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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枕骨变形和人工拔牙等是大汶口文化居民独特的文化现象。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河南郑州西山、淅川沟湾,湖北房县七里河、枣阳雕龙碑等遗址的古代居民也发现有枕骨变形、人工拔牙等现象;而且从遗传特征最为明显的颅面部来看,这四处遗址的古代居民最接近于大汶口文化居民。此外,遗址内还出土了一些带有大汶口文化因素的器物,且墓葬中亦存在随葬猪下颌骨的现象,故而推断这四处遗址应该有从海岱地区迁徙而来的大汶口文化居民。由于未发现大规模的创伤现象,此次大汶口文化居民西迁应为和平的人口流动。 关键词：人骨材料; 大汶口文化; 枕骨变形; 人工拔牙; 人口迁徙 基金: 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团队项目(IFYT17003);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自然科学专项交叉学科培育项目(2017JC026);山东大学考古与历史学学科高峰建设计划的资助 作者简介: 赵永生(1985—),男,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体质人类学。肖雨妮(1996—),女,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体质人类学。曾雯(1985—),女,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古DNA和体质人类学。 大汶口文化因年首次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分布,主要是在以泰沂山系为发源地的汶、泗、沂、潍等河流的广大流域,西部见之于黄河北岸,东部达到山东半岛,南部延及今江苏和安徽的北部[1]。栾丰实先生依据14处大汶口文化遗址的59个样品碳十四测年数据,认为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在距今6100—5500年前后,中期阶段在距今5500—5000年之间,晚期阶段大约在距今5000—4600年,大汶口文化前后延续时间约长达1500年[2]。 大汶口文化作为海岱地区较为繁荣的史前文化,与周边地区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明显的交流,学术界很早就关注到大汶口文化的扩张,尤其是向西发展,与河洛地区仰韶文化的交流,众多学者从考古学文化上对此进行了阐释[3]。总结来看,他们大致认为大汶口文化早期乃至更早的北辛文化,海岱地区即与邻近的河洛地区仰韶文化有着明显的文化交流,不过在此阶段,仰韶文化相对占据输出上的优势。进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尤其是晚期,随着仰韶文化的衰落和大汶口文化的崛起,大汶口文化西进趋势明显,而且在豫东、豫中乃至豫西南一带发现不少大汶口文化典型墓葬,拉开了大汶口居民大举向西迁徙的序幕。 以往的研究多是从陶器、石器以及葬俗等考古学文化方面对大汶口文化的西迁进行阐释与分析,本文拟从现今出土的人骨材料对此现象进行分析,进一步确认大汶口文化居民的迁徙,探究迁徙的路线和迁徙的原因。 一、大汶口文化居民的特点 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多处相对成规模的墓地,因此有数量较多的人骨保存,为研究大汶口文化居民的体质特征提供了直接证据。迄今,较为系统的大汶口文化人骨材料的报道有山东宁阳大汶口[4]、曲阜西夏侯[5]、邹县野店[6]、兖州王因[7]、广饶傅家[8]、即墨北阡[9],江苏邳县大墩子[10]、邳州梁王城[11]以及安徽蒙城尉迟寺[12],韩康信先生还对山东广饶五村[13]和诸城呈子[14]的大汶口文化墓地的居民进行了头骨形态的观察。除此之外,“文化两合现象”(大汶口文化因素和良渚文化因素并存)明显的花厅墓地也出土了人骨[15],黄象洪先生对花厅遗址1987年出土的人骨进行了记录和鉴定[16]。本文尽可能地搜集见诸报道的大汶口文化人骨材料,由这些材料可以观察到大汶口文化居民人骨的几个特点。 图一//广饶傅家遗址的枕部变形个体 图二//即墨北阡遗址的人工拔牙个体 1. 枕部变形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于大汶口文化人骨材料上的现象,几乎贯穿整个大汶口文化时期,乃至到龙山文化时期也在部分遗址存在。枕部变形主要表现为头骨后部的不自然扁平化,自顶骨顶孔区开始向后下转折一直延续到枕外隆突处,使两侧顶骨后部和枕骨上部形成一个几乎与法兰克福平面相垂直的平坦面(图一)[17]。 2. 人工拔牙 除广饶傅家外,进行了较为系统人骨材料报导的大汶口文化遗址皆普遍存在拔牙现象,且以拔除双侧上颌侧门齿为主(图二)。侧门齿生长在口腔最易显露的位置,单一且不算太长的齿根也最容易使其脱出齿槽,因此也最具有标志性。 3. 口含石球 口含石球习俗目前只发现于大汶口文化居民中,发现此习俗的遗址有山东王因、野店和苏北大墩子等,实际的分布范围可能更广一些。由于含在口颊中的小石球长期与臼齿外侧面磨擦,形成了磨蚀面。磨蚀严重的可以影响到齿冠和齿根及至齿槽骨,有的甚至使颊齿齿列挤向舌侧,齿槽骨萎缩直至引起严重的齿病[18]。 4. 颅面部形态特征 张振标先生对大汶口文化三组古代居民(大汶口组、西夏侯组、野店组)研究认为,山东三组在体质形态特征上具有相似特点,表明山东三组是属同一体质特征的种族类型,比玻利尼西亚类型更接近我国近代华南组[19]。在颅面部形态上大汶口文化居民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特点:中等偏圆且高狭的颅型、较低的眶型、较低的面型、较阔的鼻型以及中等的面部扁平度[20]。 此外,部分大汶口文化居民身高较高,颜誾先生根据相关的身高推算公式对大汶口组[21]和西夏侯组[22]古代男性居民的身高进行了推测,分别为172.26和171.3厘米,这在古代居民中实属罕见。 综上所述,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人骨材料表现出很多共性,既有本身自有的生物学特征,特殊的颅面部形态和较高的身高;又有后天形成的现象,如枕部变形、人工拔牙和口含石球。这些特征使大汶口文化居民有着自己的特点,与同时代其他文化居民区别明显。笔者认为,可以引入“族群”的概念来诠释这一人群。 族群这一术语在人类学文献中通常被理解成是对以下这样群体的命名: (1)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具有较强的自我持续性; (2)共享在各种文化形式下的外显统一性中所实现的基本的文化价值观; (3)建立一个交流和沟通的流域; (4)拥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同的成员资格,以建立与其他同一层级下的类别相区分的范畴[23]。 大汶口文化居民有着自己独特的体质特征,而且一些人骨特征也反映了其特定的文化传统或习俗,具有明显的可识别性,应为同一族群,是因体质或文化上的共同特征而与社会上其他群体区别开来的人群共同体。 二、大汶口文化居民向西迁徙的证据 在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外,河南地区亦发现不少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墓葬,并伴有对人骨的简单记录。周口地区烟草公司仓库遗址发现4座,其中M2骨骼保存较为完好,枕骨扁平,仰身直肢,骨骼测量全长约1.85米,壮年男性;M4,二次葬,门齿被拔除,枕骨扁平,老年女性[24]。商水县章华台发现了一处大汶口文化墓地,采集了多个人骨(5具以上),不过并没有人骨材料的报导,其面积约占遗址面积的五分之二,采集到的器物有鼎形鬶、背壶、盘形豆、长颈盉、细柄杯、高柄杯等[25]。郸城段寨发现两座,经鉴定,Ml头骨系一成年女性,从外门齿的齿痕已愈合的现象推测,死者的外侧门齿已被拔掉[26]。平顶山寺岗发现大汶口文化墓葬一座,出土较为完整的人骨架1具,随葬品有鬶、长颈壶、粗柄豆、高柄杯等[27]。郑州大河村的M9为大汶口文化墓葬(属过渡期),墓口开在T10第2层,揭去耕土即出现墓口,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骨架保存完好,老年女性,头向117°,仰身直肢,面向西北,足下并排竖放两件彩陶背壶,均为泥质红陶[28]。 这些墓葬中不仅有典型的大汶口文化陶器,在人骨的简单记录上也多发现枕部变形和人工拔牙现象,与大汶口文化族群普遍存在的现象相吻合,推测应该是人群迁徙于此,死亡后埋在当地。除去以上典型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的人骨外,笔者还在河南郑州西山、淅川沟湾,湖北房县七里河、枣阳雕龙碑等遗址的人骨材料中发现人工拔牙和枕部变形现象。 1993—1996年,郑州西山遗址发掘出土了一批人类遗骸标本,该遗址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6500—4800年之间。研究发现,发掘中采集的个体共251例,其中144例成年个体可藉由骨骼形态做性别与死亡年龄区间的判定(男79例、女65例);男性标本中,颅部测量值基本未受到变形影响的个体仅有1例(M158(1)),女性颅骨中颅部基本未受到变形影响的个体也仅有一例(M72)。与古代人群的对比中,西山组人群与西夏侯组、仰韶合并组在颅骨形态上最为接近;西山遗址人骨标本中,相对完整、可观察到有明显的颅骨人工改形的个体共35例,其中男性14例,女性15例,性别不明的个体6例,按照颜誾先生对头骨人工变形的分类标准,全部为枕型。此外共发现11例存在人为拔牙现象,其中男性3例,女性7例,性别不明的1例。11例中9例为两侧上颌侧门齿拔除,1例为两侧上颌中门齿拔除(M85,女性,40—45岁),1例为两侧上颌中门齿、侧门齿同时拔除(M61,男性,40—45岁)[29]。 1976年,湖北房县七里河遗址第一次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出土人骨30具,未成年4例,成年26例,以二次葬为主。研究人员对其中3例完整颅骨和20个下颌进行观察和测量,属于蒙古人种,与新石器时代的宝鸡组较为接近。由于墓内骨骼破碎比较严重,很多无法仔细观察和测量,但颅骨仍然能清楚看出明显的枕部畸形,即头后部显著扁平。13例保留颌骨可供观察的男性个体中8例存在人工拔牙,出现率为61.54%;5例女性中出现4例,多为拔除上颌侧门齿,M19︰2不仅拔除上颌侧门齿,且犬齿也进行了拔除[30]。人工拔牙的个体分属于M1、M5、M19和M20,都属于石家河一期文化。M1年代上属于石家河一期后段墓葬,为一多人二次合葬墓,不规则长方形东西向土坑竖穴墓。10具人骨中7例为成年个体,且6例存在拔牙现象,9号个体头向正东(90°),其他皆是正西(270°)。随葬三副猪下颌骨、一副鹿下颌骨。M19年代上属于石家河一期前段墓葬,为一多人二次合葬墓,长方形南北向土坑竖穴墓,埋葬7具成年迁葬人骨,其中4具存在人工拔牙现象,除2号人骨朝向正东外,其余皆朝西。随葬品5件,1号人骨头骨顶部放置3件喇叭形红陶凹底杯,2号人骨脚部放置一副猪下颌骨,5号人骨头骨右侧放置一副猪下颌骨。M20年代上属于石家河一期前段墓葬,为单人二次葬,长方形东西向土坑竖穴墓,人骨头部右侧随葬一副乳猪下颌骨。M5年代上属于石家河一期后段墓葬,为单人一次葬,不规则长方形东西向土坑竖穴墓,头向西,墓内仅有人骨头部随葬一副猪下颌骨[31]。4座墓葬的形制和头向与其他墓葬并无明显区别,从随葬品看仅M19随葬陶器,3件喇叭形凹底杯,为石家河文化较为多见且典型的陶器。不过4座墓葬都随葬猪下颌骨,与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习俗也颇为相似。 枣阳雕龙碑遗址于1957年发现,1987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湖北队多次调查与发掘,共发掘197座墓葬,其中64座瓮棺葬,皆为3岁以下的婴幼儿。墓葬中人骨保存较差,可供鉴定的共90例个体,仅有2个完整的头骨(M13男性、M19女性)进行了形态观察、测量以及体质形态类型的分析。从欧氏距离值来看,雕龙碑组与西夏侯组和下王岗组关系相对接近,不过仅有一例个体,不能完全代表族群特征。在可观察的17例(13岁以上)头骨中,发现可能为拔牙的只有1例(墓号遗失),为右侧侧门齿。这批材料中有一些枕部畸形头骨,表现为枕部扁平,共计7例(M19、M30、M51、M38、M33、M111、M77)。头骨畸形在男女两性中都有表现,只是扁平程度不一,个别头骨呈不对称扁平,即枕部向右或向左偏斜[32]。雕龙碑遗址的发掘共发现了三期文化遗存,其中第一期文化遗存数量较少,第二期和第三期较为丰富,文化面貌上这三期文化遗存既有相同或相似的一面,又各有不同的文化特征[33]。枕部扁平的个体皆出土于第二、三期遗存,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M19、M30、M51、M77和M111为二期文化遗存,除M30是单人一次侧身直肢葬外其余皆为单人一次仰身直肢葬。M19头向315°,左肩部发现一件残石璜;M30头向39°,脚端发现1件小黑陶盆;M51头向308°,无随葬品;M77头向300°,无随葬品;M111头向300°,无随葬品。M33为第三期文化遗存,单人一次仰身直肢葬,头向326°,墓主为35岁左右的男性,墓主头部左侧的填土中随葬猪下颌骨29副;M38为第三期文化遗存,单人一次仰身直肢葬,头向329°,墓主为35岁左右的男性,右臂侧的填土中随葬猪下颌骨17副[34]。枕部变形的墓葬形制与其他墓葬并未发现明显区别,M19的残石璜和M30的小黑陶盆在二期遗存的器物中并不具有特殊性,不过M30的头向为东北方向,与该墓地中普遍的西北头向区别明显;三期遗存中的M33和M38皆随葬较多猪下颌骨,这与大汶口文化的埋葬习俗较为相似。 淅川沟湾遗址是一处保存比较好的仰韶文化环壕聚落,文化堆积深厚,延续时间较长[35]。2007年7月至2009年7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对沟湾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的人骨。王一如对仰韶时代99例个体进行了综合研究:沟湾遗址古代居民中仅有男性1例、女性2例个体可以进行颅骨测量,但只有1例女性颅骨未发生变形;除1例未变形颅骨及死后变形颅骨外,沟湾遗址仰韶组居民的37例颅骨中,有36例均发生了变形,但由于骨骼保存状况各不相同、变形程度不同,因此难以明确区分颅骨无意识变形个体和死后变形个体;沟湾遗址古代居民骨骼样本中,发现有3例拔牙的个体,这三例个体均属于该遗址仰韶第三期阶段,且2例个体(M124、M130)皆拔除了上颌双侧侧门齿,1例个体(M134)缺失上颌左侧门齿、侧门齿及上颌右侧侧门齿[36]。 除以上4个遗址外,湖北青龙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87座墓葬中,有33例出现牙齿生前脱落的个体,出现率为37.9%,其中有12例确定为双侧对称性上颌侧门齿生前脱落,或存在拔牙习俗[37];青龙泉三期文化墓葬中M10与M11随葬有较多的猪下颌骨,与大汶口文化的葬俗较相似[38]。由于该遗址的人骨材料尚未进行系统研究,该遗址的古代居民是否存在颅骨变形现象也无从得知。 综合上述遗址的报导,颅骨变形表现为枕部扁平,与大汶口文化的头骨变形一致,属于颜誾先生所分类中的枕型,“无意识地与有意识地造成,原因由于婴孩时,头的枕部受压所致,受压区域只限于枕部的最后区,或上延到人字缝区,或较此为高”[39]。相较之下,人工拔牙情况并没有那么普遍,雕龙碑遗址仅有1例,出现率为5.88%,不过此例个体墓号遗失且仅拔除右侧侧门齿;沟湾遗址出现率为8.11%(3/37),不过从人骨材料研究者的描述和所示照片来看,仅M124为确切的去除双侧上颌侧门齿且其齿槽已愈合的个体。相比之下,西山遗址和七里河遗址拔牙个体较多,分别为11例和13例,拔牙形式主要表现为双侧上颌侧门齿,极个别的个体存在犬齿的拔除,这与大汶口文化的居民一致。受制于简报的报导情况,郑州西山遗址拔牙个体仅M85出现在简报中,为一成年女性合葬墓,位于西山城址城内北部,称为第二处墓地,该墓地始于第三组时期,一度被废弃,并在其上盖房建屋,到第五组时重新被使用[40],简报中未见关于此墓葬中随葬品的报导。七里河遗址的拔牙个体皆来自石家河一期文化墓葬,墓葬中陶器较少,仅M19随葬3件喇叭形凹底杯[41],不过拔牙个体墓葬中都随葬有猪下颌骨,这与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习俗颇为相似。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西山遗址和七里河遗址出现较多且明确的既拔牙又枕部变形的个体,不过这些既拔牙又枕部变形的个体在整个墓地中占少数。在史前考古学文化中仅有大汶口文化人群中普遍存在这两种现象。枕部变形为婴幼儿时期进行的头部改型,较为容易且无痛感;人工拔牙则是具有一定风险且痛感明显的行为。归根结底这两种现象是在传统习惯或审美爱好等影响下仪式感较强的行为,最早、最普遍出现在大汶口文化居民中。西山和七里河遗址少部分人群中出现这两种现象可能与大汶口文化居民的迁徙有关。不过这些发现拔牙或枕部变形个体的墓葬中随葬陶器较少,且与遗址中其他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无明显差别。这可能与人群较长距离的迁徙有关,毕竟陶器并不适合长距离运输。此外,这也可能是人群迁入该地后长久生活或融合的一种表现。 为了进一步分析和验证,笔者选择部分史前时期古代人群进行颅面部特征的对比分析,除西山、七里河、雕龙碑和沟湾四组外,还包括代表大汶口文化人群的西夏侯组、大汶口组、王因组和北阡组,代表仰韶文化人群的华县组、宝鸡组和横阵组,代表黄河上游人群的磨沟齐家组和柳湾合并组,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的庙底沟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的龙虬庄组,冀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姜家梁组以及代表华南史前人群的甑皮岩组。笔者分别对以上17组男性数据和14组女性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 本文共选取19项各组的平均数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包括颅长、颅宽、颅高、最小额宽、颧宽、上面高、眶宽、眶高、鼻宽和鼻高等线段值,而且采用颅指数、颅长高指数、颅宽高指数、垂直颅面指数、上面指数、眶指数和鼻指数等比值以及总面角、鼻颧角等角度,基本可以代表颅面部的特征。分析方法采用欧氏距离公式来计算各组之间的差异,在计算的过程中对于缺失值采用各组该项数据的平均数进行填充,数值越大代表距离越大,差异越大(表一、表二)。 通过表一、表二,我们可以看到黄河上游的磨沟齐家组及甘肃柳湾组与冀西北地区的姜家梁组有较为亲密的关系。男性组中,磨沟齐家组与姜家梁组的欧氏距离值最低(7.481),磨沟齐家组与柳湾组其次(9.019);女性组中,磨沟齐家组和柳湾组的欧氏距离值最低(7.340),磨沟齐家组与姜家梁组其次(10.877)。相较于黄河上游的两组居民,位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各组(西夏侯组、大汶口组、王因组、北阡组)和位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各组(华县组、宝鸡组、横阵组)的关系更为紧密,不过两者略有区别。仰韶文化居民鼻型更阔一点,而大汶口文化居民颅型偏高一些。代表华南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甑皮岩组与其他各组关系较为疏远。男性组中,甑皮岩组与各组的欧氏距离值,除与西夏侯组的距离值略低外(18.439),其他皆在20以上;女性组中,甑皮岩组与各组的欧氏距离值整体都偏高,最低值为其与宝鸡组的数值,但仍达到19以上(19.219)。无论是男性组还是女性组,龙虬庄组与大汶口文化各组的数据均大于其与仰韶文化各组的数据。在姜家梁组与其他组的两性欧氏距离值中,最小值均为姜家梁组与磨沟齐家组的欧氏距离值。 仅有男性数据的庙底沟组与横阵组的欧氏距离值最小(8.107),其次为宝鸡组(8.754)。西山组男性数据与西夏侯组(9.375)最为接近,其次为华县组(9.505),女性数据则是与北阡组最为接近(11.206),也与宝鸡组的数值较小(14.237)。七里河仅有男性数据,与北阡组最为接近(11.440),其次为庙底沟组(19.087)。雕龙碑组男性数据与西夏侯组(16.653)最为接近,女性数据与大汶口组(12.447)和西夏侯组(15.900)接近。沟湾组男性数据接近磨沟齐家组(21.064),女性数据则是接近王因组(13.958)。西山组、七里河组、雕龙碑组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皆是在欧氏距离上与大汶口文化各组中某一组最为接近,沟湾在男性数据表现出较为疏离的现象,数值皆大于20,但女性数据比较接近大汶口文化的王因组。 颅面部数据的平均数一般可以代表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群体的总体颅面特征,平均数之间的对比可以反映出群体的趋势及变化。从以上的对比情况来看,西山组、七里河组和雕龙碑组受制于个体数量较少,男性数据与女性数据的对比情况略有偏差,不过皆是最接近于某一组的大汶口文化居民;沟湾组数据来自1例男性和2例女性个体,数量稀少,男性数据在对比中与各组较为疏离,女性数据则是与王因组关系较为密切。由此来看,本文所选择的这四组既有拔牙又有枕部变形现象的史前居民,在总体颅面部特征上皆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居民关系更为密切。而时代相近的黄河中游庙底沟组、江淮东部龙虬庄组、冀西北地区姜家梁组,与大汶口文化居民的关系均较为疏离;庙底沟组和龙虬庄组与仰韶文化各组更为接近;姜家梁组与黄河上游的磨沟齐家和甘肃柳湾更加靠近。 图三//大汶口文化人群迁徙示意图 三、讨论与结语 大汶口文化居民使用相同或相似的生活工具,如釜形鼎、罐形鼎、背壶、袋足鬶、双耳彩陶壶、觚形杯、高足杯、粗柄豆等,生产工具也相近,主要为石、骨器(包括石斧、石锛、石凿、石纺轮、骨镞、骨锥等)[42]。此外,墓葬中出土的人骨材料也有着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居民的鲜明特征,首先是普遍存在人工拔牙和枕部变形现象,例如泰安大汶口遗址居民的枕部变形率为100%[43],呈子一期中可供观察的15例人骨皆存在拔除双侧上颌侧门齿的现象[44]。其次是有着相近的颅面部特征,高而偏狭的颅型,中等的面宽和上面扁平度,不高的眶型和明显的低面、阔鼻现象;在对比分析中,即使是与其时代和地域相近的仰韶文化居民,两者也能够明显区别开来。相较来说,人工拔牙后所造成的现象最为明显,拔除最多的牙齿为上颌侧门齿。相对于其他牙齿,上颌前部牙齿尤其是门齿,最易于被其他人观察到。门齿主要用于切断食物,侧门齿齿冠比中门齿小,切断作用没有中门齿那么明显,拔除后对饮食影响并不大。无论人工拔牙本意是作为成年可婚配的标志,还是美观等原因,上颌侧门齿的缺失显然会成为该族群的重要标志,与其他非拔牙的族群明显区分开来。虽然上颌侧门齿是单根型,且相较犬齿来说齿根较短,较易于拔除,但如果不是在麻醉的情况下,依然具有较强的疼痛感,再加上可能存在的感染风险,如没有强烈的传统或信仰亦很难坚持下去。从河南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墓葬资料以及西山组、七里河组、雕龙碑组和沟湾组的拔牙和枕部变形现象来看,多是在众多人骨材料中出现少部分拔牙或枕部变形的人骨,并没有出现如大汶口文化般的普遍人工拔牙现象。无论是仰韶文化还是屈家岭文化,以及更早期的文化,在当地都没有人工拔牙和枕部变形共存的现象。由此,笔者推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少量的大汶口文化居民西迁至此,带来了他们的习俗,促进了文化交流。 从遗址发现的状况来看,这种人群的迁徙是渐进式的,呈阶梯状分布。安徽北部的蒙城尉迟寺遗址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192座,其中30例较完整的个体中仅有4例有明确的拔牙现象[45];河南东部地区分布众多小规模的大汶口文化的墓地,如周口烟草公司仓库遗址、郸城段寨遗址等[46],可能为小型的居住点;河南中部、南部以及湖北北部地区主要呈现出部分人群已融入到当地人群中,不过仍然保持一些生活习惯和习俗,如人工拔牙和枕部变形,不过在湖北北部的雕龙碑遗址中只发现1例人工拔牙,且仅拔除右侧上颌侧门齿。从颅骨测量数据来看,时代相近的黄河中游庙底沟组、江淮东部龙虬庄组、冀西北地区姜家梁组,皆与大汶口文化居民的关系较为疏离,推测大汶口文化居民与这些地区的史前居民并无密切往来。综上所述,笔者推测大汶口文化居民的一种迁徙路线为:从鲁南苏北一带出发,大规模地迁入安徽北部,部分进入河南东部,然后进一步到达河南中部、南部乃至湖北北部,与当地人群长期的交流与融合(图三)。笔者还观察到这些遗址中的古代居民并没有出现较大规模的创伤现象,郑州西山遗址古代居民仅发现3例较为明显的创伤现象;雕龙碑遗址仅发现1例头骨被钝器所伤的现象;沟湾遗址有2例明显的骨质砍伤和1例箭伤。创伤发生率不高可能说明人群的迁徙并没有受到很多的阻碍,应该是较为和平的迁徙和融合。 大汶口文化的西进应该始于西阴文化势弱的晚期,亦即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当西阴文化解体后,其西进的脚步加快,大汶口文化中期逐渐扩展,至其晚期时西进达到高峰[47]。大汶口文化居民西迁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两方面。 外因来看,首先是西阴文化的解体,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大的阻碍;其次是颍河、伊河、洛河等河流为迁徙提供了必要的水资源;最后,在该时期黄河不再是地理阻碍,依据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贝壳堤的形成年代来看,距今6500—4600年间黄河从河北平原入海,入海口靠北,为人口的南迁、西迁消除了河流阻拦的天堑[48]。 至于内因,无非是主动迁徙或被动迁徙两个可能。主动迁徙,是人们为了政治、经济等目的迁徙。陈昌远等认为,西山古城已经不是一般的军事防御性的措施或是抵御敌人侵犯、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防御工程。它是目前板筑城垣最早的例子,已经超出城堡的范围,不是简单的防御工程,已形成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早期的城市,具有早期商业贸易的功能[49]。郑州西山城址中具有人工拔牙或枕部变形的人群,极有可能是出于商贸交流目的而进行的和平迁徙。被动迁徙,是人们迫于政治、生存以及环境的压力不得已迁徙他地。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人口数量迅猛增长,可从该地区发现的遗址数量窥知一二——北辛文化时遗址数量不到百处大汶口文化时遗址数量大幅增加至五百处。然而,距今6000—5000年间恰巧是中国气候波动剧烈、环境较差的阶段,一方面承继着前阶段暖湿气候,另一方面局部地区出现了降温情况,如华北、华东地区存在3次降温事件[50]。人口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地区内食物资源的紧张,再加之气候条件不稳定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人们很有可能会迫于生存压力而迁徙。但值得注意的是,人群迁徙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很难归结于某个原因或某几个原因,大汶口人群的迁徙应当是主动和被动并存的。 大汶口人群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出现了明显的人群迁徙,主要迁入地为河南地区、湖北北部一带,即原活动范围的西部、西南部。此次人群迁徙应以和平方式为主,人骨上并无发现较大规模的暴力现象。大汶口文化在其较强势的时期,人群向西和南迁徙,促成了多个族群的融合、文化的交流,且长达数百年之久,为华夏文明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许永杰:《距今五千年前后文化迁徙现象初探》,《考古学报》2010年第2期。 [2]栾丰实:《东夷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7-159页。 [3]a.武津彦:《略论河南境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考古》1981年第3期;b.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考古》1992年第2期;c.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考古》1996年第4期;d.同[1];e.靳松安:《试论河洛与海岱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的格局、途径与历史背景》,《中州学刊》2010年第3期。 [4]颜誾:《大汶口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5]颜誾:《西夏侯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6]张振标:《山东野店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80-187页。 [7]韩康信:《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人骨的鉴定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山东王因》,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88-407页。 [8]韩康信、常兴照:《广饶古墓地出土人类学材料的观察与研究》,张学海主编《海岱考古》第1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90-403页。 [9] [日]中桥孝博、[日]高椋浩史、栾丰实:《山东北阡遗址出土之大汶口时期人骨》,《东方考古》第10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3-51页。 [10]韩康信、陆庆伍、张振标:《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11]朱晓汀、林留根、朱泓:《江苏邳州梁王城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出土人骨研究》,《东南文化》2013年第4期。 [12]张君、韩康信:《尉迟寺新石器时代墓地人骨的观察与鉴定》,《人类学学报》1998年第1期。 [13] 同[8]。 [14]韩康信:《山东诸城呈子新石器时代人骨》,《考古》1990年第7期。 [15]高广仁:《花厅墓地“文化两合现象”的分析》,《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 [16]黄象洪:《花厅遗址1987年发掘墓葬出土人骨的鉴定报告》,《文物》1990年第2期。 [17]赵永生:《大汶口文化居民枕部变形研究》,《东南文化》2017年第3期。 [18]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19]张振标:《从野店人骨论山东三组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种族类型》,《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年第1期。 [20]曾雯、赵永生:《山东地区古代居民体质特征演变初探》,《东南文化》2013年第4期。 [21] 同[4]。 [22] 同[5]。 [23][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李丽琴译、马成俊校:《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1-12页。 [24]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周口市大汶口文化墓葬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25]商水县文化馆:《河南商水发现一处大汶口文化墓地》,《考古》1981年第1期。 [26]曹桂岑:《郸城段寨遗址试掘》,《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 [27]张脱:《河南平顶山市发现一座大汶口类型墓葬》,《考古》1981年第1期。 [28]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29]魏东、张桦、朱泓:《郑州西山遗址出土人类遗骸研究》,《中原文物》2015年第2期。 [3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02-312页。 [31] 同[30],第66-67、69-70、73页。 [32]张君:《湖北枣阳市雕龙碑新石器时代人骨分析报告》,《考古》1998年第2期。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枣阳雕龙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40-343页。 [34] 同[33]。 [35]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淅川县沟湾遗址仰韶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6期。 [36]王一如:《沟湾遗址新石器时代人骨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37] 同[36]。 [38] 同[36]。 [39] 同[23]。 [40]张玉石、赵新平、乔梁:《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41] 同[30]。 [42] 同[2]。 [43] 同[23]。 [44] 同[5]。 [45] 同[12]。 [46]张志华:《试论周口地区大汶口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 [47] 同[1]。 [48]王青:《试论华夏与东夷集团文化交流及融合的地理背景》,《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49]陈昌远、陈隆文:《郑州西山古城遗址与中国早期商业贸易》,《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50] 施雅风主编:《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第8页。 （图表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