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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隋朝的文化 隋朝是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合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朝代。由于长 江流域有相当发展的文化，南北互相补充，出现比南北朝较高的文化，隋朝 虽然短促，有些文化上的成就却是值得重视的。 一 佛 道 儒 三 教 佛、道是宗教，儒是汉族士人传统的礼教，佛、道与儒性质有别，但统 治阶级利用佛、道、儒从各个方面来影响人的思想，都含有教化的意义，因 之，自南北朝以来，统称为三教。 甲 佛 教 周武帝灭佛后，五七九年，周宣帝取消禁令。五八○年，隋文帝执周政， 进一步恢复佛、道二教，令旧时沙门、道士重新入寺观传教。五八一年，隋 文帝即帝位，令民人任便出家，并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佛教因此大行。 他为京师和大都邑的佛寺，写经四十六藏，凡十三万卷，修治旧经四百部。 民间流通的佛经，比儒经多数十百倍。隋炀帝修治旧经六百十二藏，二万九 千余部。又置翻经馆，连隋文帝时所译，共译经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佛 教在隋、唐两朝，达到极盛阶段，隋是这一阶段的开始。关于隋朝的佛教哲 学和艺术，将和唐朝佛教合并叙述，这里只说佛书翻译从初期到成熟期的经 过。 通过佛书的翻译，天竺和其他诸佛教国的大部分著作，介绍到中国来 了，这就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思想界。没有东汉以后大量佛书的输入，就不会 有隋、唐以后内容革新的中国哲学。大抵东汉迄南北朝是佛教的吸收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贡献，主要 {ewl MVIMAGE,MVIMAGE, !99900073_0090_1.bmp} 是翻译经典，其次才是阐发义理。隋、唐两朝是佛教的融化时期。在这一时 期里，佛教徒的贡献主要是创立宗派（学派），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哲学，翻 译退居次要地位。显然，翻译西方各种不同学说的经典，正为中国佛教创立 宗派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翻译质量的逐步提高，是和翻译经验的长期积累相联系的。在初期，采 取直译法；在成熟期，采取意译法。隋时释彦琮总结了翻译经验，明确地指 出翻译的基本规律，直到今天，看来还是值得译家重视的规律。 直 译 派 中国最早译出的佛经，据佛教徒传说是摄摩腾、竺法兰（二人都是中天 竺人，东汉初到中国）共译的《四十二章经》一卷。《四十二章经》约二千 余字，仿《论语》体裁，用典雅的文辞总摄佛学要旨，当是佛教徒的一种著 述，托名翻译，并非实有原本。 外国僧人来中国，首先要学汉人语言，这已是很难的事，学汉人文字当 然更困难。因此，开始传教，只能口说一些大意，不能译成文字。后来佛教 信徒渐多，有人学习外国语言，这样，译经成为可能了。汉桓帝时，安清（字 世高，安息国人）来洛阳，前后二十多年，译出三十余部经。译法是安清口 说，汉人严浮调笔录。译家称安清译本“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为群译之首”。 与安清同时有支谶（月支国人），也在洛阳译经。支谶口说，汉人孟福笔录， 所出经十部，被称为深得本旨，不加文饰。安清、支谶是中国最早的译经家， 严浮调、孟福是中国最早的译经助手。他们首创了弃文存质（本旨），保存 经意，照原本直译的方法，因而为后来译家所遵守，一人口说，一人笔录， 也成为译经的定式。 三国时期，孙吴兴佛教，支谦、康僧会在吴国译经，力求汉化，文辞美 巧，固然纠正了前人出经的朴质，但也失去了译书务求信实的原则。一般译 经家仍认直译为正体。西晋初，竺法护精通汉语（支法护本月支人，世居敦 煌，出家从外国僧竺高座学佛，改姓竺），随师至西域，通外国语言三十六 种，搜集大批经本归国，在长安译出经典一百数十部。竺法护口说，弟子聂 承远等人笔录，虽然译文还是“不辩妙婉显”，比先前不甚通汉语的胡僧所 译，却已有显著的改进。 石勒、石虎信奉佛图澄，佛教在后赵境内大行。佛图澄的弟子释道安， 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极重要的人物。释道安注释安清所译的禅学，精研支谶 所译的般若学，表扬竺法护所译的大乘学，实是东汉以来最大的佛教学者， 晚年居长安，大为苻坚所尊信。他和秘书郎赵整极力提倡译经，因而长安成 为译经的中心地。 赵整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较有组织地进行翻译工作。例如译《阿 毗昙毗婆沙经》，请僧伽跋澄（西域人）口诵经文，昙摩难提（西域人）笔 录为梵文，佛图罗刹（不知何国人，精通汉语）宣译（译成汉语），智敏（汉 人）笔录为汉文。又如译《婆须密经》，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三 人共诵梵本，竺佛念（汉人）宣译，惠嵩笔录。口说与笔录之间增加宣译人， 是译事的一个进步。译出诸经，释道安亲为校定，并作序说明译经缘起，态 度是非常慎重的。 直译派主张译人只须变梵语为汉语，不得有所改易。赵整戒译人说，因 为不懂梵文，所以需要翻译，如果遗失原有意义，译人该负责任。凡是赵整 指导的译本，不许有多余的话，也不许有缺少的字，除改倒句以外，全照原 本直译。释道安也说，凡是流畅不烦的译本，都是掺了水的葡萄酒。他提出 “五失本”、“三不易”的主张，比赵整的完全直译，已有不小的变通。“五 失本”（翻译时丧失梵文本来面目，有五种不可免的原因）是：（1）梵语 倒置，译时必须改从汉文法；（2）梵经朴质，汉文华美（魏、晋以来，正 是骈体文盛行时期），为了流通，不得不略加润饰；（3）梵经同一意义， 往往反复至三四次，不嫌烦杂，译时不得不删削；（4）梵语结束处，要把 前语重述一遍，或一千字，或五百字，译时不得不删去；（5）梵文说一事， 话已说完，将说别一事，又把已说的事，重说一遍，才说到别一事，译时必 须删去。“三不易”（不容易）是：（1）用现代语翻古代语，难得惬当； （2）古圣精微的哲理，后世浅学难得契合；（3）阿难等出经，非常审慎， 后人随意翻译，难得正确。“五失本”是要求译文比较接近于汉文的规格， “三不易”是要求译人尽可能忠实于译事，在释道安指导下，直译法已达到 止境。旧译经典，文句难懂，所谓“每至滞句，首尾隐没”，就是遇到难懂 的文句，前后意义便不能贯穿。释道安为此费了“寻文比句”的功夫，前后 比较，以求意义所在。他亲自校定的译本，自然比旧译有所改善，可是，释 道安死后，在洛阳译经的释法和说：释道安所出经、律，凡一百多万字，都 违失本旨，文不合实，原因是外国僧人汉语欠好，说话总嫌模糊。其实赵整、 释道安主持译事，宣译人都精通汉语，所谓说话模糊，原因不在汉语欠好而 在于直译。汉、梵语言，相隔甚远，强使汉语切合梵语，势必发生格碍。要 纠正这个弊病，只能放弃直译法，改用意译法。 意 译 派 龟兹国人鸠摩罗什，父天竺人，母龟兹人，七岁出家学小乘经，十二岁 以后，改学大乘经，游历诸国，访求名师，博学多闻，幼年便成西域诸佛教 国公认的大师。三八四年，苻坚遣大将吕光灭龟兹国，鸠摩罗什时年四十一 岁，随吕光军东来。三八五年，吕光据凉州立后凉国。鸠摩罗什留凉州十七 年，学汉语言文字。四○一年，后秦姚兴灭后凉，迎鸠摩罗什到长安，尊为 国师，使在国立译场逍遥园大兴译事。 鸠摩罗什本身具备着佛学精湛、擅长汉文两个基本条件，又得姚兴的尊 信和释道安门下众多名僧的辅助，在他主持下的佛经翻译事业，大大前进了 一步。鸠摩罗什是在“五失本”、“三不易”的意义上创立意译派的，与支 谦、康僧会那种放弃信实原则的意译性质不同。他深知翻译事业的艰难，与 僧叡（同睿 ruì）论西方辞体时说，天竺辞体华美，佛经中偈颂，都是合音 乐的歌辞。但译梵为汉，美处全失，虽保存大意，辞体却很不相类，好比嚼 饭给别人吃，不只是无味，乃是使人呕吐恶心。他对译事有这样的理解，因 此，在长安十余年专力翻译，务求精切，以补救翻译的根本弱点。他临死时 发誓说，如果译文不失大义，死后焚身，舌不坏烂。可见他译经的态度非常 忠实和严谨。 鸠摩罗什译经，手执梵本，口宣汉言，宣出的义旨，要经过义证，就是 要经过名僧数百人或二三千人的详细讨论，才写成初稿。译本用字也极为审 慎，胡本（西域诸国文）有误，用梵本校正；汉言有疑，用训诂定字。全书 译成，还要经过总勘，就是要复校全书，确实首尾通畅，才作为定本。鸠摩 罗什译出诸经及诸论凡三百余卷，一说译出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晋 书·载记》说“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罗什以前译本，称旧经或古经）。 后世流通的经典，大抵是东晋以后和隋、唐译本，鸠摩罗什创意译派，对中 国佛教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 自鸠摩罗什创意译派，译经事业达到成熟阶段。继起的著名译家，遵循 成规，益求精进，到隋、唐，译事的成熟程度和译场的精密组织都达到高峰。 鸠摩罗什以后，东晋和南北朝著名译家有： 晋法显——三九九年，法显为求戒律，自长安出发，经西域至中天竺， 又至师子国，收集大批戒律。附商船归国，四一二年，到青州（治益都，山 东益都县）。四一三年，到建康。法显译出戒律七部，又叙述游历三十余国 的行程和见闻，成《佛国记》一卷。 宋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四三五年，自海路到广州。宋文帝遣使官 迎至建康，在建康、荆州两地，译出经典一百余卷。 梁、陈时真谛——扶南国人。在广州、建康等地译出经论二百余卷，开 法相唯识学的门径。真谛带来大量经本，译出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北凉昙无谶——中天竺人。沮渠蒙逊兴佛教，四二一年前后，昙无谶在 北凉译出大乘经十一部。 北朝菩提流支——北天竺人。菩提流支译出经论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 卷，被称为“译经之元匠”。 以上列诸人为代表的众多译家，所在地南北不同，所译经流派不同，但 在翻译体制上采用意译法却是一致的，鸠摩罗什创始的功绩于此可见。隋时 释彦琮作《辩正论》，主张译经必须依据梵本，说梵本虽然也有错误，但比 西域诸国所传本还是可靠些（“语梵虽讹，比胡犹别”）。他推崇释道安“五 失本”、“三不易”的见解，认为“洞入幽微，能究深隐”。《辩正论》批 评译人得失，总结翻译经验，提出“八备”，就是说，具备下列八个条件， 才能做好翻译工作。八备是： （一）诚心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诚心爱法，志愿 益人，不惮久时”）。 （二）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将践觉场，先牢戒足， 不染讥恶”）。 （三）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筌晓三藏，义 贯两乘，不苦暗滞”）。 （四）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旁涉坟史，工缀典 词，不过鲁拙”）。 （五）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襟抱平恕，器量虚融， 不好专执”）。 （六）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 欲高炫”）。 （七）精通梵文，熟习正确的翻译法，不失梵本所载的义理（“要识梵 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 （八）兼通中国训诂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薄阅苍雅，粗谙篆 隶，不昧此文”）。 释彦琮擅长梵文，自称为通梵沙门，住京师大兴善寺，掌管翻译，前后 译经二十三部，一百余卷，被称为翻经大德彦琮法师。《辩正论》所指八备， 确是经验的总括，并非出于苛求，也说明作为一个胜任的翻译家，如何难能 而可贵。 乙 道 教 尽管道教在争地位高低时反对佛教，但统治阶级对宗教信仰，基本上是 采取调和态度的，不仅道、佛两个宗教可以调和，而且宗教与儒学也可以调 和。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不赞成梁武帝重佛轻道，在所作《茅山长沙馆碑》 里却说“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意思是三教都有理，不必互相排斥。 南齐名士张融遗嘱，要家人给他左手拿《孝经》、《老子》，右手拿《小品 法华经》。陶弘景受佛教五大戒，遗嘱要尸体著道士冠服，上面覆盖大袈裟； 明器有车马（汉人旧俗）；道人（僧）、道士都在门中作法事，道人在左边， 道士在右边。他们要求的饰终仪式，正反映对三教的调和思想。隋文帝依据 这种传统思想，表示三教并重，实际是重佛轻道尤轻儒。隋炀帝居东、西两 都或出游，总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随从，称为四道场。 他想从道士得到长生药，令道士潘诞炼金丹，六年不成。他责问潘诞。潘诞 说，要有童男女胆汁骨髓各三斛六斗，可以炼成。他听了发怒，杀潘诞。隋 炀帝是暴君，妖道比暴君更凶暴，信道教求长生，自然会遇到这些妖道。 丙 儒 学 《隋书·儒林传》论儒学的衰落，说，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必鄙 俗。原因是“古（指汉、魏）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 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保守）于所习（儒学）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 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儒林传》所谓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是指南 北朝以来儒学的一般情形，隋朝尤为突出。南北朝儒学流派不同，说经各有 义例。开皇初年，隋文帝曾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五百人，考试经义，准备选 取一些人做官。应考诸生所据经说，有南有北，博士无法评定高低，好久不 得解决。此后，大概不再举行考试，儒生的出路几乎断绝。到唐初，朝廷制 定《五经正义》，南北经说才归统一，儒生算是又有了一条明经科的出路。 隋朝最著名的儒生只有刘焯、刘炫二人。刘炫乘隋文帝购求书籍的机 会，伪造书百余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骗取赏物。刘焯也 因计较束脩，声名不佳。《儒林传》所谓巨儒必鄙俗，二刘就是那些巨儒的 代表人物。 三教中儒地位最低，到隋文帝晚年，儒和佛、道相差愈远。六○○年， 隋文帝严禁毁坏偷盗佛、道两教的神像，表示对两教的崇敬。六○一年，隋 文帝借口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诏书废除京师和郡县的大小学校，只保存京 师国子学（不久，改称为太学）一处，学生名额限七十人。刘炫上书切谏， 隋文帝不听。就在下诏书的一天，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 这样公开助佛反儒，自然要引起儒生的反感。隋炀帝恢复学校，但并不改善 儒生的地位。隋末，刘炫门下生徒很多参加农民起义军（刘炫河间人，窦建 德在河间一带活动，儒生当是参加窦建德军），足以说明儒生与朝廷的关系。 隋文帝晚年助佛教反儒学，比起南北朝君主助一个宗教反别一个宗教来，得 到的结果更坏。这给唐朝提供了新经验，知道三教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的工具，同时并存，各有它的用处，想反掉任何一个都对朝廷不利。 二 文 学、史 学 南北文风不同，南朝文学讲究声律和彩色，北方文学讲究质朴切实用。 北魏末年，南朝文学已在北方流行，历齐、周到隋，大批南朝文士迁移到北 方，以南朝文学为标准，统一了整个文学部门。五八四年，隋文帝下诏书， 要“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一个州刺史因表文华艳，被革官治罪。李 谔上书请正文体，说州县选取吏职，保举人才，只凭所作诗文是否美丽，不 管道德和儒学，这都是从江南传来的弊俗，必须严令禁止。隋文帝、李谔想 提倡北方文风来阻遏南朝文学的潮流是不能有效的，到隋炀帝时，设进士 科，朝廷也凭文才秀美来取士，诗赋成为正式的利禄之路。 隋炀帝醉心于南朝的豪华，“三幸江都”，“好为吴语”。“贵于清绮”、 “宜于咏歌”的南朝文学，正合他的口味。隋炀帝是一个文学家，每作诗文， 都要南朝名士庾自直评议，修改再三，才发表出来，可见他是南朝文学有力 的提倡者。隋朝南北著名文士，总数不过十余人，其中并无特出的作者。这 是因为南朝新体文学（主要是律诗）的创造时期在梁朝，陈因袭梁文体，缺 乏创造性，隋又因袭陈文体，更着重在模拟。除了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 是完成律体诗中七律一体的创作，余人所作诗文，无非是梁、陈的余波，说 不上有什么新成就。隋炀帝提倡的作用，在于确定南朝文学的正统地位，使 唐文学顺着这个潮流得到大发展。 杜正藏著《文章体式》一书，有助于学习南朝文学，大为后进文士所宝 贵，号为“文轨”。高丽、百济也学习杜书，称为《杜家新书》。南朝文学 流行在北方，也流行到外国，影响甚大。凡是新事物都有不可阻遏的发展前 途，南朝新体文学正是这样的一个新事物。 五九三年，隋文帝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评论人物。《史记》以下，史书 都由私家撰述，凡是能够传世的，质量总比较优良。但也有短处，就是私家 受条件限制，不容易利用史官所藏典章制度，撰述志书。只有纪传没有志书， 不能说是完整的国史。隋文帝禁止私史以后，历朝国史都改为官修。官修史 固然难免考订较疏，隐讳较多等弊病，但也有长处。从唐朝起，朝廷照例立 史馆为前朝修史。史馆有大臣任监修，所选史官都是一时名手，搜集参考文 书也较便利，因此官修史能够保证完成，并按各种应有的体例保存大量史 料。如果说，西汉以后修史是私人自发的事业，那末，隋以后成为朝廷有组 织的事业了。 三 几门有成绩的学问 有关学术的若干部门，因南北统一，得以推进一步。音韵学、目录学的 成就尤为卓越，与南北朝相比，隋朝显然进入了较高的阶段。 音 韵 学 音韵学开始于东汉末年，当时某些儒生受梵文拼音学理的启示，创反切 法来注字音。孙炎作《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一般认孙炎为反切的创始 人。此后愈益流行，双声叠韵的研究也随着前进。三国时魏李登作《声类》 十卷，分众字为宫、商、角、徵、羽五声，不分立韵部。西晋吕静作《韵集》 五卷，按宫、商、角、徵、羽分卷，始立韵部。东晋以后，南北文士（主要 是南朝文士）由于文学上应用声律，深研音韵之学，属于这一类的著作，自 《声类》、《韵集》以下多至数十种，其中周颙《四声切韵》、沈约《四声 谱》最为著称。《颜氏家训·音辞篇》所说“音韵锋出”，就是指这一类著 作。《音辞篇》说：“这些音韵书，都杂有土音，各是其是，互相非笑，莫 衷一是。应该用帝王都邑地的语言参校地方语言，再考核古今语言的变迁， 订定标准语言，来保存正音，排除土音。南方的金陵，北方的洛阳，语音比 较近正，也各有缺点。南方语音清切，但病在浮浅，辞多鄙俗；北方语音质 直，辞多古语，但病在重浊。大抵南方语言士大夫说得好（南方士大夫的祖 先，西晋末从洛阳一带迁去），北方语言普通民众说得好。如果南方士大夫 和民众互换服装，听他们说几句话就可以分别出来，隔着墙听北方士大夫和 民众讲话，听一天也难得分清。还有一种弊病，就是南方语言夹杂吴、越土 音，北方语言夹杂非汉族人语言。”颜之推非常重视正音，他说，“我家儿 女，从幼年起，便教他们学正确的语音，说错一个字，是我的责任。一事一 物，该怎样说，不经过查考，我不敢随意说。”颜之推出身南方士族，又久 居北方，精研南北古今语音的得失，对校正语音，采取如此认真的态度，他 在音韵学上能够作出重大的贡献，是可以理解的。 隋文帝开皇初年，颜之推、萧该、刘臻、魏渊等八人和陆词（字法言） 讨论音韵学，大家都认为四方声调分歧很大，“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 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吕静以下诸家韵书， 定韵缺乏标准，各有错误。南方文士用韵与北方又有不同。陆法言等商量南 北的是非，古今的同异，多数由颜之推、萧该作决定。陆法言记录诸人议论 的要旨，再经本人多年的斟酌，六○一年，制成《切韵》五卷。长孙讷言说 “此制酌古沿今，无以加也。”这句话可以作《切韵》的定评。 《切韵》是综合古今南北多种语音、吸收前人韵书所有长处的一部巨 著。自从《切韵》行世，前人所作韵书陆续亡佚，后人无论考古音、作诗文， 必须奉《切韵》为典范。唐孙愐（音免 mi3n）的《唐韵》，北宋陈彭年的《广 韵》以及其他韵书，都是源出于《切韵》而有所因革。《广韵》后出，比《切 韵》《唐韵》更加精密，因而代替了《切韵》和《唐韵》，但《切韵》为音 韵学奠定基础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在秦朝，小篆统一了文字的形体，在隋朝，《切韵》统一了书面的声韵， 对国家的统一事业，都是一种重大的贡献。汉族文字语言在历史上曾经经历 过两次大进步，到现时，正在准备实现第三次大进步。那就是积极推行普通 话和逐渐完成文字的改革工作，这对统一事业的贡献，当然将以不可比拟的 高度，超越历史上的两次大进步。 目 录 学 西汉以后书籍分类，基本上有七分和四分两种分类法。《隋书·经籍志》 采用四分法，分群书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直到清朝撰《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体例相沿不变。 六分法——西汉刘歆作《七略》，分群书为《六艺》、《诸子》、《诗 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类），另一略称为《辑略》， 是六略的总叙和总目，列在六略的前面。东汉班固依据《七略》作《汉书·艺 文志》，也分群书为六略，共有书三万三千九十卷。 四分法——三国时魏郑默撰《中经》。西晋荀勗（音序 xù）依据《中经》 更撰《新簿》，分群书为四部：（一）甲部（六艺及小学诸书）；（二）乙 部（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丙部（史记、旧事、 皇览簿、杂事）；（四）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四部共有书二万九 千九百四十五卷。又附有佛经书簿，不在四部之内。 南朝，宋谢灵运撰《四部目录》，共有书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南朝，齐王亮、谢胐（音斐 f7i）撰《四部书目》，共有书一万八千一 十卷。 梁任昉、殷钧撰《四部书目录》。梁武帝聚书文德殿，凡二万三千一百 六卷，令刘孝标撰《文德殿四部目录》，又令暅（音宣 xu1n）别撰《术数书 目录》，统称为《五部目录》。 七分法——宋王俭撰《七志》：（一）《经典志》（六艺、小学、史记、 杂传）；（二）《诸子志》（古今诸子）；（三）《文翰志》（诗赋）；（四） 《军书志》（兵书）；（五）《阴阳志》（阴阳图纬）；（六）《术艺志》 （方技）；（七）《图谱志》（地域及图书）。另附道、佛两教书，连《七 志》共合九条。 梁阮孝绪撰《七录》：（一）《经典录》（六艺）；（二）《记传录》 （史传）；（三）《子兵录》（子书、兵书）；（四）《文集录》（诗赋）； （五）《技术录》（术数）；（六）《佛录》；（七）《道录》。 西汉史书有限，可以附见《六艺略》（如《太史公》百三十篇入《春秋》）。 战国以来，兵书、术数、方技三类多有专家著述，篇数不少，自立一略，也 还符合实情。《七略·艺文志》分群书为六大类，在当时是适宜的。东汉以 后，史书数量大增，兵书、术数、方技和西汉以前对比，兵书少有新著，旧 著又多亡佚，术数方技书多是鄙悖浅说，不值得纪录。《新簿》分群书为四 部，使史书独立成丙部，术数（包括方技）归并在乙部，从实际应用来看， 四分法显然比六分法合用。西晋时佛教译书不过千卷，佛徒还没有撰造专门 目录，《新簿》使佛书附见在四部的后面，不失为一种适时的处置。《七志》 拘泥于《七略》的七字，勉强凑成七大类，史书已自成大类，又勉强并入《经 典志》，可谓太不知变通。佛经目录自东晋释道安撰《综理众经目录》，此 后僧徒相继撰造，僧叡有《二秦众经目录》，竺道祖有《众经录》。《众经 录》分魏、吴、晋、河西四录，尤为详备。道经目录宋文帝时有道士陆修静 撰造《灵宝经目》。陆修静答宋明帝说，“道家经书并药方、咒、符、图等， 总二千二百二十八卷，一千九百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犹隐在天宫”。 王俭比竺道祖后数十年，与陆修静是同时人。新出佛经要补的不多，道经无 须补，《七志》外附道、佛二条是多余的。以后佛徒撰造佛经目录，有未详 作者（当是宋时人）的《众经别录》，有释僧祏（齐、梁时人）的《出三藏 记集》，有释宝唱的《梁世众经目录》，其中《出三藏记集》尤为精善。七 录正式列佛、道为两录，又沿袭祖暅所撰术数部保存《技术》一录，凑成七 的数目，实在是无义可取。删去这多余的三录，剩下经、史、子、集四录， 恰恰与荀勗的四部相合。《隋书·经籍志》说《七录》“分部题目，颇有次 序”，就是指《七录》经史顺列，比《新簿》乙丙倒置，显得较合于汉族传 统学术的发展途径。自荀勗分四部，阮孝绪定次序，《隋书·经籍志》才确 定经、史、子、集的分类法。 周武帝积累书籍满一万卷，灭齐得新书五千卷。五八三年，隋文帝采纳 牛弘的建议，访求遗书，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完毕，原书归还本主， 因此搜得不少异书。灭陈又得一批江南图书。分散的书籍，集中在朝廷，共 有书三万七千余卷，合重复本共有八万卷。隋文帝使人总集编次，称为古本。 选工书之士，补续残缺，写出副本，与正本同藏宫中。隋炀帝写副本，藏在 东都观文殿东西厢。东厢藏甲乙，西厢藏丙丁。殿后起二台，东为妙楷台， 藏魏以来书家手迹；西为宝台，藏古画。又在内道场集佛、道经。隋文帝时， 佛经已有法经等所撰《大隋众经目录》，费长房所撰《历代三宝记》，释彦 琮所撰《隋仁寿年内典录》。隋炀帝时，内道场僧人智果撰《众经目录》， 道士撰《道经目录》。隋收集南、北两朝所有书籍，统一编目，唐魏征撰《隋 书·经籍志》，依据隋观文殿书目（当即《隋书·经籍志·史部·簿录篇》 所记《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略有删补，与班固依据《七略》撰《汉 书·艺文志》同一事例。《汉书·艺文志》是秦、汉以前著述的总录，《隋 书·经籍志》是隋以前著述的总录，在目录学上，汉、隋两志都有重大的贡 献。 天 文 历 数 学 北魏末年，张子信避葛荣兵乱，隐居海岛，用圆仪测天，历三十年，始 悟日行有盈缩（快慢）。冬至前后，地距日最近，行最快，看来好象日行最 快。夏至前后，地距日最远，行最慢，看来好象日行最慢。初步发现了日行 盈缩的规律。名儒刘焯始立盈缩■差法。六○○年，刘焯造《皇极历》，推 日行盈缩，黄道月道损益，日月食多少及所在所起，都比以前诸历精密。定 朔法、定气法也是刘焯的创见。《皇极历》被排斥不得施行，但对天文历数 学提供了新成就。唐高宗时，李淳风依据《皇极历》造《麟德历》，被推为 古代名历之一。 耿询有巧思，隋文帝时，创意造浑天仪，用水转运，与天象密合。又作 精巧刻漏，可在马上使用。 医 学 南朝士人重视医学，往往世代相传，名医辈出，许智藏就是为隋炀帝治 病的南方著名世医。《隋书·经籍志·子部·医方类》有书二百五十六部， 其中不少是南朝人的著作。译出天竺和西域的医方书，也有十余种。隋统一 后，南北医师交往，医书流通，有利于医学的推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