌，在以探索夏文化为主要学术目标的背景下，相关单位（人员）采用传统的考古调查方法，发现了一大批二里头文化遗址，并对其中部分进行了发掘。 基于上述工作，学界建立起了以陶器为中心的可靠的文化分期框架，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演变序列得到普遍认同；通过对较大范围内具有相似内涵遗址的发现和部分遗址的发掘，逐步廓清了二里头文化的相对年代、分布范围、地方类型与文化源流等问题。这些是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至于二里头遗址1、2号宫殿建筑基址、铸铜作坊、高等级墓葬等重要遗存的发掘及重要遗物的出土，则无疑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迄今可确认的早期大型都邑遗存及以其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形成研究中重要的学术地位。 学界对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古史性质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这一过程中，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形成及发展研究中的重要性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为学界所关注。特别是进入到80年代之后，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这一学术热潮之下，它们已然成为研究中无法绕开的关键点。 纵观20世纪初叶至今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国家起源和早期文明史的探索历程，不难发现其所依赖的主要方法之一，是由已知的文明实体往上推，从其成熟的国家社会所表现出的明显特征中，探究早期国家的某些本质的萌芽及其发生发展过程。由于丰富的文献材料及由此产生的史学传统，这一探索理所当然地以对具体王朝的确认为中心和出发点。而长期以来，夏王朝被视为中国历史上首先进入文明时代的第一个王朝国家，因此探讨中国国家、文明起源及形成问题自然就不可避免地与二里头文化古史性质相挂钩。 二 由于上一阶段的田野与研究工作的重心一直侧重于文化史领域，导致我们对二里头遗址的总体结构、布局及兴衰过程还缺乏比较清晰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廓清。有鉴于此，自1999年秋季开始，二里头遗址新一轮的田野考古工作在理念与重心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即将探索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作为新的田野工作的首要任务。 在这一学术理念指导下，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取得重要收获，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首次对遗址边缘地区及其外围进行了系统钻探，结合地形、地貌的考察，第一次确认了遗址的现存范围、遗址边缘区的现状及其成因；确认了二里头都邑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的功能分区。其二，在中心区发现了成组的早期多进院落宫室建筑、井字形道路网络、车辙、晚期宫城及两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大型围垣作坊区和绿松石器作坊等重要遗迹，同时还出土了一批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等高等级遗物。 与此同时，采用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方法，结合考古学的传统手段，相关单位在中原地区的部分区域开展了新一轮的田野考古调查。通过工作，不仅新发现了一大批二里头文化遗址，同时还为学界提供了更为精准与科学的遗存信息。进而，围绕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形态、技术经济、生计贸易、人地关系、社会结构乃至宏观文明进程等方面的探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上一阶段为学界所广泛关注的二里头文化古史性质、二里头文化与国家、文明关系这两项议题，在这一阶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前者而言，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二里头主体或全为夏都说”逐渐成为学界共识，对其讨论则渐呈沉寂之势。至于相关不同意见的提出，多基于新的考古、年代学材料与研究成果，因而颇具理论与方法论上的意义。从后者来看，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中的关键一环，其在中国国家、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不仅愈加凸显，而且在研究内容上，学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它们所反映出的国家、文明社会出现与发展的背景、动力、模式与机制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三 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界，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田野工作理念及重心的转变、综合研究中呈现出的新态势及考古报告编写模式的变迁，都表明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正是中国考古学从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主的阶段向社会考古学为主干的新阶段转型的一个缩影。 当前，二里头文化研究正呈现出基础研究与整合研究并重、不同学术思路与学术取向共存的态势。此前围绕狭义历史复原的阐释热潮基本限于“可知论”内部的论争。而后一阶段，“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在方法论上的反思引人注目。 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宏观考察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可以认为，考古学仅可提供某一人类共同体的社会发达程度是否接近或达到国家（王朝）水平的证据，却无法在没有直接文字材料的情况下证明狭义史学范畴的具体社会实体如夏、商王朝的存在。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来排除或否定任何一种假说所提示的可能性。出土文字材料的匮乏、传世文献的不确定性，导致我们对早期王朝的纪年等问题只能作粗略的把握。因此，“有条件的不可知论”主张在没有甲骨文一类当时的自证性文书资料出土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彻底解决二里头文化的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的。 现代中国考古学诞生后，在对中国上古史所做的分期描述中，一直存在着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两大话语体系。前者以神话传说表述远古时期，在进入历史时期后，一般采用朝代名；后者习惯以考古学文化来命名史前时期，已被证明为信史者则与文献史学合流，亦冠之以朝代名或主要诸侯国名。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两大话语系统才归于一系。殷墟因有甲骨文的出土及成功释读而成为第一座自证“身份”的都邑，走出了“传说时代”，从而成为目前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两大话语体系合流的上限。而早于它的二里头文化，则属于已经发现了零星的直接文字材料，为若干后世文献（间接文字材料，属于口传历史而非编年史）所追述，主要依靠考古材料来研究，但还不足以确认其“历史身份”的人们共同体的遗存，二里头都邑王朝归属之谜的最终廓清，仍有待于包含丰富历史信息的直接文字材料的发现和解读。 事实上，作为广义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狭义史学）在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探究社会历史的方法和手段。然而二者在研究对象上存在较大差异，这种不同进而决定了二者研究路径和方法迥异。对于考古学研究而言，文献史学确能为我们开展田野调查或研究提供某些有益的线索，但这并不意味着过早地开展二者的整合研究会有助于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及学科自身的发展。淡化对考古学遗存背后早期人群的族属或王朝归属这类并非学科所长的议题的探究，把更多的精力转向以聚落考古为基础的社会考古学研究，应是未来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