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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类移民的工作适应 查拉沟社区生态移民的收入来源主要由四部分构成：挖虫草、政府补贴、低保和打工，其中，虫草收入和政府补贴是移民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牧区迁来的移民主要从事的工作有环卫工、挖虫草、采草药、清理厕所、做建筑工及开烧烤店。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所从事的工作有运货、挖虫草、开车、打工、种地⑥。农区迁来的移民所从事的工作有装修、打工、挖虫草。当然，更多的移民没有工作而赋闲在家，他们将这种状态称为“随便坐着”。除却开车运货、开店做生意、搞装修这些需要一技之长的工作外，移民所从事的工作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基于当地自然生态获取自然生长物的工作，如挖虫草、采草药和种地。尤其是挖虫草，这项工作几乎是所有移民每年五六月份都要做的事情。称多县境内有零星冬虫夏草产区，年产500公斤左右，虫草采集很早就成为当地农牧民⑦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每年5月下旬开始挖虫草。称多县各地均出产虫草，其中尕朵乡较多，尕朵乡临近曲麻莱县的巴干乡一带更多。虫草收购较好时，全县可达到2000余公斤[24](114)。另一种则是环卫工、清理厕所等工作。在这一点上，牧区迁来的移民展现出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我是个环卫工人，在称多县环卫局每个月700元，干了快3年了，一年四季每天早上5:30起床，在街上打扫卫生，虫草挖不来哦!(我是)残疾人，一个眼睛没有了——左眼，戴着一副黑色的墨镜，我不是正式的环卫工人，替别人工作，别人一个月1600元，别人的活让我干，我从中抽取月工资700元，这样干了将近3年。⑧ 现在清理厕所，谁家有(需要)清(理)谁家，一家给200(元)，有的给100(元)，不是天天有，就我一个人干。⑨ 来自农区、牧区、半农半牧区的移民中，很多人在闲暇时节外出打工，近则本地，远则玉树市，但是打工受工程量、语言、年龄、性别、文化水平、身体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如称文镇宋当村迁来的33岁移民ZXAJ所说：“希望能找个干活的地方打工，每年找不上，不好找。有时候干活的地方没了，有时有，最好一直有可干的活，最多一个月挣4000元。”因此，不少移民虽有工作意愿，但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或者收入并不稳定。 三、三类移民的社交适应 搬迁后，移民面对的交往群体增多，群体的差异性更大，社会关系也更加复杂。他们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被以地缘为纽带的移民社区所取代。这一点对于三类移民是一致的，并没有呈现出较大差异性。此外，在语言方面，受访的几位从农区迁来的移民基本上会说汉语，而半农半牧区迁来的很多移民都会说汉语，其中，打工经历、小学教育和电视媒介起到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牧区迁来的移民基本上不会讲汉语，但是在搬迁之后因生活所需，也能学说一点儿。根据笔者调查，移民对汉语的掌握受到工作、性别、教育、经济贸易、电视、通婚等因素的影响。不少人都是在外出打工过程中学会了汉语。一方面，外出打工给移民提供了学习和掌握汉语的机会；另一方面，对语言的掌握也会影响到移民工作机会的获得。很多移民认为语言是他们找工作的重要影响因素。新环境中的语言习得能力在男女性别上也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许多女性在掌握语言方面较男性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是来源于男女性别上的固有差别，而是社会分工的结果。相较于女性，男性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更多。外出送孩子上学、购物的人主要是家里的男性，而外出打工的也多是家里的男性。藏族传统社会固有的社会分工造成的男女性格上的差异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正如33岁的ZXAJ所说：“(老婆)牧区来的，不会汉语，老婆不敢(去)买东西。”显然，这样一种家务分工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男女的性格。当然，如同我们在BMZG身上所看到的，女性只要有同样的机会，也能迅速地掌握汉语。教育对语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孩子身上，接受义务教育的他们往往会两种语言，藏语和汉语的交叉使用是藏区孩子们运用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很多孩子面对家人时使用藏语，在学校面对同学和老师时使用汉语，也有藏语中夹杂汉语的情况。女性移民才仁求真11岁的儿子说：“和同学一起玩时，汉语说得多，有时说藏语，藏语说的话(说)不清楚。”因此，很多孩子成为家里的小翻译。经济贸易对于人们语言的习得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出于购物的需要，藏族移民需要掌握必要的汉语词汇，诸如“多少钱”“这个”“那个”等，37岁的江永昂布说：“买东西会说一两句汉语，我经常买东西，‘这个东西多少(钱)’会说呢。”同时，每年挖虫草的季节也会有大量汉族人进入藏区，这使当地人有较多的接触汉族的机会，从而促其使用和掌握汉语。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大量汉族人进入藏区做生意，笔者在调查期间就接触过不少汉族人，包括理发店老板、饭店老板、杂货店主人等，有从甘肃、青海来的汉族，也有从四川来的汉族，此外，还有从青海来的回族，他们常年在当地做生意，相当一部分人掌握了当地语言，所以才会有移民说“很多卖东西的都会藏语”。另有一些移民则是受电视节目的影响，更多的人则是为了方便看电视而希望学习汉语。除此之外，通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移民对汉语的掌握。少数女性移民的丈夫是汉族，对她们学习和使用汉语有很大影响。 移民搬迁后，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因此，闲暇时多数人“就这么坐着”，看电视、串门、闲逛是人们常用的消遣方式。在称多县城广场上，每天下午六七点钟开始，有许多人跳锅庄舞，移民点上有些居民会去那里观看或跳舞。这样的活动既能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又能起到健身的作用，同时，也能使移民迅速融入当地生活。从尕多乡卡茸村迁来的37岁牧区移民JYAB和他的妻子就喜欢跳广场舞，“这里比牧区娱乐活动多，每天都有广场舞，我偶尔去跳，老婆经常去，她跳得特棒。闲暇时到父母家去一下，看电视，也没什么空闲时间”。 四、三类移民的心理适应 从农区迁来的移民有很明确的自我身份认同，他们认为自己始终是农民，并没有因为搬迁而发生变化，他们判定自身身份的依据并非居住地点的转移，而是文化程度和汉语水平。44岁的女性移民YY说：“(我)认为自己是农民，主要是不认识字，不会说汉语。”与之类似，从称文镇宋当村(农区)迁来的33岁ZXAJ认为，移民点藏族和县城藏族最主要的区别是“(我们)没文化、不识字”，因此“认为自己现在是农民”。牧区迁来的移民对自我的身份定位也很明确，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一是因为“没牛羊，没田”，就像48岁的藏族妇女ZX的妻子所说：“没有牛，就是城里人，就算自己想当个牧民，现在也没牛了。”二是由于“城里人卫生，可能是受教育的原因，城里人和牧区的人言行举止不一样，说话时牧民有点重，牧区里打架的话不考虑后果，城里人打架会考虑后果，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牧区的人说话不对劲就开始动手动脚，法律意识淡薄，城里人会相互理解”⑩。相较之下，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则较为多样化，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是农民，因为自己的收入水平与城里人还有差距，30岁的SN说：“感觉自己现在是农民，收入太低，城里人应该收入比这多一点。”而且移民没有牛羊，还是“从山沟沟里出来的”；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是牧民，因为牧区始终是自己的出生之地，并不会因搬迁而改变，这种情结在尕朵乡卡吉村(半农半牧区)迁来的31岁女性移民昂文巴毛的话语中得到充分体现，“(我)觉得自己是牧民，不知道啥原因，我是那边的，生在那里，所以是那儿的人”。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自己是“半农半牧的人”，因为从小就在那里长大，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从拉布乡吴海村(牧区)迁来的47岁移民JC认为自己是“半牧半城里人”，因为“没有牛了就不是牧民了，刚到城里也感觉不像城里人，到城里也没有城里人的收入，到牧区也没有牧区的生活”。还有一部分人则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一是因为没有牲畜和耕地，对于这一点，从布由村(半农半牧区)迁来的68岁老人ZM的语气极其肯定，“现在连一头牛都看不见，肯定的城里人”；二是因为自己身处城镇之中，就像拉布乡拉达村(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LS所说的，“城市里待着，肯定是城里人”。 在地域认同上，农区迁来的移民更多地认为自己是查拉沟社区的人，因为自己的孩子在这里长大，同时，移民自身享受的待遇都在查拉沟社区。而牧区迁来的移民更多认为自己依旧是原居住地的人，牧区迁来的JYAB认为这是出于藏族的一种故乡情结，“故乡是卡茸，生长在卡茸，藏族有个说法，‘payu’(藏语音译为‘帕域’，汉语意为‘故乡’)，‘pa’是爸爸的意思，‘yu’是故乡的意思，‘payu’就相当于爸爸的故乡，一般爸爸在哪儿，故乡就在哪儿，即便是住在这儿，我还是卡茸村的人”。而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在地域认同上依然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多数人认为自己仍旧是原居住地的人，因为祖祖辈辈都是那里的人，另一些人则认为自己已经是查拉沟(社区)的人，因为“我(在)查拉沟坐着，再就是查拉沟的人”(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