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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宋之学的门户之争与清代学者对郑樵的接受 郑樵的学术形象到了清中期，也就是乾隆、嘉庆时期，又开始有了新特点。学者们所接受的郑樵，受所崇尚的汉、宋治学不同路数的影响，此时开始呈现出两个极端。 早在明清之际，新的学风就已露出端倪，但尚未在社会形成气候。按照皮锡瑞的说法：“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23)直至清乾隆初年，虽专注训诂考据之风已闻嚆声，但总体取向上，仍基本依循明清之际以来崇经世、求义理、重博通、重史料考核的学术旧轨，也就是说当时还未出现汉、宋门户之争。这些折射于对郑樵的接受，在大多学者的叙述中，还大都相对正面。学者言及郑樵，每每会冠上“博洽之儒”“通儒”“良史”“负千载卓识”“灿然成一家之言，厥功伟矣”等正面修辞。例如潘耒(1646-1708)为顾炎武《日知录》所作之序云：“自宋迄元，人尚实学，若郑渔仲、王伯厚、魏鹤山、马贵与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极古今，通达治体，曷尝有空疏无本之学哉？”(24)从潘耒这篇《序》可以看到，在清初士人心目中，郑樵与王应麟、魏了翁、马端临等宋元学者，都是属于“博极古今，通达治体”的通儒，而顾炎武之《日知录》，亦“意惟宋元名儒能为之”。(25) 与潘耒态度相同者，还可举出杭世骏(1695-1773)。杭氏生活之时，仍在清初经世实学转向乾嘉汉学的过渡阶段，故杭氏虽长于经史考证，但观念中尚无甚汉宋门户，折射于对郑樵的接受，则仍保持清初时的大致正面形象。今杭氏文集中收有《省试杜氏通典郑氏通志马氏通考总论》一文，其中论及郑樵《通志》，虽亦有批评，但仍称“若其贯串百代，综核异同，练氏族、校六书、正七音，删列史之荒芜，成六经之奥论，则自司马彪、沈约、魏收、于志宁以来一人而已”，指出：“总而论之，佑之识正，樵之学博，端临之所见者大……非《通志》无以刊隋以上之芜说累辞……凡此三书，鼎撑角立，废一不可，盖无待于赘述矣”。最终，其文总结曰：“宋人之功慎而密，岂独郑、马云乎哉？金华章俊卿之《山堂考索》，浚仪王伯厚之《玉海》，慈溪黄东发之《日钞》，强探而力索，博闻而多识，其于学也有可观焉”。(26)即所接受的郑樵及宋儒，其形象总体仍属正面。 据史载，杭氏曾于乾隆八年(1743)因对策议及“今上”用人“内满外汉”，触及到清廷敏感问题，遭革职外放处罚。故此次主考，只能是在此年之前。又杭氏在有限的宦程中，共任科考官两次：一次是在雍正十年(1732)，以举人充福建同考官；一次是在乾隆四年(1739)二月，任己未科会试同考官。也就是说，两次都是在汉宋门户尚未呈对立之时，其论自然也就与后来坚守汉学立场、贬抑宋学的学人有所不同。 关于乾隆最初几年的这种学风，还可以举出乾隆二年(1737)主讲江宁钟山书院的杨绳武制定的书院规约。该规约凡十一条：曰先励志，曰先立品，曰慎交游，曰勤学业，曰究经学，曰通史学，曰论古文源流，曰论诗赋派别，曰论制义得失，曰戒抄袭倩代，曰戒矜夸忌毁。其中“穷经学”曰：“大抵汉儒之学主训诂，宋儒之学主义理，晋唐以来都承汉学，元明以后尤宗宋学，博综历代诸家之说，而以宋程朱诸大儒所尝治定者折中之，庶不囿乎一隅，亦无疑于歧路。”“通史学”曰：“要而论之，文笔之高，莫过于《史》《汉》，学问之博，莫过于郑渔仲、马贵与，而褒贬是非之正，莫过于朱子《纲目》。师子长、孟坚之笔，综渔仲、贵与之学，而折衷于朱子之论，则史家才学识三长无以复易矣。”(27) 从上述杭世骏、杨绳武的基本态度看，可知清初人对郑樵及宋儒的基本认识，应一直要沿续到乾隆初年。那时，虽士人因遭“夷”变“夏”的“夷夏”情结已日渐消磨，但汉宋学术门户间的芥蒂却还没有明朗，反映在治学上，士人大都还是依循“兼采”的旧途，例如姚际恒(1647—约1715)《诗经通论自序》在论及《诗序》即称：“予谓汉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在于妄”。即汉儒、宋儒各有其弊。然而，“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尟，说经者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28)随着专主训诂考据的汉学风盛，汉、宋门户渐深，遂渐渐影响到对于郑樵的接受。 关于清乾嘉汉学极盛之时，因汉、宋治学理念而构成的门户畛域，今天已难理解，但当时的事实确实如此。对于当时的学者来说，一涉及到学术，往往随便就引出了汉宋之间，性命义理与学术取向不同的问题，其积习之深，不仅惠栋(1697-1758)、戴震(1724-1777)、王鸣盛(1722-1797)、钱大昕(1728-1804)等考据名家如此，即使是一般士子的言谈，亦在不经意间有所流露。例如，凌廷堪(1755-1809)在给谢启昆(1737-1802)一本与汉宋之学毫无关系的《西魏书》所作序即说：“夫班、马以降，纪载迭兴；自宋逮元，史法渐失。主文辞者其弊或至于空疏，寄褒贬者厥咎遂邻于僭妄，虽家自谓继龙门之轨，人自谓续麟经之笔，然求诸体例，寻其端委，罕有当焉”。(29)随口就牵引出汉宋门户的问题，并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学术立场是在汉学一边，而对宋儒之学则深不以为然。 受宋汉门户影响，尽管在治学路数上，郑樵与专主性命义理的宋儒并不尽同，但仍殃及到学人对他的接受。例如以考据见长，被后世称为有清“一代儒宗”的钱大昕，就不时在批评郑樵之时，连及对宋儒的批评。在一封给王鸣盛的书信中，其所谈回应的，本是王氏说他的一些研究于顾炎武、朱彝尊、胡渭、何焯等人的学术观点“间有驳正，恐观者以试诃前哲为咎”的问题，但钱大昕对这问题的回复，则于数语之后，竟笔锋一转，径直指向宋儒，曰绝“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进而又于文尾再次一转笔锋，指向郑樵曰：治学最忌者，乃“古人本不误，而吾从而误驳之，此则无损于古人，而适以成吾之妄。王介甫、郑渔仲辈皆坐此病，而后来宜引以为戒者也”。(30)在钱大昕看来，郑樵所代表的就是宋儒的学风，其学术表现为“好异而无识”。(31)而在对郑樵与宋儒的接受上，同为考据巨匠的王鸣盛，与钱大昕亦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皆站在汉学立场批评郑樵。例，其《蛾术编》卷五十七《说人》七“沈田子(沈)林子传”条有：“杭州卢绍弓来札，云《通志》采《南史》有《沈田子林子传》，今《南史》无之，窃疑无此事，殆必(沈)约《(宋书)传》所附耳，予深恶郑樵之妄，于《通志》屏而不观，未知果若何”云。(32)总之，在乾嘉时期坚守汉学门户的学者看来，虽“杜佑《通典》马端临《通考》郑樵《通志》三书皆史志之总汇也”，但相较而言，“惟郑樵学识浅陋颇多纰缪”。(33) 关于汉宋门户于所接受之郑樵的影响，表现直接者，莫过于揭起皖派汉学旗帜的戴震与史家章学诚。据章学诚自述，乾隆三十八年(1773)，章学诚以后学再次往谒时号称汉学祭酒的戴震。这次章、戴会面，所讨论问题的中心，正是郑樵的《通志》。对此，章学诚后来回忆说：“癸巳在杭州，闻戴徵君震与吴处士颖芳谈次，痛诋郑君《通志》其言绝可怪笑，以为不足深辨，置弗论也”。(34)至于戴震如何痛诋郑樵学术，章学诚并没有具体记载，但戴震于郑樵学问一贯不以为然确是事实，因为戴氏曾在其《续天文略》中讪笑郑樵曰：“盖天文一事，樵所不知，而欲成全书，固不可阙而不载，是以徒袭旧史，未能择之精语之详也”。(35)此外，章学诚的回忆还谈到他对戴震诋毁郑樵的观点“颇有訾警”，并“因假某君叙说，辨明著述源流，自谓习俗浮议，颇有摧陷廓清之功”。(36)这里章学诚是怎么为郑樵辩护的，该文并没有详叙，但他的基本意见，大致还是可以在《文史通义·申郑》中一窥，《申郑》篇云： 子长、孟坚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夫郑氏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则在小节。是何异讥韩、彭名将，不能邹、鲁趋跄；绳伏、孔巨儒，不善作雕虫篆刻耶？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然起而争之……郑君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班以来所不敢为者而为之，立论高远，实不副名；又不幸而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并称于时，而《通考》之疏陋，转不如是之甚。末学肤受，本无定识，从而抑杨其间，妄相拟议，遂与比类纂辑之业，同年而语，而衡短论长，岑楼寸木且有不敌之势焉，岂不诬哉!(37) 这里，章学诚称：“郑樵生千载后，慨然有见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其中亟言郑樵学术之长，而不以所谓汉学的追求为意。章氏为郑樵辩护的类似言论，亦在《答客问》《释通》诸篇中寻得踪迹。如《释通》即说：“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世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38)其对郑樵的推崇不可谓不高。 戴、章二氏在郑樵的接受上之所以枘凿，根本在于对汉宋治学路径的认同不同。戴震如前揭，乃是张大汉学者，而章氏则力倡独断义理之学，自诩是宋明浙东学术传人，曾作《朱陆》合“道问学”与“尊德性”两途，而为宋明之学辩护。(39)称自己：“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于自度也……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40)虽未见自称“宋学”“理学”，但不屑那些标榜“汉学”、专以训诂考据为能事的学者的态度则是显然。 清代中期因汉宋门户，抨击宋儒而连及批评郑樵的情况，应该相当普遍。即使是一般的学者，也往往于提及郑樵之时，牵连出汉宋学的问题。例如恽敬(1757-1817)就在与朋友的书信中批评郑樵“《通志》叙次《小戴记》，斥之曰身为赃吏，子为贼徒，而引《汉书·何武传》为证”，并力辨其非，称：“武非纵盗，则九江之子非盗党也，此盖汉法连坐，其子之宾客为群盗，故子系庐江，缘汉人市好客名，多通轻侠耳。渔仲斥之曰贼徒，如斥九江受赃失事实矣，可哂也!”而接下来却将笔锋一转，将矛头直指宋儒曰：“北宋以后，儒者喜刻深，而读书又不循始终，即妄为新论，专以决剔前人瑕累为快……如后此有数十年暇日，当遇事爲古人分疏，勿使渔仲诸人陷溺昔儒，诖误后学也”。(41)将郑樵的形象与对宋儒宋学的认知叠加到了一起。又如纪昀所撰《四库全书总目》的《通志》提要，也是在历数《通志》种种编纂不当后，评之曰：“盖宋人以义理相高，于考证之学罕能留意。樵恃其该洽，睥睨一世，谅无人起而难之，故高视阔步，不复详检，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后人多所讥弹也”。(42)同样是将郑樵的学术认知，扯上汉宋学的门户。 除一般性学术问题外，由于清中期兴盛的考据主要围绕着经学展开，所以在对郑樵的学术问题中，值得专门提出的，是有关《毛诗序》的问题。 《毛诗序》又简称《诗序》，关于它的作者及内容，自汉晋以来一直有所争议，到了宋代，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反《诗序》的声音越来越大，北宋时还是怀疑，到了南宋竟直接被一些学者所抛弃。在这中间，郑樵的《诗辨妄》对《诗序》的诘难影响最大。此后，其观点先后受到程大昌、王柏、王质及朱熹等学者的接受与发挥。尤其是朱熹所作《诗序辨说》，因附在被统治者用来作取士标准的《诗集传》之后，社会影响极大。然而到了清代，随着标榜汉学反对宋学之风起，一股非难郑樵、朱熹之说，回复到毛、郑《传》《笺》之旧的思潮兴起，于是，有关《诗序》的辩论也就成了评价郑樵的一个热点。如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郑樵《尔雅注》提要曰：“南宋诸儒，大抵崇义理而疏考证，故樵以博洽徼睨一时，遂至肆作聪明诋諆毛、郑，其《诗辨妄》一书，开数百年杜撰说经之捷径，为通儒之所深非。”(42)乾隆间进士范家相，也是站在汉学立场，指斥郑樵等宋人《诗》学研究之弊云：“郑渔仲讥汉人讲《诗》，专以义理相传，而《诗》之本以失。予谓宋儒传经，专以义理上薄汉唐。樵正如是而反贬汉人，何耶？汉之传笺训故，诚不免于穿凿，然尚不以空言相臆度而失《诗》之本也，以义理空为臆度，则考据失而诗之本益离”。(44) 此外，除学术立场与对郑樵接受的复杂性外，我们也注意到了郑樵接受史中的历史因素。由于义理阐发与经义文字的训诂考据本是密切联系的两面，而人作为追求意义的动物，单纯的训诂考据并不能满足人们对追求义理的心理诉求，惟因如此，即使是在考据最盛之时，一些有思想的考据大家，如戴震等，仍难掩其内在的对于义理追求的冲动。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嘉庆后期，一些学者的治学，逐渐开始出现不拘汉宋门户的取向，其中最能体现时代学术变化的代表，莫过于提出“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观点的阮元(1764-1849)。阮元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消。”(45)其时，阮氏以朝廷大员兼学林领袖而倡言汉宋兼综，学界风气亦随之丕变。(46)于是于郑樵的接受，也就有了新的取向。例如其时的目录学家，曾就学阮元，入诂经精舍参与修辑《经籍籑诂》的周中孚(1768-1831)，即有“就唐以前言之，若必欲合数代为史，方成著作，然则亦当弃‘十七史’，而独尊郑樵《通志》矣”之说。(47) 当然，当揭示汉宋门户与对郑樵的接受之联系时，我们也注意到，即使是考据之风最盛、汉宋门户最被强调的乾嘉时期，亦有一些学者在接受郑樵之时，并没有像那些执着“汉学”尺度的学者那样，将对郑樵的评价牵强地与“宋学”相系，而是采取一种调和、折衷的立场认识和评述郑樵。如乾隆年间的金石考据大家王昶(1725-1806)，其《示長沙弟子唐業敬》，不仅在经学研究上肯定宋明学者的价值，亦于史学称：“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通考》王圻《续通考》，此汇史志而成者，千古天文、地理，以及民生国计，因革利弊，皆在于是，不读此不足成经世大儒”。(48)至于一些不以考据相高的文士，对郑樵的接受，则从言论中也看不出什么汉宋门户之争的影响，如戏曲家李调元(1734-1803)，言及郑樵，甚至将之与程朱并称曰：“莆田郑樵在渔仲为宋名儒，其著作与程朱诸人相辉映”。(4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