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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学理论与修辞学理论 和文学、史学相比，西方修辞学是更古老、更宽泛的学科。文学和历史在西方经典和传统中都是修辞艺术，是言说的艺术，都使用古典修辞理论中的修辞诉求，并按照一定的结构对信息进行编排，借助隐喻等修辞手段达到一定的目的。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掀起了修辞理论复兴热潮，新修辞理论层出不穷，极大地推动了修辞学科的发展以及修辞意识向所有人文社科学科的发散，尤其是引发了文学批评对修辞的回归，文学批评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甚至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就是修辞批评，因为修辞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文学批评形式。(25)受其影响，怀特的《元史学》以及其他专著都包含着丰富的修辞思想。怀特于1982年编辑的《再现肯尼思·伯克》(Representing Kenneth Burke)一书就充分说明了他对美国著名文学批评理论家和修辞理论家肯尼思·伯克的基于实用主义思想的修辞理论的关注和认同。伯克最初(1945年)提出的“戏剧主义”概念借助于戏剧五要素(表演、场景、演员、道具、目的)构建了戏剧五元模式，为我们理解和阐释人类话语和修辞活动提供了理论模式。(26)伯克在古希腊以劝说为核心的古典修辞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认同(identification)为核心的新修辞理论，认为修辞就是修辞者借助语言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认同，促使受众和作者合作形成某种态度、采取某种行动的过程。(27)同时，伯克强调修辞的实用性和现实意义，认为修辞的真正效果在于参与者经历了奇迹般的转化。 古典修辞理论和新修辞理论对怀特从修辞角度探讨历史书写有着极大的影响，尤其是伯克的实用主义修辞观和怀特的实用主义历史观不谋而合。从文献数量来看，学者们对怀特史学理论中的修辞学思想关注度远远低于对文学理论、哲学思想的关注度，但从学者们的反应强度来看，怀特对历史书写的修辞性解读以及他对古典修辞思想的运用和修订都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质疑和担心。 首先对怀特从修辞角度解读历史书写的做法表示担忧的是历史学家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在1981年的《历史的修辞和修辞的历史：论海登·怀特的比喻》一文中，莫米利亚诺指出，怀特的比喻理论对于历史学科的发展是很危险的。文章肯定了怀特的比喻理论确实在修辞理论家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和肯尼思·伯克的影响下十分简洁明了地阐述了历史书写过程，但是却认为怀特的修辞视角会导致史学家忘记他们的本职工作——寻找可靠的证据。(28)莫米利亚诺显然和许多学者一样将史学家收集历史证据的科学研究过程和历史文本的书写过程混为一谈，并认为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客观性与书写过程的虚构性和主体性不可兼容。海登·怀特本人从来没有明确说过肯定虚构性和修辞性必然意味着否定研究过程的科学性。 国内学者对怀特修辞思想的分析多聚焦于隐喻、提喻、转喻和讽喻等层面。林庆新的《历史叙事与修辞——论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一文总结了怀特历史叙事的修辞性/转义性特质的三大原因：历史家将事件变成故事使用的话语与其说是逻辑的，倒不如说是修辞的；故事被叙述的过程本身就是隐喻的；历史话语本身就是对虚构的虚构，对解读的解读。(29)冯燕芳在《海登·怀特国内研究20年》一文中指出，对比喻理论的解释和解说是国内怀特研究的一大特点，多聚焦于比喻理论的内容、发展过程和作用等问题上，如徐贲的《海登·怀特的历史喻说理论》和陈新的《历史·比喻·想象：海登·怀特历史哲学述评》。(30) 国外一些学者追溯了怀特修辞思想的历史渊源。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在《海登·怀特的修辞辩证思想》一文中认为，怀特的修辞辩证思想深受怀特的老师包森·布鲁克的影响，他探讨历史书写的方法既是辩证的，追求真理性和合理性，又是修辞的，立足于现实的，而这种修辞辩证思想让史学家意识到“在过去的历史事件中寻找一致性或连贯性时，有多种方式存在的”可能性，文化的多样性，以及认识论的不确定性。(31) 海登·怀特的修辞理论在《元史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强调历史写作的修辞艺术，比任何人都能让史学家意识到历史书写的修辞艺术，然而，他的修辞视角在不少学者看来是离经叛道的。针对这种观点，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2013年的《元史学之前和之后》一文中指出，怀特从修辞角度研究历史书写的方法并非像许多反对者认为的那样是离经叛道的，而一直是西方的传统：古典传统经常将历史叙事与史诗和悲剧进行比较，并探讨其中的修辞诉求，如波利比亚斯曾对使用过重的情感诉求的历史学家称为悲剧家，古罗马历史学家将历史编制中使用的修辞手段称为克里奥的化妆品，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如乔维亚诺·庞塔诺(Joviano Pontano)，在探讨历史艺术的论文中通常将历史书写视为一种史诗般的散文，并从修辞学角度探讨如何具有说服力地描述一场战斗或从领导者的角度撰写一篇演讲。(32) 然而，怀特的修辞理论也并非如彼得·伯克所说的那样经典，怀特在继承经典的同时也在修订着经典。在1988年的《阐释的修辞性》一文中，怀特指出历史书写不仅需要客观描述和说明，更需要阐释，而阐释不同于描述和说明，因为阐释就是预设一个指示物，并将之构建成一个可能被认知的对象的过程，具有很强的修辞性。怀特用修辞概念构建历史理论的同时也修订了古典修辞理论，并提出从历史修辞的角度来看，修辞学作为劝说言语的理论的作用远不如修辞学作为一个“为言语、话语和文本提供转义的理论”。2013年，加布里埃尔·斯皮格尔(Gabrielle M.Spiegel)在《修辞理论/理论修辞：海登·怀特作品接受的模糊性》一文中指出，怀特的理论中有很多模棱两可的因素，怀特本人对其作品的修辞性阐述也比较模糊，这种双重模糊性可能导致学者对其作品中思想和理论的接受的高度模糊性。(33)虽然怀特认为历史写作是语言艺术，但是他对语言本身并不是那么感兴趣。如斯皮格尔所说，“修辞只关心语言是怎么工作的，对语言是什么并不感兴趣。”(34)尽管怀特拒绝别人给他贴的各种标签，有时候他也会给自己的语言观贴上结构主义的标签。然而，罗伯特·多兰说，怀特“根本不是从索绪尔的符号学出发的，他的出发点是维柯的修辞理论”。(35) 不过，又有一些学者指出，怀特的修辞理论在很多层面有别于维柯的修辞理论。伊尔科·如尼娅(Eelco Runia)在其2010年的《以旧创新：从怀特的“比喻”到维柯的“取材”》一文将怀特的比喻理论和维柯的取材(topic/invention)理论相比较，认为前者有助于历史学家明白在公认为真实的再现中哪些是虚构的，后者有助于历史学家在公认为虚构的再现中发现哪些是真实的。如尼娅指出，维柯并没有像传统修辞理论说的那样把修辞五要素中的“取材”(或发明)要素简单地当做是一个收集资料、信息、史料的过程，而是将历史视为存储在“地方”(即“机构”)中，并可以在语言层面被现在“访问”，因而“取材”就是历史如何以转喻的形式从旧的地方被发明成新的过程。(36)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一个自主自我再生的体系，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毫无生气的、任人虚构的故纸堆。然而如尼娅并没有强调指出，怀特并没有像古典修辞理论那样把比喻拘泥于修辞五大任务(修辞发明、言说结构、文采、记忆和发表)中的文采这一任务中，而是将比喻拓展到篇章结构或叙事结构上。从这一点来看，怀特在应用修辞理论的过程中也在修订修辞理论。 另外一些学者则彻底推翻了多兰的结论，认为怀特的修辞理论与维柯的修辞理论背道而驰。丽莎·穆津斯基(Lisa Muszynski)在她2017年的博士论文中对怀特的历史书写虚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她认为，作为怀特的“历史书写即虚构”理论基石的维柯的比喻学理论恰恰证明怀特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支撑怀特的语言观点和怀特对隐喻等修辞手段的理解的是索绪尔的语言学框架，这个框架和维柯的比喻学背后的语言学框架是不兼容的：前者认为语言是任意的、二元对立的、脱离身体的，后者将语言的偶然性视作是必然依附于行动中的、活动中的人类身体之上的。在穆津斯基看来，维柯的隐喻语言(或诗性语言)观十分接近生物自主自我再生的理论(autopoietic)，历史研究应该超越表现主义和语言学转向而聚焦于探讨体验历史事件和隐喻的具体的人的肉体身上，因为历史不仅是被语言叙述的，而更应该是被具体的人类肉体完完全全地体验的。(37)从这个角度出发，穆津斯基的观点或许会推动史学研究从历史事件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 综合上述文献对怀特的历史修辞学理论的分析和批评，我们可以看到，怀特在应用传统修辞理论和现代修辞理论来探讨历史书写的核心问题的过程中，也积极地修订了修辞理论。虽然怀特本人对修辞理论的兴趣并不是为了研究或拓展修辞理论，他的修辞思想却能够激发学者深入探讨修辞学理论，从而将修辞学和史学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