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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类学发展所经历的70年风风雨雨。其中，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对中国人类学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人类学经历了共和国成立之初受苏联影响的大发展时期，后又遭受了十年发展停顿。按照不同时期“重大事件—发展阶段”和“国际冲击—中国反应”的不同特点，可以将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4年）的学科重建时期；第二阶段（1995—1999年）的快速发展时期；第三阶段（2000—2008年）的成为国家重点学科时期；第四阶段（2009—2012 年）的学科体系基本形成时期；第五阶段（2013年起至今）的本国研究深化时期。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人类学经历了第二阶段的引进式国际化并行时期，第三阶段的国际接轨能力增强时期，第四阶段的国际对话能力增强时期，第五阶段的海外调查增多时期。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类学在机构设立、学位设置与人才培养、学术团体与学术会议（国内与国际）、热门议题等多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已经逐步成为不同于西方、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 关键词：中国人类学；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多元化 作者简介：张继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二级研究员，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副会长。吴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民族学系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视野下的传统-现代转型”项目的研究助理。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之一“人类学视野下的传统-现代转型”（编号：2019MZSCX002；张继焦主持）的阶段性成果。 19 世纪中叶，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在西方诞生。自1916年“人类学”一词在我国正式使用后，西方人类学开始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在那个时代环境下，为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振兴中华，老一辈人类学家大力提倡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早期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其鲜明特点就是理论方法上的不同特色——形成了南派与北派之分。相较而言，以林惠祥和中央研究院为主要代表的南派主要受到美国历史学派的影响，着重历史文化研究，意图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史，也被称作“中国的历史学派”[1]；而以吴文藻和燕京大学为主要代表的北派则受到英国功能学派的影响，注重理论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2]。虽说侧重点不同，但在当时，南北派人类学家都致力于寻找人类学中国化的道路，力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而这也是今日我们所追求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人类学和民族学虽然有相同之处，但两者的侧重点还是不同的。就中国而言，人类学主要指对整个人类及其文化的研究，而民族学主要指对各个民族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的研究。而且由于国情和发展历史的不同，中国人类学与西方殖民地式人类学是有本质区别的。 本文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描述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类学发展所经历的70年风风雨雨。其中，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对中国人类学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此，可以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70年分为两个部分：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与此后的40年。本文从机构设置、学位设置与人才培养、学术团体与学术会议（国内与国际）、热门议题、优势与不足等多个方面进行横向分析，同时，按照不同时期“重大事件—发展阶段”和“国际冲击—中国反应”的不同特点，从国内和国际两个不同视角，分别介绍每个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通过历时性与共时性特点的结合，以求全面总结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趋势。 一、改革开放前的30 年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大发展时期（1949—1966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苏联专家学者的指导下，我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为导向进行教育资源的当代整合。因人类学曾被殖民者用来为殖民地管理服务，故而诸如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皆被斥责为资产阶级学科而取消，民族学由于采取了欧洲大陆式的名号而得以保留。虽然“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被取消，但人类学仍旧借民族学之名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一些民族社会文化研究，不过在理论和方法上都进行了改造[3]。中国人类学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一支，参与了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两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民族调查研究，充分表现出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合作的研究倾向，同时学术研究与政治生活相结合成为这一阶段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主要特色。 2.停顿时期（1966—1978年） 在这一时期，不论是我国本土人类学研究还是我国对西方人类学的学习都不复存在，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处于几乎完全停滞的阶段[4]。 二、改革开放40 年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1978—1994年为第一阶段；1995—1999 年为第二阶段；2000—2008 年为第三阶段；2009—2012 年为第四阶段；2013年至今为第五阶段。 1.学科重建时期（1978—1994年） 1978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标志着我国科技工作经过“十年动乱”后终于迎来了春天。当时，已经有一些学者提出重新建立中国人类学的建议，得到了民族学家、社会学家的支持。 首先，得益于良好的社会政策，中国人类学在机构设置、人才培养方面恢复和发展的速度都非常快。1981年，中山大学恢复人类学系，首任系主任为梁钊韬教授。人类学系设置了民族学（后更名为“人类学”）、考古学两个本科专业①，开始招收文化人类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该大学是我国最早恢复人类学系的高校。在中山大学的影响下，厦门大学1982年设立文化人类学硕士点，1984年设立人类学研究所并正式建立人类学系[5]。1987年，云南大学建立人类学专业（归属历史系）[6]。这些大学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设立人类学教学、科研机构的第一批高等学府。 1980年6月，中国人类学学会筹备组正式建立。8月，中国人类学学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1981年，在厦门大学召开了“以人类学的地位与作用”为主题的“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同时正式成立中国人类学学会，首任会长为陈国强教授。此后，该学会多次以会议或笔谈的方式召开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集②。该学会作为中国人类学的重要学术团体，至今在协调会议、组织学者、国内外交流等方面仍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1984年，在广州举办了以“中国南方文化的特色”为主题的“中山大学校庆60周年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7]。这是中国人类学领域第一次国际会议，极大促进了中外人类学的交流，加快了学科恢复的步伐。 1989年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支持下，“首届国际都市人类学研讨会”③在北京举办，通过中外学者的思想交流，推动都市人类学日益走入中国社会科学界[8]。中国都市人类学会1992年6月正式成立，1993年成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的正式团体会员，这标志着我国都市人类学研究已经具备专门专业的学术组织与力量[9]。 由于人类学在中国处于学科重建阶段，中国人类学长期的落后性与封闭性导致很多学者的关注点仍旧是一些传统问题，学者的思维仍未彻底开放。1978—1994年十余年间，中国人类学基本处于最初的引进与基础理论构建阶段，传统研究课题与方法依旧活跃，与国际联系不强，学术热点仍旧是传统课题的再研究与新兴学科的初步发展。 2.快速发展与引进式国际化并行时期（1995—1999年） 经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重建工作之后，中国人类学已经积累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资料。1995年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10]的举办，标志着中国人类学已经发展到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转折点，进入全面加速发展的新时期。同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应该“三科并列、互相交叉、各得其所、努力发展”的倡议[11]，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 1995年6月，由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承办的第一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北京举办。此次研讨班，既有国内外知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授课，也有中国各大高校的学者作为学员系统学习，参与人数多，规模大。这种引进式国际化，有利于国内外知名学者与全国各地学员的对话、交流，使得我国青年一代的人类学者能够直接接触到世界最为前沿的人类学知识，开阔视野；同时在平等、融洽、和谐的学术讨论氛围中，中青年学者就议题广发言论、博采众长，对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③。 较之于学科重建阶段，这一阶段人类学研究机构的设置不再那么火热，最多不过是原来研究所的更名，或是人类学各分支学科研究机构的设置。比如，1995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成立影视人类学摄制中心；1996年，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成立；1998年，西北民族大学成立了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更名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 学位设置与人才培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展的基础保障，在国家层面得到了认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将原来从属于民族学（一级学科）的“文化人类学”改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人类学”，这对于人类学在中国独立发展，纠正长期以来将人类学、民族学混为一谈的看法是有益的。而就人才培养而言，已经招收本科生的高校有些开始设立硕士点与博士点，比如北京大学（1998年）、云南大学（1996年，1998年），但是数量并不多，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为了更好地培养人类学人才，一些高校还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全能型人类学人才。比如，1998年，中山大学特地设立人类学系教育实习基地；1999年，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与德国学者联合举办影视人类学高级进修班，此后相继举办多届进修班，为我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总之，各高校对人类学学科的不断重视，对于培养新一代人类学人才是大有裨益的。 这个时期，“人类学本土化”的口号越来越响亮了。1999年9月，“人类学本土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学院举办。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各地及美、英、法、日等国的学者共七十余名，他们在会议期间就人类学本土化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这一时期的人类学，所探讨的热门话题有延续的早期传统课题，也在世纪之交出现了新兴的多元研究方向，尤其是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引人瞩目。而且，随着翻译的国外作品的不断增多，中国人类学逐渐缩小了和西方人类学的差距。但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的国际化程度仍旧不高，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也仅限于学者的出国访问，虽然有少数国际会议在国内召开，但与会海外学者并不多，这也是下一阶段我们要发展的重要方向。 总之，以1995年举办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为标志，中国人类学掀开了一个新篇章，进入初步快速发展阶段。虽然新兴研究机构数量不多，但各研究机构都在不断完善，硕士、博士培养体系进一步发展，各分支学科更是在恢复学科、研究本土、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已经基本上迈入发展正轨，中国人类学开始逐步确立独立学科的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