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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札记】 20世纪以来，敦煌写本书迹打开了从普通书手角度考察唐代写本的窗口，虽然创造这批宝藏的书写者史籍无名，他们的作品却是书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唐代作为我国书法史上的巅峰时期，亦是写本史上的极盛时期，这些默默无闻的书手对唐代书法时代特征的形成起着推助作用，他们是唐代书法最普通的实践者，也是唐代文化发展的有力参与者。 一 前辈学者对于唐代书手的身份、组织及书写制度等问题已有深入探讨，但在官府书手的职事、数量等具体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甚或讹误之处。唐代敦煌写本的书手构成十分庞杂，大致分为官府书手和民间书手两大类。需要强调的是，民间与官府的分类并不是绝对对立或有明确界限划分的，而是随着服务的场所和角色的转变发生变化。 唐代官府书手设置比隋朝更加齐全，有“楷书”“楷书手”“御书手”“写国史楷书”“群书手”“令史书手”“书直”等多种称谓。门下省、中书省书手称“楷书”时多从事公文的抄写，而从事图书经籍抄写的则称为“群书手”。秘书省“楷书手”“楷书令史”则负责经籍图书的抄写、校勘；著作局“楷书手”主要撰写碑志、祭文、祝文等。而“能书”“书直”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唐六典·尚书吏部》载门下省设能书直，意在使国家大事记的制敕由书法优秀的能书负责。另集贤殿书院有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书直由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以及五品以上子孙“各有年限，依资甄叙”充当。《唐故汝州鲁山县丞司马府君墓志铭并序》末题“文林郎前恒王府参军直集贤院张文哲书”，张文哲以文林郎（散官从九品上）、前恒王府参军的身份入职集贤院，与《唐六典》卷九所云“至（开元）十九年敕有官为直院也”正好吻合。 官府书手职事的明确和细化反映出唐代职官制度的完善。不同称谓的书手所任职的机构和职事各有差异，不能简单以抄写文书概言之，他们的工作还包括碑志、典籍、经文的抄写、校对等等，书手各司其职。获得出身途径后，才有做官的资格，在流外任职，属流外行署，积劳累考后经过由吏部等主持的铨选入流。唐后期，选官制度、文官结构都有巨大变动，一方面流外入流呈现泛滥之势；另一方面政府大量裁撤流外人员，这些变化对书手的入仕以及政治经济状况具有重大影响。 二 传统书法史的研究视角多聚焦于名家名作，对于普通书手虽有关注，但仅仅作为研究对象的附属看待。从书手角度来看，写本的实用性书写体现了唐代书法传播、消化、应用的过程，普通的书手群体在促动书法变革的过程中，潜在地成为各种书风的延续者、融合者和探索者。正如黄庭坚所评价的“观唐人断纸余墨，皆有妙处，故知翰墨之胜，不独在欧、虞、褚、薛也”。时代风格的形成显然不是仅靠少数的书法家，无数不知名的书手在其中起着不容忽视的推介作用。此外，宋代以降直至晚清的千余年间，世人大都凭借碑帖、刻本推究唐代楷书的笔法，而丰富多彩的书手写本墨迹，是铭刻楷书之外的另一种书法范式，更能体现唐代书法的特点，有利于全面了解唐代书法的真实状况。 唐写本书法与“二王”系统一脉相承，大都以虞世南、褚遂良以及颜真卿为范本，三家之中褚字的影响最广最久。欧阳询虽为“初唐四家”之一，但欧体风格在官方写经里几乎不见，反而多见于民间文学写经及其他实用文书中。上述书法面貌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艺文风尚密切相关。“南朝化”早已被视为唐代历史演进中普遍性的发展趋势，可以说上至唐代帝王为代表的关陇贵族，下至普通书手的书法审美、书法实践，以敦煌写本为媒介全面展现了始于北朝并延续至隋唐的文化艺术领域内的南朝化倾向。从规整纯熟的经籍抄写到奇趣多样的日常应用，无不体现南北书风的融合，这种融合是建立在以南朝书风为主、以“二王”书法为宗的基础之上，书法取法对象、范本选择、书体应用、风格形成之于每个书手来说，都会折射出时代性的具体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