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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现迷信与发明传统：学科话语的跨文化实践 江绍原不仅通过接受和改写英美比较宗教学学科话语而形成迷信观，更为重要的是，他将其中的概念方法应用于整理中国传统的实践之中，由此带来的是一场跨文化的知识实践和对中国迷信传统的重新发明。 19世纪后期以来，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进化论模型，在以抽象的、线性演进的时间观取代中世纪作为一系列神圣事件序列的神学时间观的同时，也使世界不同地區和民族可以共享一套進化的時間框架。学者法比安(Fabian)指出，这种时间观的后果是非欧洲中心地区或民族被定位在线性时间轴原始、落后的一端，它们永远成为被欧洲现代中心访古的“他者”。这种与欧洲殖民政治密切相关的学术话语，建构起与现代相对的“原始”范畴，也使得所谓落后地区的信仰习俗、法术宗教被认同为非理性的、神秘的“过去”。但当江绍原将相关知识挪用到中国本土时，原本的权力话语却在跨文化实践中成为参与民族科学启蒙的资源，中国传统中的辟邪术、占卜术、巫医、神话传说等内容在得到系统整理的过程中被认同为化石一般的“死物”，也因此成为应当被现代社会摒弃的事物。江在谈论迷信时，就时常强调迷信本质上是一种“过去”与“死物”，他说：“虹为淫气，发能变蝉等说，‘出卖重伤风’，咒水使逆流等办法，不见得再被人信仰了。它们的寿命完了，它们的光荣成为过去。像它们这类东西，我们或不妨放心大胆地称为迷信。”如果现代人还依然持有迷信观念，那么就是古人的鬼附在了他们身上，“‘先民’的‘精神’‘智慧’，其实并未完全澌灭、隐晦；反之，在许多事物上，现代的旧人尽可以代表那些去世已久的古人，好像古人真有鬼附在他们身上。” 江绍原在跨文化实践英美学科知识的过程中，所认同的整理中国之“死物”、打传统之“鬼”的迷信研究，与1920、1930年代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运动潮流相契合。胡适正是在1927年《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提出考出古文化真相、从“烂纸堆”中“打鬼”的著名说法。实际上，江绍原也的确与胡适等人有所往来，胡适曾为江绍原《乔达摩底死》一书写作序言，称赞江绍原用“分析，批评，考据的方法来研究佛家书籍”，这正是六经四子被“当作考古数据而玩弄之”而失去信仰效用的古史辨之功。此外，江绍原对中国宗教迷信的整理，基本限于对各类文献的搜集归纳而非现实田野调查，即他自己所说的“文书”研究，这也是他与人类学学科有所区别而更多受比较宗教学和东方语文学影响的结果。江在芝加哥读书时曾说到：“我很想通晓西洋人研究宗教历史和宗教文书的方法，预备将来自己用这些方法研究中国的宗教和传下来的宗教文书。”回国后，他对“迷信”文献的整理当然不仅仅限于《易经》、佛教等经典宗教文书，更包括他投入最大精力整理的记载中国人日常风俗习惯的文书典籍。他在形容自己讲授迷信研究课程时所说：“每讲完一个题目之后，我便将所讲的东西的纲目用英文写出付印，并将所看见的汉文文献(大半是关于本国的迷信的)(注：而且大半是那两个月间临时找到手录的)，附于其下。”江在此提到的附加整理的“汉文文献”既包括中国古典经史文库中的相关章节，也涉及民间流传的各类文集，如其所言，“无论圣经贤传，史乘志书，稗官小说，文人笔记，民间的俗集，术士的底本，乃至诸教法藏，报纸新闻，都有被我们引用的资格。” 江绍原与其时主流的整理国故运动者一道，将迷信研究最终引向国故与传统的发明，实际也是以此方式实践其反迷信话语。不过与胡适、顾颉刚等人以考据为科学方法不同，江绍原除了《乔达摩底死》《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较多涉及考据外，其他研究主要以材料归类为主。他往往会根据自己阅读英美比较宗教学和人类学著作时的案例经验，提出几个迷信的“门类”———“至少须包括产乳，儿童时代，成人，性交与婚姻，种植，渔猎，疾病，战斗，死亡，丧葬祭祀等项”，在各个门类下集中搜集罗列中国不同文献中相关的超验性叙述或神话记载。以他最著名的《发须爪》一书为例，他以中国和世界各地人们对毛发、指甲的观念作为研究对象，广泛搜集了中国传统社会和当下风俗中对“发须爪”的“迷信”信仰，但他对中国“发须爪”这一现象的关注和认识却来源于马雷特(R.R.Marett)、弗雷泽(J.G.Frazer)等人类学者对原始法术的对象建构。其实，1930年代中国重要的人类学学者林惠祥就已经敏锐地发现江绍原的研究与弗雷泽观念的关联，林在《文化人类学》(1934)一书中指出江绍原《发须爪》中整理的很多现象都是弗雷泽所说的“巫术”或“魔术”。 也是在此意义上，与其说江绍原的迷信研究是在运用西方现代学科知识破除中国迷信，不如说是以之重新发明中国的迷信传统。他批判中国自古以来的礼俗宗教，但这套迷信谱系却根本上是被英美现学术知识表述、结构的产物。江绍原将英美比较宗教学的进化论科学观与“文书”研究方法联结到中国其时流行的“整理国故”的实践大潮，以英美现代学科中的类别体系为依据去归类中国古典文献中相关现象，从而建构出各类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国故传统。只是当这种迷信的历史一旦被建立，人们便容易忘记它是如何伴随着20世纪初中国引入、挪用英美人类学或比较宗教学学科话语机制才得以出现，而转以为它们是中国自古以来不言自明的自然存在，这种现象类似于柄谷行人所说的“颠倒”的现代性认知装置或者子安宣邦提出的“近代知识考古学”。1920年代以后，以西方现代学术体系为依据的知识表述十分明显地介入了中国的反迷信历史潮流，这一过程同时涉及到知识话语与文化政治实践的联结、西方与中国的联结。 （本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19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