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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刀杆节叙事产生的地方逻辑 傈僳族民众大量到达腾冲并归腾冲地方管辖，实际上是在清乾隆年间。乾隆十一年(1746年)，由于不满地方官员压迫，傈僳族民众在泸水秤戛寨的弄更扒带领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清起义。(37)直到民国时期，滇西的傈僳族民众对弄更扒的事迹仍记忆犹新。李根源在滇西边界调查时就指出：“乾隆之初，有弄更扒者，凶悍异常，上至丽江、永北，下至古永、盏西，千余里之傈僳皆奉之为首领，号称傈僳皇帝，凡今傈僳言之，其余威犹有存者。”(38) 由于各个傈僳族村寨相互连接，又分属不同的地方管辖，在平定了秤戛起义之后，云贵总督硕色就上奏朝廷，指出： 滇省秤戛各寨，散处边隅，界连数属，错杂难稽，必须剖划疆界，分隶管辖，稽查庶有责成。且野夷甫经投诚，更管束得人，始足以资弹压。查云龙、腾越、保山、丽江等府州县，边界相连，各寨野夷，犬牙相错，应各按其形势，量其远近，分隶各州县管辖。(39) 清政府最后同意他的提议，将傈僳族村寨分给了保山、云龙、丽江和腾越等地管理，并设立土目等职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乾隆版《腾越州志》中提道：“土目设于乾隆十二三年间者有四，均于秤戛著功者准世袭。”(40) 从此之后，这些土把总就成为腾冲傈僳族的实际领导者。为了配合土司管理地方民众，他们还被授予了“抚夷”的称号。道光时，腾冲的生员何自溰就曾提道：腾冲“设各土司以藩篱之，尤土司之地广不治也，设八关九隘之抚夷以佐助之，尤恐土司之尾大不掉也，设二十七屯田以挟制之。”(41)民国时期，进行边民研究的李生庄更是直接地将“抚夷”理解为处在人民和土司之间的官员。他指出：“今日边地之官制，大抵人民之上即为抚夷或头，抚夷头之上为土司。”(42)“抚夷”作为控驭傈僳族等少数民族的官员，权力很大。据研究者考察，那些原来划给傈僳族民众耕种的“练田”和“弩手田”，大都被“抚夷”占有，再由他分配给弩手和民户耕种。明光的“抚夷”甚至直接给傈僳族规定“只准开山吃山，不许开荒成埂”，就是只准他们耕种旱田，不准耕作水田。“抚夷”们也认为自己对于傈僳族民众来说，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古永的“抚夷”杨顺茂甚至自称为“傈僳皇帝”。(43) 傈僳族民众面对“抚夷”的控制，也不是毫无反抗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滇滩的傈僳族首领余小老发起了叛乱。(44)除了武力对抗外，讲述有利于自己的传说和故事，也是一种对抗的形式。正如利奇所言：“神话与仪式是一种象征语言，人们可以籍此表达对权利和地位的要求，它是一种论战的语言。”(45)在刀杆节的传说中，傈僳族民众就展开了这样的“论战”，他们通过将自身与王骥结合在一起，将来到腾冲的历史提前到明代，这就大大超越了在乾隆年间获得土地和政治权利的“抚夷”，增强了自身对于土地占有和使用的合法性。 刀杆节的传说，对于清代中叶以后的傈僳族民众来说，是一种典型的“弱者的武器”。这种“武器”的产生和运用，既是傈僳族民众的主动创造，更是封建王朝这一结构的产物。 五、刀杆节叙事生产中的结构性背景 马克思曾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6)傈僳族刀杆节叙事，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中传造出来的，这里最大的历史条件，就是中央政府的治理。中央政府一方面通过复杂的治理策略，将傈僳族民众加以重新安置；另一方面通过弹性的文化结构，给他们向中心靠拢的机会。 清代中叶，中央政府对作为“诸彝中最悍”者的傈僳族，启用了治理武库中的两种常规性力量。一是借鉴了“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的行政边界划分原则，(47)对其进行分而治之。云贵总督硕色就通过重新规划行政边界，将傈僳族明确安置于不同的州县中，这样就使他们从“迁徙无常”的状况，转化为定居状态；从类聚居的分布格局，转向为杂居的居住格局。大规模的人口重新安置，就给文化的跨区域交流与互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源自云龙的三崇信仰流传到腾冲地区。同时，伴随着行政边界的区隔，傈僳族民众的流动性开始大幅降低，这就使得他们“逃避统治”(48)的能力严重下降。并且，随着他们逐渐地融入地方文化，分处不同地域的傈僳族民众开始慢慢地形成自身的文化特色，这就诱发了民族内部支系的产生。二是采用了“差异政治”(49)的策略，通过中间人来间接治理傈僳族，即广泛利用“土目”和“抚夷”等具有世袭制特色的官员，来直接控制傈僳族。这些低层官员的存在，改变了傈僳族和地方政府直接对立的政治结构，“抚夷”们转而成为傈僳族民众的主要对立面，地方政府则逐渐地成为中性化地存在。 在逐渐化解傈僳族可能带来的危险之后，地方官员甚至开始将傈僳族视为治理边地可资利用的资源。胡启荣和周澎这样的地方官员开始招募他们，以对抗那些继续“逃避统治的人群”。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官员们将土地或者至少是耕种权交给了这些傈僳族民众，这就进一步改变傈僳族传统的游猎和刀耕火种的生业方式，使得他们逐渐向“编户齐民”改变。19世纪末，英国的工程师戴维斯在腾冲地区，就发现作为军队移民的“傈僳族和汉族在一起十分友好地生活，移民们娶了汉族的妻子，从而这些曾是傈僳族军人的后裔也逐渐与当地汉族融合了”。(50)在这样的过程中，由于“王朝帝国并非只是铁板一块的政治机器，而更多的是富有弹性的文化构造。那些‘地处边缘’的人与事，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那个事实或想象的中心”。(51)傈僳族民众就开始通过“异时化”的策略，通过刀杆节的传说，试图将自身的经历嵌入到正统的历史中，并且采用“上刀山”和“下火海”这样的道教式“礼仪标识”，(52)将自身纳入“大一统”的文化中。(53)经过这样一系列的努力，封建王朝和主流文化也终于不再将傈僳族民众视为一种威胁。民国初年，当人们再次考察边地土司时，竟有人说出了“阿昌纯朴，崩龙良善，傈僳胆小，均不能为民害”(54)的话。当然，在融入国家体系的过程中，傈僳族民众并没有放弃自我身份认同。他们在传说中，创造了皇帝毒杀王骥的情节，这一方面可能是对现存直接统治的抗争，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傈僳族反抗外部统治历史意识“古层”(55)的一种显现。但不管怎样，国家的治理技术和弹性的文化结构，为傈僳族民众实现身份转化，融入地方社会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 顾颉刚先生研究孟姜女故事时指出： 民间故事无论哪一件，从来不曾在学术界上整个的露过脸；等到它在天日之下漏出一丝一发的时候，一般学者早已不当它是传说而错认为史实了。我们立志打倒这种学者的假史实，表彰民众的真传说；我们深信在这个目的之下一定可以开出一个新局面，把古人解决不了的历史事实和社会制度解决了，把各地民众的生活方法和意欲要求都认清了。(56) 我们在对傈僳族刀杆节传说叙事的分析中也坚持了这一方针。首先，通过对地方文献的解读，将其蕴含的真实事件还原到它发生的嘉庆、道光年间，这样就将“异时化叙事”还原为真史实。其次，分析构成傈僳族刀杆节“异时化”叙事诸多因素的来源，发现云龙州的三崇信仰以及腾冲地区关于王骥的历史记忆，构成了刀杆节叙述的主要文化资源。不过，傈僳族群众并不是简单地将这些文化资源进行组合，而是在自身经历的基础上，对这些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达到了“文化复合性”状态。再次，讨论了傈僳族民众为何要生产出这样的历史叙事，指出这主要是为了超越直接统治自己的“抚夷”，以此彰显自身在地方存在的合法性。最后，将整个刀杆节传说放置到国家治理体制中去思考，分析中央王朝的治理技术和文化结构是如何使其成为可能的。可以说，傈僳族刀杆节的传说是三重历史凝聚而成的结果，第一重的历史是傈僳族自身迁移的历史，第二重的历史是地方社会族际互动的历史，第三重的历史是国家对于边缘人群治理的历史。而且，不同于一般传说“层累”地制造历史的特性，刀杆节传说并非三重历史简单的叠加，而是将三重历史杂糅的混合在一起。这一方面增加了我们解析传说背后历史事实的难度，另一方面，则在结构意义上反映了傈僳族民众明清时期的真实历史遭遇。正是在国家治理、地方社会族际互动和傈僳族自身的迁移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傈僳族民众完成了身份与文化的再生产，将自身从“化外之民”转化为“编户齐民”体制下的一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典型的民族单元，傈僳族实现了自身的凝聚，即傈僳族作为一个民族群体的特性日渐清晰。 整体上看，我们认为，刀杆节传说是文化和族际之间交流互动的成功典范，它既为边缘人群融入国家体系提供一个合理的切入点，又保障了边缘人群自身的主体性。当然，这种文化上的族际互动，主要还是要依赖于中央政府相对灵活的治理技术和具备足够弹性的文化结构。因此，在分析任一民族文化时，绝不能将其视为不受“他者”影响的孤岛，应该着力于各个相关文化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特别是必须关注到国家体系对于这种互动的规制和推动。这样的研究视角，对于理解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将会提供一定的启发。费孝通先生在晚年重读他的老师史禄国的ethnos理论时，就说道： 如果我联系了史老师的ethnos论来看我这篇“多元一体论”，就可以看出我这个学生对老师的理论并没有学到家。我只从中国境内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分合处着眼，粗枝大叶地勾画出了一个前后变化的轮廓，一张简易地示意图，并没深入史老师在ethnos理论中指出地这分合历史过程中各个民族单位是怎样分、怎样合和为什么分、为什么合的道路。现在重读史老师的著作发觉这是由于我并没有抓住他在ethnos论中提出的，一直在民族单位中起作用的凝聚力和离心力的概念。(57)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完善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重要的是解释“在民族单位中起作用的凝聚力和离心力”究竟为何。通过对傈僳族刀杆节叙事的考察，可以发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与外部力量保持着频繁的互动。民族的“凝聚”和“离心”，与其说是源自本身力量，不如说是复杂和庞大的国家体系的产物。因此，在思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时，必须将国家纳入其中，认真思考它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当然，不可能仅仅依靠单一个案来说明这样重要的问题，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深入的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