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释： ①[法]列维-斯特劳斯：《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丁秀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②[美]萨林斯：《整体即部分：秩序与变迁的跨文化政治》，刘永华译，《中国人类学评论》第9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 ③文化复合性指的是：“不同社会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内部结构生成于外在社会实体的相互联系。其文化呈杂糅状态。”参见王铭铭，舒瑜编《文化复合性：西南地区的仪式、人物与交换》，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2015年，第9页。 ④阳举之：《赴汤·蹈火·上刀山——云南傈僳族刀杆节剪影》，《瞭望》1981年第2期。 ⑤晓黎：《刀杆节》，《红黄蓝》1985年第1期。 ⑥所谓的“异时化叙事”，指的是人们往往倾向于将空间上与自身有区隔的人群，置于不同的时间序列中去。一般出现在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建构中。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弱势人群也会将自身的历史拉长，主动加入到强势文化的历史中。参见[德]费边《时间与他者》，马健雄，林珠云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⑦《明实录·英宗实录》卷一二七，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530页。 ⑧乾隆《腾越州志》，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6页。 ⑨《明史》卷一七一《王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560页。 ⑩《英宗实录》卷一七九，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464～3465页。 (11)乾隆《腾越州志》，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67页。 (12)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滇志》，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999页。 (13)腾冲县志编篡委员会编篡：《腾冲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901页。 (14)乾隆《腾越州志》，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47～248页。 (15)乾隆《腾越州志》，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48页。 (16)详见道光年间腾冲同知周澎《腾越边防记》，同知胡启荣《腾越屯防记》，载光绪《腾越厅志(点校本)》，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440～441页。 (17)光绪《腾越厅志(点校本)》，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440页。 (18)光绪《腾越厅志(点校本)》，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442页。 (19)岑毓英：《腾防添用土练片》，载李根源辑，陆卫先、杨文虎点校：《永昌府文征》，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2553页。 (20)《民国腾冲县志稿》，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197页。 (21)高志英，王东蕾：《从王骥崇拜仪式看中缅傈僳族的多重认同演变》，《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22)傈僳族的传统宗教信仰的详细介绍参见张泽洪《中国西南的傈僳族及其宗教信仰》，《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3期。 (23)《云龙州志》：“三崇寺，德龙山簏。知州顾芳宗重修。灵应如响，春秋致祭。土人以七月初十为神寿，祭赛甚丰。”参见雍正《云龙州志》，政协云龙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龙县志编纂委员会(内部资料)，1987年，第41页。 (24)《云龙州志》：“元宵前迎三崇神，沿街立松棚，设供献，张灯爆竹，歌舞旬日，迎回。”参见雍正《云龙州志》，政协云龙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龙县志编纂委员会(内部资料)，1987年，第43页。 (25)雍正《云龙州志》，政协云龙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龙县志编纂委员会(内部资料)，1987年，第44页。 (26)值得注意的是上刀杆这一仪式不仅仅与三崇信仰相关，直到今天，在贵州、广东等地汉族、土家族与苗族的各种仪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上刀杆的内容。由此可见，上刀杆这一做法，应该是有着超越具体仪式行为更深的文化渊源，极有可能与道教信仰有关。贵州、广东等地的上刀杆仪式可以参见庹修明《贵州德江土家族地区傩堂戏》，《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腾继承《论苗族绝技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铜仁地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曾桓辉《客家特色民俗文化探析——以五华绵洋的“上刀山，坐刀轿”为例》，《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27)直到今天云龙县还有宾川鸡足山山神和王骥两种三崇神的看法，只不过后一种更为民众接受而已。参见舒瑜《试论云龙诺邓的“三崇”信仰》，《大理民族文化论丛》第5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 (28)中共云龙县委，云龙县人民政府编：《云龙风物志》，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90页。 (29)康熙《大理府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5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42页。 (30)顾芳宗：《咨询地方利弊通行节略》，雍正《云龙州志》，政协云龙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龙县志编纂委员会(内部资料)，1987年，第145页。 (31)雍正《云龙州志》，政协云龙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龙县志编纂委员会(内部资料)，1987年，第45页。 (32)边缘人群在宗教信仰上学习主流人群，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广东生活在沙田地区的疍民就曾经主动学习过陆地居民修建北帝庙，并希望以此来改善自身社会地位；参见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33)乾隆《腾越州志》，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85～86页。 (34)乾隆《腾越州志》，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 (35)这种将各种事迹归于历史名人的做法，被胡适先生称为箭垛式人物。他指出这些人物：“就同小说上说的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一样，本来只是一扎干草，身上刺猬似的插着许多箭，不但不伤皮肉，反可以立大功，得大名。”参见胡适《三侠五义·序》，《胡适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72页。 (36)参见[美]詹姆斯想·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 (37)起义的经过参见《傈僳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傈僳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0～24页。 (38)李根源：《滇西兵要界务图注》，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0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99页。 (39)《民国腾冲县志稿》，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231页。 (40)乾隆《腾越州志》，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19页。 (41)何自溰：《腾冲边防得失论》，光绪《腾越厅志》，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476页。 (42)李生庄：《云南边务说略》，《云南边地问题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27页。 (43)毕世铣：《腾冲抚夷制度考》，《腾越文化研究》第1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7页。 (44)光绪《腾越厅志(点校本)》，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274页。 (45)[英]埃德蒙·R.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杨春宇，周歆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63页。 (46)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47)中央政府使用“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原则分化政区边界的历史及其背后的政治考虑，参见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6～249页。 (48)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王晓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49)参见[美]伯班克，[美]库珀《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50)[英]H﹒R.戴维斯：《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地链环》，和少英等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51)萧凤霞：《对专号的一些意见》，《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5卷第2期(2017年)。 (52)“礼仪标识”指“地方社会的成员所认为是重要的客观且可见的礼仪传统标识”。参见[英]科大卫《从礼仪标签到地方制度的比较：“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介绍》，《人类学与“历史”：第一届东亚人类学论坛报告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礼仪标识”是如何促进地方制度与国家挂钩的，参见赵世瑜《结构过程·礼仪标识·逆推顺述——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概念》，《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53)高志英和熊迅等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刀杆节仪式隐含的傈僳族民众对于帝国和中心的认同。参见高志英，王东蕾《从王骥崇拜仪式看中缅傈僳族的多重认同演变》，《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熊迅《仪式结构与国家认同：跨越中缅边境的傈僳族刀杆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2期。 (54)周谟：《呈报腾冲十土司情形文》，《永昌府文征》，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2753页。 (55)“古层”这一概念来自日本政治学家丸山真男，他以此来分析外来思想与日本本土思想之间复杂的关系，有研究者解释为“外来思想在本土化过程中会受到较古层次思想的反弹而发生变化”。参见[日]饭田泰三《丸山真男的文化接触论、古层论探析》，陈毅立译，《日本学刊》2018年第1期。 (56)顾颉刚编著：《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页。 (57)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6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