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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语是我国学习现代科技与学术知识体系的工具语言 1905年清朝正式“废科举，兴新学”，随后我国参照欧美教育体制逐步建立起了一套从小学到研究生的现代教育体系，在各级学校里建立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教育、法律、医学、农学、工程、建筑等一整套专业课程体系，西方国家的各科教材(或借鉴日文教材)被系统地翻译成汉文，师范学校陆续培养了与各专业教学相适应的教师队伍。经过了100多年的教学实践和对欧美教材的不断吸收和跟进，我国现代知识体系各学科的专业汉文教材已经相当成熟，并经过历代师承教学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专业课程教师队伍。中国的中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多次拔得头筹，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国学生出国转入欧美各国中学后的数理化科目成绩表现优异，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我国以汉文授课的数理化专业教育已经达到了一个世界公认的较好水准。 相比之下，西藏***在1951年以前没有现代小学，***、内蒙古等地的中小学教育水平与东部省份相比也相对滞后。由于教育基础较薄弱、知识分子和教师队伍规模较小，新中国成立后西部边疆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也无法与东部汉族地区相比。而且，数理化等现代科学专业的维吾尔文、藏文、蒙古文、哈萨克文教材的质量与汉文教材相比，存在十分显著的差距。笔者2007年在喀什第二中学调查时，一位维***中学生告诉我说：“即使想学好中学数学，也需要多看高质量的汉文教辅材料。”同时，各学科、各专业的维吾尔文、藏文、蒙古文等民族文字出版物(基础教材、研究文献、西方学术经典译本)的数量和质量也无法与汉文出版物相比，这从***大学、内蒙古大学、西藏大学图书馆的民族文字和汉文出版物的比较可以看得非常清楚。[4]当代稍有影响的外文出版物，不需几年即有汉译本出版，这是由一个超过12亿人的庞大汉文读者群体所支撑起来的翻译和出版市场，它是我国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藏文等民族文字出版业所无法相比的。随着国际学术与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可以预见，今后这一差距还可能会越拉越大。考虑到我国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队伍目前的基础与“投入—产出”的效益，今后需要在一个什么程度上发展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藏文等语言文字的数理化课程教材，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为了使我国各少数民族的青少年能够提高数理化等现代科学知识的学习成绩和高考竞争力，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改革的一个思路是今后我国民族中小学的数理化等专业课程逐步转用汉文教材。少数民族学生通过学习高质量的汉文专业教材，提高数理化等科目的考试成绩，从而得以有更多的人进入国内一流综合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学习，并为他们毕业后进入国内一流学术机构和研究部门工作创造条件。2008年我国共有两院院士1855人，其中汉族为1821人(占98.17％)，满族18人(占0.97％)，蒙古族5人(占0.27％)，另有回族4人，土家族3人，壮族、白族、藏族、畲族各1人。[5]满族、回族、土家族、壮族等已基本通晓汉语文，蒙古族人口中有很大比例通晓汉语文，由此可见，熟练掌握汉语文对我国少数民族青少年学习现代科技知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在我国目前的各综合大学和一流研究机构中，汉语是主要的国内交流工具性语言，英语则是对外交流和阅读国际最新研究成果的主要国际工具性语言。 四、关注少数民族语言的继承与发展 近些年来，五省藏区和***的民族中小学在大力推动国家通用语言学习和双语教育。但目前少数民族学生的现代科学科目(数理化生)学习成绩普遍不理想，高考时只能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来保证一定的入学率，入学后难以跟上同年级汉族学生的学习进度，毕业后有许多人面临就业困难。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各地政府开始加强中小学的汉语课程，这是改变这一现状的根本应对之策，可以说是势在必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少数民族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对就业、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融入社会都有利”。 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和使用汉语教材学习数理化，与学习自己本民族母语文并不矛盾。有些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担心本民族的语言文化是否会因此被削弱，这一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矛盾经常会掩盖另一个矛盾。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而且，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百花园”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继承和发展，政府必须为那些愿意学习和研究母语文、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必要的条件。因此，各地民族中小学的母语文课程必须保留，而且质量应当逐步提高。同时，不仅各民族院校和边疆地区各大学应继续开设并加强民族语言文学的本科和研究生专业，我国内地综合大学也应当开设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这些专业的招生规模可以根据就业状况不断进行调整。同时，有条件的综合大学应当建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机构，培养具有现代语言学知识和研究能力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学者，把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我国有些少数民族学者的研究兴趣局限于本民族语言文字、历史和有限的本民族文本文献，学术对话范围仅限于本民族(或国外同一民族)的一个较小的学者圈子。如果我国少数民族学者不去真正拓展自己的学术眼界，不去掌握汉语和其他外语工具，无法通过汉文和其他文字出版物来系统地吸收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现代学术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在一个更大的学术平台上与国内外高层次学者进行平等的对话。真正的学术研究不是以“民族”来划定范围的，如果这样的“半封闭状态”得不到改变，即使是对本民族语言、文学和历史的研究水平，也很难在学术上真正得到提高升华并走向世界。 五、我国综合大学不开设少数民族语言课程带来的弊端 目前，我国内地各综合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都设有“外国语学院”，学生们在这些学院里学习英、法、德、日、俄、西班牙等外国语言，教师们在这些学院从事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学和历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但是，这些外国语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并不包括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藏语、蒙古语等)，我国各民族学生对这几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和教师们的相关研究工作都放在各民族院校以及少数民族地区院校(如***大学、西藏大学)的少数民族语言专业。 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我国各民族学生(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学生)在大学校园里无法得到学习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藏语、蒙古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机会，而熟练掌握这几种语言文字，是他们与这些民族成员开展交往交流的基本条件。我国的民族分校教育制度使得汉族学生在中小学阶段不可能接触和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除了***等个别地区极少数的“汉考民”学生外)，进入大学后也没有学习的机会。这种教育体制在客观上造成的结果，就是今天我国熟练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汉族学生数量极少。但是，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五省藏区、内蒙古牧区等)的各项工作(如党政机关办公、文教卫生、经济生产、贸易和服务业、通信交通)都需要大量汉族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些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人员如果不能熟练掌握当地民族的语言，就无法直接与当地干部和群众进行交流合作，对于这些地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极为不利。 有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希望在学校课程中系统学习与本族语言相同或相近的外语，通常只能进入综合大学的外国语学院学习，如北京大学的蒙古族学生在外国语学院东语系开设的蒙古语课程学习蒙古国语言文字(西里尔文字)，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哈萨克族学生在本校的哈萨克语言专业学习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哈萨克语(西里尔文字)。相关课程的学习材料中有大量相关国家学者撰写的有关民族历史和民族意识的文学作品、史诗歌曲、人物传记。这些教材中包含有强烈的民族情感，非常容易唤起我国相应民族学生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这种情况对于在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心中构建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如果我国各综合大学的“外国语学院”转型为“语言学院”，同时开设少数民族语言课程(如蒙古语)和相近的外国语言(如蒙古国蒙古语)课程，学生可以在比较中更加清楚地认识两种语言之间的重大差异：如蒙古国蒙古语使用西里尔文字，包含大量俄语词汇，而我国蒙古语使用传统文字，包含大量汉语词汇，历史上同源的这两种语言已经在各自近百年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发生了方向不同的重要演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