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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廷建构的郑樵形象与地方视域中的郑樵 言及清中期这种不拘汉宋门户的接受郑樵的学术取向，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方面，这就是清朝廷。作为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清廷，对于社会的导向，其影响还是很明显的。 清廷接受郑樵的形象，明显涂有试图超越汉、宋学门户的官方色彩。从明朝末年开始，国家的意识形态，实际面临着两层重建：一方面，是面临着如何重建因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冲击而瓦解的意识形态——程朱理学，改变士人追求思想多元化的趋势；一方面，又必须回应极端的王学流行而导致的社会反智倾向，回应明末出现的反反智主义的实学思潮。这两个方面，也是与清廷“以夷入夏”后，如何获取认同及合法性这个重大问题有联系的问题。深思熟虑的结果，就是超然于学术门户的汉宋之争，在以各种方式强化理学意识形态统治地位，宣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50)的同时，亦对明末以来士人对于知识追求而发展起来的经典考据不置可否，甚至自己亦以博学自炫，以编纂各种大型史著以及类书、丛书等，达到强化其中华文脉承继者的地位。以这样的姿态所接受的郑樵，自然会不同于那些坚守汉宋门户的学者。关于清廷接受的郑樵的形象，最直接的体现是《通志》的校勘出版。 据《国朝宫史》记载：乾隆十二年(1747)，在完成校刻《十三经》《二十一史》后，乾隆帝又“命经史馆诸臣校刊”《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认为“汲古者并称‘三通’，该学博闻之士所必资”。(51)其中具体到郑樵《通志》，乾隆不仅在重刻《通典》序中有过比较，认为郑樵学术的特点，是“主于考订，故旁及细微”外，更在重刻《通志》序中说：“宋郑樵氏以闳通之学，思欲极古今之变，会通于一”。其“所撰二十略者，包罗天人，错综政典，该括名物，上下数千年，首尾相属，用功亦良勤矣”。与此同时，乾隆帝亦指出郑樵学术的不足，认为“不能为之讳”，最后议论曰：“夫博物洽闻之士，殚毕生之精力，从容几研，囊括贯串，勒为成书，宜其援据精而条理密，顾纪事纂言，尚不免于纰缪，若此岂非所谓多而不能无失者欤？而况设局分曹，成于众手，动淹岁序，举后忘前，亥豕鲁鱼，触目而是，任操觚者其可不知所惧也乎？”(52)即将郑樵《通志》的疏漏，归之于著述之难。 乾隆帝这种以统治者立场超越汉宋门户的对郑樵的评议，也为官方接受的郑樵的基本形象定下了调子，决定了一般官方对郑樵的解读，不管具体著作的撰述者之学术倾向的是汉、宋哪家立场。例如，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的纪昀晓岚，虽所学本在宗汉儒，长考证。但于官修《四库全书总目》《通志》提要，尽管历数《通志》诸略编纂不当和抄袭疏略，极言：“盖宋人以义理相高，于考证之学，罕能留意。樵恃其该洽，睥睨一世，谅无人起而难之，故高视阔步，不复详检，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后人多所讥弹也”。但于最后，仍不得不依照乾隆帝定下的调门称：“通史之例，肇于司马迁……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容铸，则难以成书……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樵负其淹博，乃纲罗旧籍，参以新意，撰为是编”。称郑樵“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云。(53)完全是按照乾隆帝的口吻，将郑樵的疏漏归因于著述之难。 以乾隆帝为代表的清廷接受的郑樵的学术形象，除代表朝廷立场的官修史书外，也直接决定清廷了科举取士的标准答案。这里可以举出吴省钦(1729-1803)的乾隆三十五年(1770)广西乡试的策问为例。该策问第二问史学曰： 问自古载籍极博，诸史而外，足以备历朝之掌故，括百氏之源流，大而制度典章，细而名物、象数，综甄毕具者，大要莫如《三通》。名为“通”何与？……斯三者增损因革分门果何似与？……我皇上右文稽古，嘉惠士林，特命词臣校正《三通》，并续成《通考》。近复勅《通典》《通志》一体开馆续修，甚盛典也。诸生涵泳圣涯，他日皆有珥笔编摩之任，其以素所研辨者，剖析言之毋隐。(54) 如果说，上述这些相对正面的郑樵形象，还是朝廷官方给与的，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多少有些不那么情愿，如崇奉汉学的纪昀。但是，在郑樵家乡的士人那里，其所接受的郑樵，就完全是另一番面目了。这里且不说地方史叙述中的郑樵形象，仅就一般士人的认识而言试举几个例子。 其例一：约乾隆十五年年前后仍在世的福建闽县人郭起元，有《介石集》传世，其中有《莆中使院徐星友约同访夹漈草堂不果怅然有作》一诗曰：“曩哲垂绪言，由博斯返约；目不穷万卷，奚称道问学？莆中郑渔仲，古今罗槖籥；缉成通典书，儒者资考索；挽近学术陋，见闻日浅薄……此地夹漈乡，瓣香欣有托……”(55) 其例二：有福建侯官人陈寿祺(1771-1834)，虽曾师事阮元，且与钱大昕、段玉裁等朴学大师往来，治经一取汉学之径，然言及乡贤，亦改口吻曰：“吾乡自宋以来，学者奉朱子为大师，百世无异议。如吴才老之于《尚书》，陈用之、晋之之于《礼》《乐》，黄文肃、敖君善之于《仪礼》，苏魏公之于律算，郑渔仲之于《通志》，陈季立之于《诗》音，黄漳浦、何元子之于古《易》，皆渊综闳眇，负千载卓絶之识”。(56) 郑樵接受者的地方主义立场，亦影响到曾在福建地方任官的官员。例如彭蕴章(1792-1862)，其籍虽是江苏长洲，但因曾任福建学政，故论及学术，也说“闽故多理学经术之士，晦翁、渔仲、高翥，千秋漳浦、安溪，羽仪近代，宜其操行卓绝，表峻节于崇山，汲古渊深，挹洪波于沧海。乃迩日士林渐少根柢，以予按试所至，词赋不乏可观，而说经之士寥寥焉。至于励儒行，矜名节，嗣先贤之芳躅，矫末俗之浇风者，犹时或遇之，以此叹前贤之流泽长也”。(57)可见地域在人物品评中的间接影响，对于郑樵的接受与形象塑造，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也是我们分析郑樵学术接受史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