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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藏族生态移民社会适应的分析与思考 从上述三种类型藏族生态移民社会适应不同层面的事实呈现来看，搬迁后，来自农区、牧区、半农半牧区的移民靠近县城生活，面对新的生产生活环境，其社会适应状况有所不同。首先，在生活适应方面，移民在居住、饮食、穿着和出行方面的适应有明显差别。在居住适应上，从半农半牧区和农区迁来的移民比来自牧区的移民适应性更好；在饮食适应上，从农区迁来的移民比半农半牧区和牧区迁来的移民更具适应性；在穿着适应上，牧区迁来的女性移民更习惯穿藏服；在出行适应上，农区迁来的移民比半农半牧区和牧区迁来的移民适应性更好。其次，在工作适应方面，三类移民并没有呈现出太多差异，因为影响工作机会获得的因素众多，在实际工作中，牧区迁来的移民更加吃苦耐劳。再次，在社交适应方面，主要是语言和娱乐两个方面。在语言适应方面，农区迁来的移民都会说汉语，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多数会说汉语，牧区迁来的移民则基本上不会说汉语。在娱乐活动方面，三类移民并没有呈现出明显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少数移民开始参与到县城广场舞活动中。最后，在心理适应方面，不论是身份认同还是地域认同，农区和牧区迁来的移民都较为明确，而从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则相对多样。在身份认同上，农区迁来的移民认为自己始终是农民，牧区迁来的移民则多数认同自己的城里人身份，而从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有的认同农民身份，有的认同牧民身份，有的认同城里人身份，还有的认为自己就是“半农半牧的人”。在地域认同上，农区迁来的移民更多认为自己已是迁入地查拉沟社区的人，牧区迁来的移民更多认为自己依旧是迁出地××村的人，而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呈现出多样化认同，多数人认为自己是迁出地××村的人，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自己是查拉沟社区的人。显然，由于迁出地生活经验的不同，搬迁后，一些移民似乎存在身份认同的矛盾，而另一些移民已经较好地适应了当前的社会生活，自己是城里人的意识逐渐增强，这种身份认同或者说心理适应的变化对生态移民适应城镇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生态移民今后的发展及青海藏区城镇化建设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从实地访谈看，多数移民认为，从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社会适应性更好，这类移民对于耕作和放牧两种技能都很熟悉，应对各种环境的生活经验更加丰富灵活，比生产技能单一的农民和牧民更能适应搬迁后的生活。也有一些人认为，农区迁来的人适应能力更强，因为“耕地的(人)到这儿来，干活搬个石头，稍微适应一点，牧民不会干”(12)。还有一些人认为，牧区迁来的人适应能力更强，因为“牧区的人，可能是吃苦吃多了，有经验，遇到事自己解决，心胸宽阔”(13)。其实，人们对三种类型移民社会适应的认知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在各方面并没有如人们叙说和想象中的一样呈现出明显更强的社会适应。搬迁的移民普遍认为，牧民对基于草地和牲畜的放牧生产方式的依赖性最强，这种生产方式导致他们的生存技能单一，一旦脱离赖以生存的草场，就很难用旧有的技能适应新的环境，但是牧民在艰苦环境中培养出的吃苦耐劳精神有益于他们的环境适应性，对于他们更好地适应移民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难看出，社会适应作为移民应对生存困境的一种机制和策略，其本质在于，移民在与迁入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达到和谐平衡的关系，而这一互动过程又受到移民在迁出地生活实践的影响。同时，移民的生活实践本身已被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当中，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城乡差距的缩小，人们与市场的联系加强，不同生计类型造成的各方面差距也在逐步缩小。此外，社会适应的这一和谐平衡关系又包括两个方面：个体与社会环境的外在平衡和个体内在的心理和谐[2]。这两方面相互依存，互为因果。不同类型的移民在达至和谐平衡关系的过程中，对内在和外在方面的社会适应程度各有差别，但是移民与社会的交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较大。可以明显看到，不论哪种类型的移民，社会适应状况良好的多是那些社会接触面广、信息交流频繁、交融程度深的人群。如果移民的社会适应是一个不断试错(14)的过程，那么，原有生计类型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最主要的并非某一技能的掌握，而是一种面对生产生活变迁时的心理态度和视野广度。与此同时，儿童成为移民家庭与当地社会的交流媒介，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深移民家长的社会融入程度。可见，了解和区分不同类型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才能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地提高移民政策的适配性。在此基础上，与移民生计息息相关的后续产业建设和发展才能实现调和移民社会适应平衡和谐关系的效应。同时，唯有详细了解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才能差别化发展和系统化提高移民的社会适应能力。从这一角度来说，不论是研究者还是相关部门，都需要“致广大而尽精微”，由此方能“极高明而道中庸”[25](63)。而本文正是笔者通过细化藏族生态移民研究而“尽精微”的一个阶段性研究成果。青海玉树查拉沟社区藏族生态移民社会适应的个案考察，可以为全面系统地跟踪研究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社会适应及其关联问题提供有益启示。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与移民的生计方式转型、后续产业发展、社会关系重构、移民社区整合密切相关，它不仅关系到生态移民工程的成效，也直接影响着区域人口与青海藏区经济社会稳定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访谈对象：SN，男，30岁，藏族，2010年从拉布乡拉司通村(半农半牧区)迁来。访谈时间：2016年8月4日。根据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匿名原则和田野伦理要求，文中出现的部分人名以其名字的汉语拼音首字母代替，下同。 ②访谈对象：JC，男，47岁，藏族，2009年从拉布乡吴海村(牧区)迁来。访谈时间：2016年8月5日。 ③访谈对象：JC，男，47岁，藏族，2009年从拉布乡吴海村(牧区)迁来。访谈时间：2016年8月5日。 ④根据《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汉服”具有三层含义：1.辽代服制中的汉族服饰；2.汉代服饰；3.泛指一般的汉族服饰，有别于各种少数民族服饰。参见周汛，高春明，编著.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12。通常所说的“汉服”，即汉族传统服饰，它是21世纪初叶的一个新词，被理解为是对汉族传统服饰的概约性简称。“汉服运动”之后，“汉服”被普遍理解为华夏—汉族的传统服装或民族服装，具有独特的汉文化风格特点，即所谓交领右衽、大襟、宽衣博带等。从这一角度来看，“汉服”是再造的传统。参见周星.本质主义的汉服说和建构主义的文化实践——汉服运动的诉求、收获及瓶颈[J].民俗研究，2014(3)。调查中，“汉服”一词常见于移民话语中，他们所谓“汉服”并非被普遍理解的汉族传统服饰之意，而是当代普通服饰或大众服饰，在移民的叙述中，“汉服”是作为与“藏服”相区别的概念。在民族学/人类学的以往调查中，少数民族群众常将大众服饰称为“汉服”，即使西装是西方人的服饰，也常被叫作“汉服”或被理解为一种“汉化”服装。参见段超，李吉和，主编.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第2辑[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81。本文基于当地人的表述，根据语境和当地人的语言习惯使用“汉服”这一概念。 ⑤访谈对象：ZXQJ，男，47岁，藏族，2010年从尕朵乡卡茸村(牧区)迁来。访谈时间：2016年8月3日。 ⑥从称文镇岗茸村(半农半牧区)迁来的67岁老人YP现今依然时常骑摩托车到岗茸村(迁出地)种地，主要种植青稞和洋芋。 ⑦挖虫草的人并非仅限于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人，其他人只要交纳一定的草山费，也可以去别人的草山上挖虫草。因此，也会有一些农区的移民挖虫草，如从称文镇拉贡村(农区)迁来的YY一家在每年的五六月间都会去挖虫草，这部分收入是他们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⑧访谈对象：ZXQJ，男，47岁，藏族，2010年从尕朵乡卡茸村(牧区)迁来。访谈时间：2016年8月3日。 ⑨访谈对象：ZC，女，40岁，藏族，2009年从尕朵乡岗由村(牧区)迁来。访谈时间：2016年8月3日。 ⑩访谈对象：BMCD，男，34岁，藏族，2011年从尕朵乡卡茸村(牧区)迁来。访谈时间：2016年8月3日。 (11)访谈对象：BMZG，女，48岁，藏族，2010年从拉布乡达哇村(半农半牧区)迁来。访谈时间：2016年8月4日。 (12)访谈对象：ZX，男，52岁，藏族，2010年从尕朵乡卡茸村(牧区)搬来。访谈时间：2016年8月5日。 (13)访谈对象：LS，男，29岁，藏族，2010年从拉布乡拉达村(半农半牧区)搬来。访谈时间：2016年8月4日。 (14)一种经验性的学习过程，即通过不断试验而消除误差并积累有效经验，从而寻求达到目标的有效途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