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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接受的视角分析南宋史家郑樵在明清时期的形象，明显受着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学术思潮与学术宗奉的影响。明代力图扭转郑樵在《宋史·郑樵传》中消极形象的努力，始于中期开始的地方史叙述中表彰乡贤的活动。此后晚明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起，直接影响了士人对于郑樵的接受与评价。由明入清，学术思潮丕变，倡考据的汉学风起，与重义理的宋学相颉颃，受汉宋学术门户影响，对郑樵的接受与评价，遂又多少染上了汉、宋学之争的底色。清中后期调和汉宋学术思潮起，表现在对郑樵的接受上亦有所变化。与此同时，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清廷刻意保持超越汉宋门户的态度，也在郑樵的接受上表现得相对中性，并影响官修史籍及科考对郑樵学术的取向。此外，影响清代郑樵接受的地域因素也值得注意。 关 键 词：郑樵 接受史 明清时期 学术思潮 作者简介：向燕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郑樵学术接受史：南宋至20世纪前期史学批评中的郑樵研究”(SKZZY2015039)。 学术经典，以及经典作者的厘选与评价，往往会随着时代评判标准的改变而变化，进而导致学术史的认知与书写的变化。一部学术史，若转换视角，也可看作是不同时代读者对于经典的接受史。20世纪初，顾颉刚先生曾在其《郑樵传》中颇为不平地感慨道：“从他的当世，直到清代的中叶，他一向担负了不良的声望。”①然而揆之史实，起码是揆之明清五百来年的史实，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事实上，明清两代的学者，对于郑樵学术的评价，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不少。而透过这些正面及反面的评价，恰好揭示出明清两代学者接受郑樵学术背后不同的时代学术思潮，以及不同学者的个人好恶与对思潮的不同取向。于是，一部明清学者的郑樵接受史，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明清学术史展开的一些底色。 一、从表彰乡贤到鼓吹实学：明代接受郑樵的基本进路 对于郑樵的学术，元末编修的《宋史》虽然评价不高，但在社会上，元代学者对郑樵的评价，积极的意见还是不少，例如欧阳玄在为金代蔡珪《补正水经》所作序中即称：“余观正父之博洽多识，其见于它著作者，盖有刘原父、郑渔仲之风，中州士之巨擘也”。②这里。欧阳玄称颂蔡珪著作渊博，有宋学者刘敞、郑樵之风。此外，元代研究《诗经》的学者梁益也说，郑樵“道德高邵，学博而雅，大儒也”，③所“作《诗辨妄》六卷，诗经之旨大明，迨晦庵朱子而大定矣”。④而且还说：“古今言河者，夹漈郑渔仲最详”云。⑤ 入明，由于郑樵的学术几乎涉及经史、文字小学、金石目录等古典学术的各个方面，所以单就某些具体的学术面向来说，仍有不少的学者对郑樵持肯定的态度。如宋濂即极力推崇《通志》中的《氏族略》：“嗟夫!氏族之学，古昔所甚重。浃漈郑渔仲著为《通志》，其中二十略，唯《氏族》最备然。”⑥只需简单检索，就会发现，明代一些号称博学的学者，如丘濬、杨慎、唐顺之、王世贞、王樵、焦竑、朱睦、胡应麟、刑云路、张自烈、章潢、李时珍等等，都在自己著述的相关部分，或征引或评议郑樵某些学术观点，可见郑樵学术，在明代还是有相当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在社会整体“束书不观”、反智氛围浓重的明代，郑樵及其学术的命运可想而知，除了少数学者就具体学术的征引或评议外，真正关注郑樵及其《通志》的人并不多。 明代对郑樵的全面关注与接受，最先启动于地方表彰先贤活动。《四库全书总目》曾评议道：“盖夸饰土风，标榜乡贤，乃明地志之陋习。”⑦其实标榜乡贤也是地方史的通病，各时代莫不濡染此疵。只是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地方史撰述渐入佳境，撰述繁富，此风也就自然地炽热了起来。对郑樵形象的再塑，正是从地方史标榜乡贤的风气中开启。通过对这些地方史记述郑樵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明人对于郑樵的接受和再塑，经过了一个怎样的历程。 现存最早最全面正面叙述郑樵事迹的地方史，以周华所纂《游洋志》最详。⑧其卷四《儒林传·宋·郑樵》不仅记载郑樵卒时，“海内之士，知与不知，皆为痛惜。太学生三百人为文以祭，归正之人感先生之德，莫不惜哭之”。而且颂之曰：“先生之学，无所不通，奋乎百世之下，卓然以立言为民为己任，不但如世之所谓博洽而已。”尤言郑樵说：“先生标表独立，节行尤高，不汲汲于势利。居乡或累岁不诣郡邑，门人束脩一无所受。晚得祠禄，尽以为笔札。费诏以官给，未尝索取也。于人不苟合，而好贤则笃，见寸善推誉如不及。”⑨似有意以事实驳《宋史》所谓郑樵“独切切于仕进”说。 《游洋志》后，成化二十一年(1485)，有镇守太监陈道，力邀正在莆田家中丁忧的南京大理寺评事黄仲昭纂修福建省志。这就是现存最早的福建省志《八闽通志》。这部省志对郑樵是这样记述的：“郑樵字渔仲，厚之从弟，隐居夹漈山，博学强记，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过目不忘，为经旨礼乐、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辩论。绍兴中，以荐召对，授枢密院编修官。金人犯边，樵策其酋必毙，已而果然。所著书凡五十八种千余卷，又有《通志》二百卷。”⑩可以看出，《八闽通志》对郑樵的记述，基本上士沿袭元修《宋史·郑樵传》，但删去了其中贬义性的内容，如“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等。(11) 如果说完成于弘治二年(1489)的《八闽通志》，还有着不得不考虑的整个福建叙述的平衡问题，致使叙述郑樵的文字少而克制。那么十年后纂修的《兴化府志》，(12)则因乃郑樵一生生活、著述的家乡，对郑樵的叙述，也就很自然地有了巨大的改观。于是我们看到的这部《兴化府志》传记部分的撰写者，虽依旧是《八闽通志》的撰者黄仲昭，但志中的郑樵形象却已大不一样。该传在依“《宋史》本传及《事述》等书”叙郑樵基本事迹后评议曰： 樵于学无所不通。其论《书》，则先按伏生、孔壁之旧，与汉儒所传、唐世所易，以辨其古今文字之所以讹。传《春秋》，则首考三家之文，参以同异，而断其简策传写于口耳授受之互有误。说《诗》，则辨大小《序》之文，别《风》《雅》《颂》之音，正二南王化之地，明鸟兽草木之实，类皆信而有证。居乡累岁不一诣守令，门人束修一无所受。笔札虽诏从官给，未尝取也。见人才善，推誉如不及。有来质问者，苟可告语，为之倾倒。数于当路荐林光朝、林彖；增筑苏陂以绍先志，作永实桥、来庵；苟有一利于人，必力为之。 考《兴化府志·郑樵传》的文字，显然参考、沿袭了正统《游洋志》，但是此传后的论曰，则与《游洋志》只述史实的委婉辩白要明确而犀利得多。其曰： 按史氏谓，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而寡要。平生甘恬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窃详斯言颇失之诬。故郡人彭韶续修《莆阳志》，曾著论辨之，大意谓樵博学无前，专以著述为乐，非求仕者。考其生平举孝廉、遗逸，屡辞不就。应召诣阙，即求还山，故其山林之日最多，而都下之日绝少也。若果急于仕进，能若是乎？使樵于时位通显，不及著书如今之富，则其心必不能顷刻以自乐，其肯以此易彼乎？史氏谓：博而寡要，犹为责备；若曰切切仕进，岂知樵者乎？续《志》之言，非私于樵而强为之词也，盖欲暴白其心于千载之下云尔。(13) 其文直斥《宋史·郑樵传》言郑樵“失之诬”，其为邑先贤辩白之情跃然纸上。 弘治后，对郑樵事迹作出评述的也是与郑樵同邑的柯维骐。柯维骐(1497-1574)，莆田人，嘉靖二年(1523)登进士第，授南京户部主事。未赴，即引疾归。张孚敬用事，创新制，维骐以病满三年罢免。自是谢宾客，专心读书、著述、授徒。柯维骐的代表作《宋史新编》即撰于此时。此书虽然不是方志，但是作为与郑樵同乡的柯维骐，对于这位前辈乡贤，还是竭尽全力进行表彰。《宋史新编》的《郑樵传》，尽管与《八闽通志》类似，基本承袭《宋史·郑樵传》的叙述，但稍不同《八闽通志》简单删除贬义的文字处理，“称樵平生甘枯淡，乐施与，论者谓其切切仕进，盖弗察”，即以“论者谓”直接否定了《宋史》谓郑樵“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的评价。此言外之意，显然也是认为那些言辞是对郑樵的诬陷。(14) 地方史表彰乡贤之风，从明中期一直持续到明末。其中天、崇间，有福州侯官诸生陈鸣鹤撰《东越文苑》，“纪闽中文人行实，起唐神龙，迄明万历，为四百十一篇。唐、五代五十人，宋、元三百八十五人，明百有六人”。(15)其中有关郑樵的表述，与以往相比较，又有了更明确的辩护内容。如《宋史·郑樵传》称“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一段，在《东越文苑》，则改为“御史叶义问者害其能，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云。《宋史·郑樵传》“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因求入秘书省翻阅书籍，未几，又坐言者寝其事”一段，《东越文苑》则改为“书成，乃诏拜樵为枢密院修纂。樵因伏谢，愿得入秘书省读所未见书。会忌者毁之，事遂寝”。(16)其中，所加虽只以“害其能”，以及将“坐言者寝其事”，改为“会忌者毁之事遂寝”等语句，但其评价的性质立变，不仅一改《八闽通志》大致中性的评判，更修正乃至颠覆了《宋史》中郑樵的负面形象。不仅如此，《东越文苑》对于郑樵形象的描画甚至超越以往“博学”的评价，而冠以“贤士”之名，径称“天下莫不以渔仲为天下贤士”。(17)“博学”者，单纯就学术言，而“贤士”，则为人格品质的赞誉，两相比较，与《宋史》修纂者对郑樵的评价，其高下自明。 时至明末，因时艰世乱，人们深感于王学空疏，狂禅无补于世，士人纷纷黜虚趋实，倡导有裨于世的实用之学，实学思潮遂因之涌起，于是，郑樵的形象，也随之跳出狭隘的乡贤被涂上了实学的色彩。如前面提到的陈鹤鸣《东越文苑》，对郑樵形象的描画，就较之以往史著中增加了“樵为人耻以雕虫采誉而善著书”的表述，而这“耻以雕虫采誉”的形象，正是明末实学思潮方炽之时士人的学术取向。 关于晚明学林涌动的实学思潮对于郑樵形象的接受，表现得最突出者，莫过于实学领袖、主编《皇明经世文编》的陈子龙(1608-1647)。陈子龙在给朱健《古今治平略》作序时，力推典章制度于经世之要，极言志书难作，称杜佑、马端临、郑樵之流“简括典故，以事为类，以时为次，缀而成书，颇为学者所重”，其中郑樵尤以实学自重。该序云： 夫史家之长，以书志为重，盖一代之典谟，百王之宪章，咸于条贯焉，非有淹澹沉郁之才，何以示指掌而昭来祀？博雅若子长，而礼乐之书缺而未举，宏丽茂实，首推孟坚，然犹杂采孟子之言，沿流向歆之作……良史之才，诚非易也。夫总括者一国，搜猎者数帝，其难犹且若此，况自放勋以至皇朝，纪则累千，代惟百世，包举洪纤，而有伦有脊，岂不鸿巨哉？唐宋以来则有杜君卿、马贵与、郑渔仲之流，简括典故，以事为类，以时为次，缀而成书，颇为学者所重，而渔仲尤自矜许。(18) 陈子龙作此序之时，亦明末社会危机日益深化之时，有感“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19)朝野士人“徒讲文理，不揣时势”，(20)陈子龙尤看重有补于世用的典章制度之学，惟因如此，序中，陈子龙称赞朱健《古今治平略》有五善：“略于浮华，详于典实，缓于见薄，急于征用，一也；前代之迹简而该，本朝之事备而切，一也；杂诸家之论而不病，于驳抽未发之绪而必源于古，一也；文章闳雅足以发抒其意，一也；上下二千余年，典文详洽而卷帙不多，一也”。认为“此五善者，皆前人所难兼而来哲所宜用心者也。夫士患不学，学矣而或不能行，此必儒生掌故之流，稽研章句无益治道。”(21)而如此征实有裨益于世之书，“其曰略者，即渔仲所云条其纲目而名之也，犹之乎书也志也，而见其识大之义也”。(22)将朱健《古今治平略》方之郑樵的《通志》，可睹明末学者心目接受的郑樵的形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