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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国际接轨能力增强时期（2000—2008年） 人类学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多年，学科重建以来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就，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中国人类学也开始致力于与国际接轨，努力走向世界舞台。2000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在北京举办，意味着中国人类学已经逐渐与世界各国的人类学齐头并进。2001年，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人类学学科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这不仅是对中国人类学多年来重建的肯定，也标志着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逐渐在国家层面得到认可。 2000年7月，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在北京主办了以“都市民族文化：维护和相互影响”为主题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④，来自46个国家的340十多名专家及学者出席。大会分为6个系列，并且在每个大议题下又举办了各个分支的专题会议，内容多样，成果斐然。会议还收到了200多部人类学影视作品，吸引了国内外大批学者前来观看⑤。 部分得益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的影响，中国人类学方面国际会议的数量较之于上个世纪不断增多。这些国际会议的举办标志着中国人类学的关注范围已经不局限于中华民族，而且还包括世界各民族，国际交流日益活跃。中国人类学日益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国内各类国际学术会议也不断举办。2001年12月，“21世纪都市可持续发展暨纪念中国人类学百年”国际会议于中山大学举办。会议有“21 世纪都市发展”与“21世纪人类学发展”两大主题，共有一百五十余名来自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家参与[12]。与会学者热烈讨论与交流，纷纷为21世纪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尤其为都市领域与应用人类学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人类学第二个百年的到来奠基树本，使中国人类学真正与国际接轨。 在机构设置方面，一些综合性大学建立了一批人类学研究所，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2003年），南京大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2005年）。同时，一些高校在人类学分支学科方面设置了一系列研究所。比如，中山大学设立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01年），后又设立健康与人类发展中心（2002年），厦门大学设立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2004年）。这时期，就各高校的人才培养而言，本科和硕士培养阶段变化都不大，而博士培养层次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比如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厦门大学（2003年）等。中国人类学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 总之，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的举办为标志，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已经迈入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世纪之交的一件承上启下的学科大事，中国人类学已经逐渐与世界各国的人类学齐头并进，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呈现出迅猛之势，学科自信越来越强。2000年以来的八年间，人类学热门议题已经从过去所探讨的传统课题、本土化研究中逐渐转移出来，更加注重研究成果的国际性，同时也注重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应用化研究逐渐成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国人类学仍处于国际化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但是如何真正进入世界人类学舞台的中心，赶上甚至超过西方，仍旧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4.学科体系基本形成、国际对话能力增强时期（2009—2012年） 中国人类学经过百年积累与研究，亦步亦趋的时代即将结束，学科体系的涵盖面也不再局限于中国这一片土地，更多的人类学家在世纪之交走出国门，走向海外，也有更多的国外人类学家走进中国进行研究。 2009年7月27—31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⑦在云南昆明举办，主会区设于云南大学。大会以“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为主题，共有来自世界116个国家与地区的近5000名专家与学者出席会议，参与人数是历届世界大会中最多的[13]。除了开幕式、闭幕式外，大会举办了6场主旨发言、156场学术专题会议、10余场名家讲座、24场人类学影片展映、18场影视人类学专题会议、6场专题展览活动。与会者可以前往云南各地作实地学术考察，参加若干场文艺演出等文化活动以及各分支机构的学科会议。在大会闭幕式上，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根据大会期间的学术讨论共识起草了《昆明宣言》，随后在全体会员大会上顺利通过。此次世界大会的召开不仅标志着中国人类学已经得到世界的认可，同时也给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世界性机遇，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不断追求学术高度的中国。 此后，中国学者及相关研究机构开始频繁举办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试图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2010年8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在中山大学举办“首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负责人联席会议”。此次会议主要探讨在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的背景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方向，一致同意人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平民化、普通化，为大众服务，努力将人类学建设成我国一级学科[14]。此后，联席会议基本每年举办一届，已经成为我国人类学家商议学科发展、国内外热点问题的重要会议，也是天南地北人类学家尤其是学科带头人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2010年10月9—10日，“首届亚洲人类学民族学论坛”在北京举办[15]。老一辈的人类学家以多年的实践与研究为基础，对亚洲所存在的一些人类学民族学问题进行探讨；中青年一代也积极参与，为亚洲人类学的发展添砖加瓦。 综上所述，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的确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其意义并不纯粹在于会议本身，还应包括我国为大会做的前期准备及后期的回顾与总结都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类学的国际化水平。因此，这一阶段中国人类学的主要优势与可赞之处就是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并且日益赢得西方人类学界的重视和关注，这是可喜的。但同时，在国际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以人类学为角度或出发点、针对国际社会的研究并不多。中国人类学家很快认识到了这点不足，在下一阶段中做了弥补。 简言之，以2009年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为标志，中国人类学的成果与贡献逐渐得到世界人类学界的接受与认可，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同时，为了与中国学术界在国际上的地位相协调，中国人类学家也在不断完善人类学学科的建设，提出了建立人类学一级学科的目标，今日我们也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此外，中国人类学各个方面都开始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各分支学科不再仅仅着眼于本国，而是开始着眼于世界，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5.本国研究深化、海外调查增多时期（2013年至今） 21世纪初，中国人类学的学科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各种顺应时代变化而出现的新兴分支学科不断涌现，各分支学科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国际社会中也能听到中国人类学家的声音。 2013年，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为主体展开的“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人类学研究和国家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的结合度越来越高，人类学家用专业知识为社会现实服务，为国家政策的制定作贡献，同时也促进了自身学术水平的提高；二是将“一带一路”建设与人类学海外研究相互结合，尤其是对边境地区的跨境民族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调查与研究，同时也为我国“一带一路”的深入发展提供具体的研究资料与学术成果。这是人类学家凭借其专业知识为国家服务的重要体现，无论是对于人类学本身还是国家发展而言都是极为有利的。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我国海外民族志研究可以说如浴春风、沐暖阳，学科建设也相应提上了发展日程，相关研究机构也建立起来了。2014年，《世界民族》杂志开设“海外民族志”栏目。2014年4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海外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并举办了“跨文化交流与海外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海外研究”和“文化互动与跨文化交流研究”两大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6]。 我国以往的海外华人移民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汉族，关于海外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既不丰富，也不全面，而且大多数由个人负责，鲜有大团体作战。而受到海外民族志研究以及国际化等问题的影响，我国也开始关注移居海外的少数民族的问题。2015年4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研究”正式开题。该课题主要对生活在海外的少数民族及其后代进行研究，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更宽的视野、更大的范围看待新时代中的“多元一体格局”[17]。这一阶段我国海外民族志研究较之于前几个阶段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并且突破了原来研究的地域范围，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全面研究。 这一阶段，中国人类学已经从各个方面超越了以上各个阶段，进入一个国际化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为我国针对沿线各个国家进行海外研究提供了广泛的调查对象，也拉近了我们与被调查民族的关系，这与西方殖民地掠夺式海外调查研究是有根本区别的[18]。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学者的研究成果真正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国家，这才是我们的最终宗旨。 总而言之，以2013年“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项目的启动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主要标志，中国人类学的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加强海外民族志研究的过程中，中国人类学一方面注重本土化，以中国视角看待国外的发展；另一方面不断扩大国际影响，通过中国视角看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同时加强自我反思，促使自身走向世界。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一方面，“人类学研究本土化”的口号越来越响亮，不少人类学家开始立足于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真正实现民族平等与团结而贡献力量；另一方面，21世纪的人类生活在由四通八达的网络编织而成的地球村内，经济、文化、人口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使得跨国研究成为提高人类福祉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一阶段的学术热点主要是与“一带一路”相结合，对国内社会问题与海外的研究均日益深化。 三、总 结 70年来，中国人类学从最初的为救亡图存而引进，发展到致力于本土化研究，又发展到今日的全球化、海外化研究趋向，其中的每一步都凝聚着人类学家的心血与智慧，而每个阶段因其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又分别具有不同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五个阶段体现了本土化和国际化并重的特点。从学科重建阶段对传统课题的再研究与新兴学科的初步发展，从学术机构与人才培养在国内的日益完善，逐渐到新的多元发展方向（国际会议的举办也使得国际化与应用化增强），再到对国内各个民族及海外民族研究的关注，国家对人类学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同时，跨国研究的兴起帮助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走出国门，我们也在不断反思自身，人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研究再次引起关注。 总之，虽然说人类学这门学科作为舶来品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并不算很长，但今日之中国人类学已经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并且学科规范度越来越高，学术机构和人才培养体系也趋于完善，学科建设体系日益发展，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人类学无疑会继续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大有作为。70年来，中国人类学注重对国际、国内的双向研究，已经逐步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但中国人类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就国内学科分类而言，人类学至今仍旧是从属于社会学的二级学科，文化人类学至今仍旧是从属于民族学的二级学科，学科地位有待于加强。这需要吾辈继续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