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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两代，曾流传两个关于皇帝出身的神奇传说，其一是说元顺帝是宋末帝赵㬎之子，其二说明成祖乃元顺帝之子。这两说见之于很多野史、笔记，也见之于文人墨客的诗咏，自清以后，许多杰出的史学家还卷入了史实真伪的考据和争论。现在看来，这显然是无稽之谈，但这种传说的产生却有其时代的思想背景。本文分别介绍这两说的由来，并从思想史的角度作出自己的解释。 一 明成祖朱棣是高皇后马氏所生，载于《明太祖实录》和《皇明玉牒》等原始史料，也被《明史》及各种纪传和编年体明史著作所公认。但明末以后，出现了不少否定的记载，甚至肯定成祖乃“为元顺帝之妃”“瓮氏”所生。无独有偶，蒙文史书《蒙古源流》中也有此说。此书在正文之后，简略记叙了明朝各皇帝的生、卒、即位年代，但对明成祖则增写了一段如下离奇的经历： 先是，蒙古托衮特穆尔·乌哈噶图汗（Toqon Temür Uqaγatu Qa’an），岁次戊申（1368），汉人朱葛诺延（Jüge-Noyan，应还原为汉语“朱哥”，即朱元璋），年二十五岁，袭取大都城，即汗位，称为大明朱洪武汗。其乌哈噶图汗之第三福晋，系洪吉喇特托克托太师之女，名格哷勒德哈屯（Gereld-Qadon），怀孕七月，洪武汗纳之，越三月，是岁戊申，生一男。……遂养为己子。与汉福晋所生之子朱代共二子。 朱洪武在位三十年，岁次戊寅（1398），五十五岁卒。大小官员商议，以为蒙古福晋之子，虽为兄，系他人之子，长成不免与汉人为仇；汉福晋之子虽为弟，乃嫡子，应奉以为汗。…… 蒙古福晋所生子，于己卯年（1399）三十二岁即位。……在位二十二年。 《蒙古源流》成书于一六六二年，在此之前，明末清初的汉文记载已有明成祖非马皇后所生的记载。他们的根据是《南京太常寺志》称明成祖是碽妃所生；再根据目睹明孝陵奉先殿的陈设，除中间列太祖、马后两座外，东边列诸妃神座，西边独列碽妃神座，证明碽妃即明成祖生母，因此才得到如此尊重。 何乔远最先记述说： 臣于南京见《太常志》，云帝为碽妃所诞生，而《玉牒》则为高后第四子。《玉牒》出当日史臣所纂，既无可疑；南太常职掌相沿，又未知其据。臣谨各载之，以俟后人博考。 谈迁（1594—1657） 也转述了《太常寺志》的记载，并以阉人的说法为证： 孝陵享殿：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南向；左淑妃李氏，生懿文皇太子……；次…… ，俱东列；碽妃生成祖文皇帝，独西列；见《南京太常寺志》。孝陵阉人俱云：孝慈高皇后无子，具如志中。……享殿配位，出自宸断，相传必有确据，故志之不少讳，而微与《玉牒》抵牾，诚不知其解。 后来，谈迁根据此记载，肯定地写在他的巨著明代编年史《国榷》中： 成祖……皇帝，御讳棣，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碽妃。《玉牒》云高皇后第四子，盖史臣因帝自称嫡，沿之耳。今《南京太常寺志》载孝陵祔享碽妃穆位第一，可据也。 张岱（1597—约1676）约据在孝陵所见，也肯定了这一说法： 陵寝……飨殿一，寝殿一，……壬午（1642，崇祯十五年）七月，朱兆宣簿太常，中元祭期，岱观之，享殿深穆，暖阁去殿三尺，……列二交椅……近阁下一座稍前为碽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妊为己子，事甚秘。再下东西列四十六席，或坐或否。 李清（1602—1683）也记述了类似的事实： 予阅《南京太常寺志》载：懿文皇太子及秦、晋二王均李妃生，成祖则碽妃生，讶之。时钱宗伯谦益有博物称，亦不能决，后于弘光（1645）元旦谒孝陵，予语谦益曰：“此事与《实录》、《玉牒》左，何征？但本志所载东侧列妃嫔二十余，而西侧止碽妃，然否？曷不启寝殿验之。”及入视，果然，乃知李、碽之言有以也。 沈玄华因主奉先殿祀事，将其所见写成长诗： 高皇肇太庙，……一从迁都后，遗制终未暌，岂意岁甲午，烈火坠榱题。……犹余奉先殿，……微臣承祀事，……高后配在天，御幄神所栖，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作诗述典故，不以后人迷。 继这几位之后，清初的明史研究者也涉及了此事。潘柽章（1626—1663）说： 余考《南京太常寺志》所载，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是皆享于陵殿，掌于祠官，三百年来未之有改者，而《实录》顾阙不载何耶？……间尝质之中宫故老，皆言孝慈皇后无嫡子，初养南昌王文正，歧阳王文忠等为子，厥后诸妃有子则自子之，恩同己出，故中外无间言。若然，……《南京太常寺志》所载非无征也。 朱彝尊（1629—1709）据谈迁的说法，作了一番考证： 曩海宁谈孺木（迁）……成《国榷》一部。掇其遗为《枣林杂俎》，中述孝慈高皇后无子，不特长陵为高丽碽妃所出，而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皆李淑妃产也，闻者争以为骇。今观天启三年《南京太常寺志》，大书孝陵殿宇中设高皇帝、后主，左列生子妃五人，右祇碽妃一人，事足征信。然则《实录》于史臣曲笔，不足信也。 他读了沈玄华的诗后，更坚定了这一看法： 明南都太庙，嘉靖中为雷火所焚，尚书湛若水请重建，而夏言阿世宗意，请罢，有旨并入奉先殿。按长陵每自称曰：“朕高皇后第四子也”。然奉先庙制，高后南向，诸妃尽东列，西序惟碽妃一人，具载《南京太常寺志》。盖高后从未怀妊，岂惟长陵，即懿文太子亦非后生也。世疑此事不实，诵沈大理（玄华）诗，斯明征矣。 上述各家，一致称明成祖是碽妃所生，但并未指明她的出身，只有朱彝尊《南京太常寺志跋》称为“高丽碽妃”，并说出自谈迁《枣林杂俎》。如前所引，《枣林杂俎》并无此说，不知朱彝尊何所据？但他此说一出，后人则争相传播。饶智元为此作《咏碽妃》诗，迳说“远自辰韩国，承恩入后宫”。 陈作霖（1837—1920）还亲自听到诸父老有此说法，以此验证朱彝尊的说法有据： 予幼时游南城大报恩寺，见正门内大殿封闭不开，问诸父老云“：此成祖生母碽妃殿也。妃本高丽人，生燕王，高后养以为子，遂赐妃死，有铁裙之刑，故永乐间建寺塔以报母恩。”与史、志所载者皆不合，疑为谰言，后阅朱竹坨（彝尊）跋南京太常寺志云：长陵系碽妃所生，见于谈迁《枣林杂俎》，……。 总之，以上都是由《南京太常寺志》敷衍而成的传说。还有另一类传说，与蒙文史书说法一致。如清初刘献廷（1648—1695）曾说： 明成祖非马后子也。其母瓮氏，蒙古人，以其为元顺帝之妃，故隐其事。宫中别有庙，藏神主，世世祀之，不关宗伯。有司礼太监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闻燕之故老为此说，今始信焉。 这是北方燕京故老的传闻。太平天国失败，南京也传出了同样而更具体的故事。据王謇说： 往余幼从关梦辄、师恩同游，师告余曰：冯景亭宫詹桂芬，曾告以克金陵时，官军得明成祖御制碣于报恩塔座下。其文略谓：成祖生母为翁吉剌氏。翁故为元顺帝宫人，生成祖，距入明宫，仅六阅月许耳。明制：宫人入宫，七阅月内生子者，须受极刑。马后仁慈，遂诏翁以成祖为马后所生。实则成祖生日，距懿文太子之生仅十阅月稍强也。 根据《蒙古源流》和上引汉籍中的记载，本世纪三十年代在我国史学界曾引起一场关于明成祖生母的争论。他们一致肯定成祖不可能是弘吉剌氏所生，因为《明太祖实录》和《国榷》等书明确记载成祖生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而太祖派兵进京在洪武元年（1368）八月三日，但元顺帝已在几天前携后妃子女出居庸关北逃。洪武二年六、七月克开平（《明史·常遇春传》），三年五月陷应昌（《明史·李文忠传》），确有掳获元室成员的事，如有后妃几个月后生子，已与成祖生年相差十年，所以成祖生于元顺帝妃之说绝不可靠。他们还举出别的理由，这里就不再备举了。 然而《南京太常寺志》的记载和诸人目睹奉先殿的陈设，他们中部分人还是相信成祖是碽妃所生，甚至碽妃是高丽人也有可能。并且又从懿文太子等不是马后而是李淑妃所生，牵涉到懿文太子的生母问题。这些争论与本文无关，因此就不作介绍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史料和历史背景材料以证明这个传说不可靠，但只要转换一个角度，留意观察当时的社会思潮，我们会更容易判定这个传说纯属伪造，而且还会发现这类传说有其必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同另一个类似的传说——元顺帝是宋恭帝赵㬎之子——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两种不同立场的人在同一思想感情的基础上复制出来的故事。因此，要从根本上解释明成祖生母的问题，有必要将他与元顺帝为赵㬎之子这个疑案结合起来一并进行研究。 二 关于元顺帝生父的疑案，的确曾在他即位前由他叔父文宗的诏书宣布过，并曾记录于宫廷史册《脱卜赤颜》，因而也载入正史《元史》之中。据《元史顺帝本纪》所载：文宗正式即位，就将妥欢帖睦尔徙往高丽。一年后，“复诏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时，素谓非其己子”。顺帝即位后，于至元六年（1340）六月下诏撤文宗庙主，指责“文宗稔恶不悛，……使我皇考饮恨上宾，又私图传子，乃构邪言，谓朕非明宗之子”。 文宗说妥欢帖睦尔不是明宗之子，在《元史·虞集传》中还有较具体的记载： 初，文宗在上都，将立其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乃以妥欢帖穆尔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驿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书其事于《脱卜赤颜》，又召集使书诏，播告中外。 顺帝即位，虞集害怕追咎写诏的责任，告病归家，仍有“勋旧侍臣，有以旧诏为言者，帝不怿曰：‘此我家事，岂由彼书生耶？’”但据明初瞿佑（1341—1427）的说法，虞集还是吃了一点苦头： 文宗晏驾，宁宗立八月崩，国人迎顺帝立之。帝入太庙，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毁弃旧诏。伯生（虞集字）时在江西，以皮绳拴腰，马尾缝眼，夹两马间，逮捕至大都。嫉之者为十七字诗曰：“自谓非其子，如今作天子，传语老蛮子，请死！” 虞集被捕至大都后，“以文宗亲改诏稿呈”。顺帝亲览后才说：“此朕家事，外人岂知？”虞集得释后，“两目由是丧明”。 元末人权衡以顺帝一朝之事，著《庚申外史》，更具体地描述了此事的本末：由于尚书高保哥奏告顺帝，文宗曾有颁诏书之事，顺帝闻之大怒，“并问当时草诏者为何人？”不仅事连虞集，还有马雍古祖常。二人呈文宗御批，且曰：“臣受敕纪载，实不获已。”脱脱在旁因曰：“彼皆负天下重名，后世只谓陛下杀此秀才”。故舍之而不问。 权衡接着此段文字，又写了一段顺帝生父的故事： 国初收江南归附，时瀛国公幼君也，入都自愿为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诏居甘州山寺。有赵王者嬉游至其寺，怜国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与之。延祐七年（1320），女子有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适自北方来，早行，见其寺上有龙文五彩气，即物色得之，乃瀛国公所居室也。因问：“子之所居，得无有重宝乎？”瀛国公曰：“无有”。固问之，则曰：“今早五更后，舍下生一男子耳。”明宗大喜，因求为子，并其母载以归。 由于文宗曾宣称顺帝不是明宗之子，为好事者提供了一个揣测、附会的前提。明初《庚申外史》问世，开创了元顺帝为瀛国公之子一说的滥觞。洪武二十九年，明太祖十七子宁王朱权（1378—1448）进呈《通鉴博论》一书，也有《庚申外史》类似的说法。书中说：“顺帝名妥欢帖木儿，明宗长子，时谓帝乃宋幼主外妇所生之子也，生于行幄，其夜有光，明宗异之，养为己子。明宗崩，当嗣立，文宗知非中宫所出者，始迁高丽，再迁靖江。宁宗崩，阔里吉思迎立之。及其元之亡也，国人谓曰：‘帝本宋裔，以报元之灭宋，天道好还，理固然也。’” 继《庚申外史》之后，说法越来越多，情节也越来越细。如明初人余应读了虞集所草诏书后，写了一首七言古诗，故事又有了发展： 皇宋第十六飞龙，元朝降封瀛国公。元君诏公尚公主，时蒙赐宴明光宫。酒酣舒指爬金柱，化为龙爪惊天容。元君含笑语群臣，凤雏宁与凡禽同。侍臣献谋将见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驰见帝师，大雄门下参禅宗。幸脱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时明宗在沙漠，缔交合尊情颇浓，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帐闻笙镛，乞归行营养为嗣，皇考崩时年甫童。文宗降诏移南海，五年仍归居九重。 成化三年（1467），何乔新（1427—1502）曾为此诗文写了跋文，并掇拾《元史》记载论证此说是可靠的： 此诗叙元顺帝为瀛国公之子，乃闽儒余应所作也。……考之于史，瀛国公以德祐丙子（1276）降元，时年六岁矣。后十有二年为至元戊子（1288）， 瀛国公学佛法于吐番，又二十八年为延祐丙辰（1316），仁宗命明宗出镇云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其与瀛国公缔交盖此时也，妥欢帖睦尔以元统癸酉（1333）即位，是为顺帝，时年十四，其生当在延祐庚申（1320），上距丙子凡四十四年，而瀛国公年始五十矣，应之诗或有征也。史又云：“文宗以……明宗在日，素谓上非其子，……”。而不言顺帝为何人之子，盖讳之也。 接着他回忆自己赴乡试时，曾见过一篇题为《沙漠主》的古乐府，篇末几句是：“吁嗟乎！凤为鸠，龙为鱼，三百年来龙凤裔，竟堕左衽称单于。”后有识语云：“瀛国公之子，阴纂元绪，世为漠北主。”据说是元末著名文人杨维桢（1296—1370）所作，说明顺帝时早已有此传闻。 陈霆读《政和县志》，不仅看到余应的诗，而且看到有诗中情节的说明和超出诗中的逸闻，其说云： 宋少帝入觐，元降封瀛国公，长命尚主，一日与内宴，酣后起爬殿柱，元主遥见，若有龙爪拿攫，密以语臣下。时有献谋除灭者，元主未许。既而公主窃知以告，乃与主谋，乞为僧以脱祸。未几，求往吐蕃学佛法，因挈全后，公主及姬御遁居沙漠，易法名合尊。初已诞子，长亦为僧，名完普。至是居岁久，后房复生子。时周王亦遁漠北，与少帝、公主往来。周王后宫 未有子，继纳女曰迈来的，亦未有出，乃从帝乞所生子于襁褓中，俾迈来的养为子，长名妥欢帖睦尔。……即顺帝也。 继余应之后，又有袁忠彻（1376—1458） 记下了另一种见闻，与余应的诗有同有异，他说： 余幼时，闻诸先生与先人言，宋幼主北迁，元降封为瀛国公。一夕，世祖梦金龙舒爪缠殿柱。明日，瀛国来朝，立所梦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谋诸臣下，瀛国知惧，遂乞从释，号合尊大师，往西天受佛法，获免祸，过朔北扎颜之地，谒周王（即明宗），见瀛国后罕禄鲁氏，郡王阿儿厮兰之裔孙也，明宗爱而纳之。未几，生妥欢帖睦尔。…… 罕禄鲁氏名迈来的，是同一个人，《政和县志》说是周王所纳女，养瀛国公之子为子；袁忠彻则说是“瀛国后”，明宗纳之，生妥欢帖睦尔。袁忠彻还说，永乐十年（1412）曾陪成祖观宋列帝遗像。成祖说：宋太祖以下皆清癯像太医。次日看元列帝像，俱魁伟雄迈。成祖说：“都吃绵羊肉者。”及观顺帝像，对忠彻说：“唯此何为类太医也？”忠彻不能对。后归老田里，历考宋、元史传和“第十六飞龙”之诗。才知顺帝确实另有来历，“感念圣鉴之明，愧当时不能对此为恨。” 这件事黄溥也曾听见他祖父黄润玉（号南山先生，1389—1477）说起过： 永乐间，一日谒尚宝袁公（忠彻，官尚宝司少卿），公曰：“昨日同太监二人侍上位看历代帝王像，看到……真宗而下诸像清楚，如今时太医样一般。……看顺帝像，又曰：此又如太医样，何也？不能对而退。大父答曰：“公尚不晓此也。昔宋幼主㬎之妻有娠，元明宗见貌美悦之，乃生顺帝也。” 黄溥指出，此事袁忠彻虽然“备述于《符台外集》”，却没有提到他祖父的说法，说明顺帝为赵㬎子黄润玉也另有所闻。 由于有上述记载和传说，在以后几百年中，不少人为此大作文章，发表见解，进行考订，当作逸史佳话传播。最先是程敏政（1445—？）将有关资料搜集在一起，辑成一卷，刊入他所编的《宋遗民录》中，并增添了一些自己的见闻，对不同说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在袁忠彻的说法之后，指出：“延祐丙辰（1316）仁宗命明宗出镇云南，……与恭帝相见实在此时。而顺帝……其生当在延祐庚申（1320），……顺帝乃遗腹子，则其生当在丙辰、丁巳间……世安有遗腹子四年五年者，宜以余诗为是。” 明人议论此事的甚多，大多就余应的诗加以发挥。袁忠彻提到“第十六飞龙之诗”，即以此诗首句为诗名，但他误认为是虞集所作。叶盛（1426—1474） 因过廷器指挥谈及此诗作《纪瀛国公事》。 陆容（1436—1494）也从乡人过指挥抄录此诗，后读《政和县志》，得知是余（误作俞）应所作。 黄溥从《水东日记》录出此诗来印证他上引的见闻。陈霆直接从《政和县志》得到余应的诗，并 转录了前述的说明。郎瑛（1487—？）作《诗诏出处》、《顺帝始末》、《西江月词》和《元顺帝宋脉》等篇，对各家记载都似曾过目，并结合此传说作出不少天意、报应的解释。 明末清初，谈迁著《国榷》，将此事作为信史载入他的书中。 还有几位大学者对此作过专门的研究，结论都是认为可信。钱谦益（1582—1664）著《书瀛国公事实》一文说：“余得《庚申大事记》（即《庚申外史》），以余应之诗疏通证明，然后知信以传信，可备著国史。”认为“帝以庚申为号者，记者之微词”，顺帝非明宗之子，传播海内，文宗的诏书，“即顺帝亦不得而讳也”。 万斯同（1628—1702） 继程敏政之后，广泛搜集元顺帝生父的传说增辑成《庚申君遗事》一卷；并著《书庚申君遗事后》，论证《庚申外史》和余应诗同正史相合。又写《再书庚申君遗事后》，论证之一：“元顺帝在位时，天下皆称为庚申帝，其为赵氏之遗胤，人皆知之而不敢显言。”之二：权衡书于元亡次年问世，明说顺帝是宋少帝子，则其事元明已盛传，故闽中余应赋诗纪其事，而袁忠彻、黄润玉并有是言。诸公皆明初人，闻见相接，所言必不诬也。之三：元文宗的诏书可信。“天下乞养之子，固有旁人尽知，而己反不知者，顺帝既为天子，中外自不敢言。” 全祖望（1705—1755）列举他看到的有关资料，综合钱、万二人所说，加以疏通，在《答史雪汀问宋瀛国公遗事帖子》中作了详尽的论述，并补充明宁王奉太祖诏，纂序《博论》，直云“瀛国外妇之子”一条史料作为证明，因此得出结论：“《元史》潦草卒业，原属未成之书，然则庚申轶事，直元史一定案。” 然而，也有不少人对此传说表示怀疑。如明人黄训则认为袁忠彻的说法不可信，肯定顺帝“实明宗子而非合尊之子”。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评《庚申外史》时说：“其中称‘顺帝为瀛国公子一条，……核以事实，渺无可据，实为荒诞之尤，非信史也。’” 《续资治通鉴》于元仁宗延祐七年四月丙寅日下为此作了考异。认为《符台外集》载元顺帝为瀛国子。……盖本于《庚申外史》”；而《庚申外史》又自文宗诏书引申；余应的诗“颇近委巷俚鄙之谈”；“其后文宗崩，中外推戴顺帝无异词，则文宗之诏为不足信，而《外史》诸书更无足据矣”。 此外，各家续修的元史，如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曾廉的《元书》、柯邵忞的《新元史》和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在涉及顺帝出身的地方，皆沿用《元史》的记载，都不取瀛国公子一说。只有《元史类编》据《元史》所载作正面叙述之后，才用小字夹注“有云……”，表示还有另一种说法。 可是，近代学者王国维却又转而相信此说，理由是： 读释念常《佛祖通载》……纪“至治三年（1323）四月，赐瀛国公合尊死于河西”。……少帝……降元之岁为至元十三年（1276），年六岁，……至至治三年赐死于河西，年五十三。而顺帝之生适前于此三年。元人不忌之于在大都之时，而忌之于入吐蕃为僧之后；又不忌之于少壮之时，而忌之于衰老之后；……以事理推之，当由周王既取顺帝母子，藉他事杀之以灭口耳。……念常之书，……他人亦从未引及，此事足为谢山（全望祖）诸人添一佐证。 余嘉锡在评介《庚申外史》一书时，荟萃前人有关此事的记载，对钱谦益、万斯同、全祖望的考证仍有怀疑，指出文宗“临终自悔弑兄，何以遗言告皇后及燕帖木耳，不直令其立明宗之亲子懿璘质班（即宁宗），而乃欲召立其乞养子妥懽帖睦尔？……然则谓妥懽帖睦尔非明宗子之诏，不过据一时之流言以诬之，而其心则实以顺帝为明宗之所生也。”所以文宗之诏不能作顺帝是宋少帝遗胤的定案，“而权衡之史，余应之诗，不过记其所传闻。故余于庚申帝为瀛国公子之说，虽颇信之，而苦于不得确证。”对于王国维的解释，他表示不能同意，理由是：一、赐瀛国公合尊死是英宗，赐死“别自有故”，据《双槐岁钞》卷一谓：“合尊与其子完普为僧，俱坐说法聚众见杀。”二、自仁宗延祐三年（1316） 明宗已逃至金山之阴，是朝廷之叛臣，他愿取何人之子为己子，朝廷无法过问；也与帝室继承无关，没必要“代除其所忌”。 以上所列，是五百年来报导和争论元顺帝生父问题的情况。这段逸史和明成祖生母的问题比较起来，传出时较早，怀疑者不多，但只要认真推敲，除上引几项可疑的问题外，还有几点可证此事纯属编造的破绽。 首先，文宗曾下诏称顺帝非明宗子，顺帝母是西域人，都是当时人所共知，故权衡说成是回回女子所生。洪武三年（1370）《元史》修成，《顺帝本纪》载：“母罕禄鲁氏，名迈来迪，郡王阿儿厮兰之裔孙也。……及明宗北狩，过其地，纳罕禄鲁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于北方。”袁忠彻所谓“罕禄鲁氏，郡王阿儿厮兰之裔孙也”一句显然是抄自《元史》，两译名用字在元代文献中皆仅此一见，而袁文却一字不差。然在“罕禄鲁氏”前加“瀛国后”三字，然后“明宗爱而纳之”，则性质全变。表面看来，与正史相合，无隙可击。细究历史，罕禄鲁《元史》通常译作哈剌鲁，阿儿厮兰是与畏吾儿亦都护同时降附成吉思汗的一国之主。 成吉思汗因此嫁女给他。 以后世代尚公主。 此族早已信伊斯兰教，岂能将“郡王之裔”嫁给一个孤老和尚，更不会如《庚申外史》所说，沦为某赵王一个可以赠人的女奴。 其次是地理位置不对。元代将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地，概以“河西”称之。据《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五年，瀛国公赵㬎学佛法于土蕃，藏文史料也有记载，具体指明是在萨迦，在今后藏日喀则以西。 而《明宗纪》载：延祐三年（1316）冬，明宗西行，至北边金山，受到察合台后王的欢迎。“每岁冬居扎颜……”，前后十余年。以与哈剌鲁部通婚推测，已在今新疆西北，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带。两人都离《庚申外史》所谓甘州（今张掖）甚远。至于袁忠彻称瀛国公“往西天学法，过朔北札颜之地，谒周王（即明宗）”，把从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去西藏说成要经过今新疆边外，纯粹是胡乱抄袭正史，弥缝己说。周王于天历元年（1328） 经阿尔泰山到和林，准备回京，此时合尊已被赐死。总之，萨迦和札颜相隔万里，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二人不可能会面，更不会有“缔交情颇浓”，交换妻子之事。 三 元顺帝和明成祖的生父问题是两个相同的故事，后者是前者的复制和再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人们最重视血统的纯正，皇室代表国家社稷，对此尤其重视；而新王朝对前朝臣民都非常警惕，对皇室则更为敏感和防范。恰恰在元、明两代，都出现了由前朝皇帝遗裔继承了帝位的事情，哪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偶然性？而且还一再重复？只要我们认真分析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思想和习惯心理，就会发现是一部分人有意的虚构和安排，这种偶然性的重复，有它产生的必然性。辨别它的真伪，从思想根源挖掘比传统的历史考据方法更为有力。 宋朝以来，出现了一种先验地解释历史的唯心主义思潮，其中以邵雍为代表。他根据《周易》和道教思想，制定了一种先天学的理论，也就是一种繁琐的神秘主义的象数学体系，企图用它解释一切自然界和历史中的现象。对于历史，他以宿命论和循环论来进行解释，是一种封建主义的神秘历史观。一方面，他继承了古代的传统思想，如邹衍的“五德终始”和董仲舒的“三统说”；另一方面，他又得到讲“天人之际”学说的“活神仙”道士陈搏的真传；创造了他的“元会运世”历史观体系。本来，邵雍的哲学仅是宋代理学中一个独特的流派，不似程朱理学后日成为正宗。但在民间，它比程朱理学有更大的影响，道家又将其学说融会到宗教著作中，卜卦、算命的术士奉邵雍为祖师。这种哲学同宗教和迷信混为一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这种神秘历史观应用于论证封建王朝的兴替时，总是说兴者天命有归，衰者则大数有定，有因果报应决定等等。道家术士常常制造一些模棱两可的谶谣，然后说明历史果然验证了这些预示的谎言。 这类事例在宋代就广为流传，此文没必要列举。元皇庆元年刊行的《宋季三朝政要》一书，是当时佚名南宋遗民所作，他在历史正文之后，发表了一通这类宿命论的典型议论： 虽然，国之兴亡有天数与天理存焉尔。邵雍著《皇极经世书》，推明皇帝王伯之数，有“元会运世”之说，谓“冬复为春，世复为元”。今大元混一，……国号曰元，年号曰元，岂非“世复为元”之数乎？宋以周显德七年（960）受禅，至十六传而幼君名显，改元德祐，今显、德二字彰著于命名、改号之间，人不之觉，岂非数之终于此乎？ 前宋以丙午（1126）、丁未（1127）而遭金祸，推论五行者，谓宋以火德王，故能水胜火。其后丙午、丁未，则上下兢兢以度厄运。今以丙子（1276），丁丑归大元，岂非子者午之对，丑者未之对，而纳音亦有水胜火之义乎？宋有图谶，久有过唐不及汉之说，汉四百一十一年，唐二百八十六年，宋……凡三百一十六年，岂非过唐不及汉之应乎？此天数之应如此。 宋太祖受周太后、恭帝禅。杜太后将终，召太祖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若周有长君，汝安得至此？”岂料三百年后，似道贪权，利于立幼，卒至覆国。是亦其初取孤儿寡妇之报也。宋待柴氏最厚，事太后如母，抚幼君如子。恭惟大元，待宋后幼君礼意尤笃，是亦其初待柴氏之报也。国既为宋，柴氏族属并无诛戮，……今大元于赵氏族属一无所问，亦其不杀柴氏之报也。……此天理之报者如此。 宋太祖生于丁亥（927），以庚申岁（960）建国。命曹彬平江南，王师系甲戌岁（974）渡江，以乙亥（975）、丙子（976）而平江南……。今大元太祖圣武皇帝亦生于乙亥（1215），以庚申岁（1260）即位，命伯颜平江南，大军亦系甲戌岁（1274）渡江，以乙亥、丙子而平江南……。宋太祖得国之时，有谶云：“十一卜人小下月，十五团栾十六缺”，至幼君恰十六传，亦非偶然。7jzw.co 此书作者站在歌颂元朝的立场上，搜罗了这么多牵强附会的例证，用来证明他的“天数之应”和“天报之理”。同样，对元朝的民族压迫心怀不满的汉人，也用同样的事实和理论作为思想武器以表示反抗。 农民起义常常打着灭元兴宋的旗号号召群众，如元官员报告：“河南诸处群盗，辄引宋故号以为口实。” 韩山童就自称是宋徽宗九世孙，国号宋。 甚至传说韩林儿“乃瀛国公次子”，为韩内侍所养，山童得以为子。 提出“重开大宋之天”的口号。明人黄瑜（1426—1497）还说：瀛国公与其子都出家为僧，“俱坐说法聚众见杀。其母舅吴泾全翁梦二僧曰：‘我赵㬎也，被掳屠害，已诉诸上帝，许复仇矣。’已而中原大乱”。 他们传播诸如此类元朝天数将终的谣言，用来作为他们积极斗争的宣传武器。 上层文人则不然，他们既不满意元朝在政治上对他们的歧视，又没有勇气和兴趣参与反元的直接斗争，因而消极地玩弄这套神秘的报应哲学，聊以博取精神上的安慰。而元顺帝是宋少帝之子的谣传，正好是为那些满足于精神胜利的道统论者所喜传乐听的。 前引杨维桢所作《沙漠主》之后还有如下识语： 宋太祖之德至矣。肇造帝业，不传诸子，而传诸弟。太宗负约，金人之祸，举族北迁。而太祖之末孙复绍大统，有江南者百余年，为元所灭。 而瀛国公之子，阴篡元绪，世为漠北主。天之报太祖，一何厚哉！ 杨维桢可以说是元代江南文人的代表。他持这种看法并非偶然。元末修辽、金、宋三史时，有所谓正统之争，杨维桢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从南人的立场出发，认为元朝只能是承宋统，反对将辽、金与宋并列，故不能三史并修。他为此著《正统辨》，正是摭拾《宋季三朝政要》中那些牵强附会之说，作为他立论的根据。《正统辨》常被元末明初人所津津乐道并得到普遍赞赏。 从他们这种思想感情去观察，就不难理解元顺帝这段传说不胫而走的根本原因了。 余应的“第十六飞龙”诗，同样是为了贯彻这类思想。在前引诗句之后，还有八句是发挥议论的： 壬癸枯乾丙丁发，西江月下生涯终。至今儿孙主沙漠，吁嗟赵氏何其雄。惟昔祖宗受周禅，仁厚绰有三王风。虽因浪子失中国，世为君长传无穷。 何乔新的跋语对这几句诗作解释说：“盖壬癸为水，丙丁为火，元以水德王，而宋以火德王也。又云：‘西江月下生涯终’。故老相传，顺帝北遁，殂于应昌，仓猝取西江寺梁以供梓宫之用，梁间隐隐有字，亟视之，乃《西江月》一调，有‘龙蛇跨马乱如麻，可汗却在西江寺下’之句。或云太保刘秉忠所作，故云。” 说明余应用诗传播这个轶闻，是在证明宋太祖仁厚，致有儿孙世主沙漠之报。 同样，陈霆从《政和县志》前引余应诗的说明之后，还看到一段类似的议论：“皇明启运，中国有归，帝集三宫臣僚退避真主，驻应昌而殂。其子孙遁去，至今君主漠北。盖苍苍于宋，窘之于其祖、父而延之于其子孙，天道未为不知，赵氏未为不昌也。” 据《政和县志》所载，余应曾任该县儒学训导。“悲宋室以仁义亡国，因览虞文靖公（集）为文宗皇帝草顺帝非周王子之诏，撰诗以述其事。”甚至有人还说他曾参与过埋葬宋理宗颅骨的义举。 这些人怀念宋朝的感情是强烈的。我很怀疑当时确有或确闻其事，他们才“撰诗以述”；不如说并无其事，而是“悲宋室以仁义亡国”，借虞集草诏，作诗以杜撰其事。 明初袁忠彻所作《纪瀛国公事实》，是宣传同一故事，但立论却与《宋季三朝政要》迥然不同： 顺帝享国，实由文后，然听谗臣之言，遂至文后母子被害。夫宋待柴世宗之后，代居显官，详见史册。而瀛国孤儿寡妇，元君忍不相容也。瀛国居燕八年，因杀文丞相，方给衣粮，此待之薄甚。迨感梦有疑，瀛国逆知，假往西天，又遇周王夺其后而生顺帝。……而天不负宋而又享国久。然则顺帝之负文后岂其少恩哉？国祚之归于大明宜矣。……遂释旧所闻者，使知宋三百年之德泽不泯也。如是顺帝幽文后，杀其太子，此又天使宋之遗孽灭胡之报复也。 袁忠彻之父袁珙（1335—1410）“精于风鉴，忠彻得其传”，以相命术得到燕王的亲信。《明史》将他俩列入《方技列传》。袁忠彻著有《人相大成》、《古今识鉴》、《相书机要》，并订定《神相全编》，尚存于世。 作为方士，他深信因果报应的传闻，身为成祖亲信命官，他又力贬元朝的作法。 《宋季三朝政要》的作者，生在宋而身在元，既怀念宋朝，又要赞美元朝，故大谈宋太祖对柴氏的优待，因此赵㬎等得到元世祖优待的报应。明朝人贬责元朝，就说赵㬎受的待遇“薄甚”，所以有宋裔“阴篡元绪”之报。元顺帝做了皇帝，享国三十年之久，可以说成“天不负宋”；但毕竟元朝灭亡在他在位时，那又是有负于文宗后，所以国祚归于大明。文宗后母子为何有此惨祸？那又是元对宋室少恩，天使宋之遗孽消灭元裔的报复。如此等等牵强附会，互相矛盾的立论和传闻，都是为了服务于作者的某种思想，他们可以信手拈来，随意摆布。本来，人们很容易从这种神秘天命观的牵强比附和明显破绽中辨别史实真伪的。 事实相反，前引转述和考订这段轶闻的作者，他们先就有一个报应不爽的观念，一旦接触这些奇闻，不但没提出疑问，反而是疑窦顿消，信而有征，一个比一个附会更多。如据传宋太祖曾要道士陈搏预卜宋朝气数，陈搏说“只怕五更头”，因此太祖命六更转于宫中然后鸣钟。后人乃据此发挥：更与庚同音，宋建隆年庚申（960）开国，理宗景定改元也是庚申（1260），同年元世祖即位，正好经历五个庚申，过十六年宋亡，“恰符其数”；后传元顺帝是赵㬎子，生于延祐七年庚申（1320），人称庚申帝，证明“宋祖命转六更之言，益信数之不爽”。 只有邵晋涵，纪昀等评《庚申外史》时曾明确指出：“盖元之中叶，宋遗民犹有存者，因虞集草诏有讬欢特穆耳非明宗之子一语，遂造此言以泄其怨。明人又仇视元人，遂附合而盛传之。” 追循这一思路，不难回答我们的主题。 四 明成祖生母的异闻传出较晚。最早见于《南京太常寺志》，朱彝尊指出是天启三年（1623）所修。距成祖之生已有二百六十余年。而且只说其母为碽妃，并未说明她的来历。何乔远、谈迁、张岱、沈玄华、潘柽章都是据此记载和亲验奉先殿陈设加以转述。只有朱彝尊称之为“高丽碽妃”，说是出自《枣林杂俎》。但《枣林杂俎》并无此说，当是朱彝尊的误记，饶智元的诗和陈作霖听到父老的传闻皆来源于此，也就失去了依据。 刘献廷说成祖母是元顺帝妃蒙古人瓮氏。蒙古无单音姓，以所属氏族部落为氏，“瓮”应是瓮吉剌的省略，也就是世代与元帝室联姻的弘吉剌氏，元代或译作瓮吉剌。 故其说与《蒙古源流》相合。传此说者有“司礼太监”和“燕之故老”，说明不晚于《南京太常寺志》京师也有此传闻。王謇在南京也听到此说，而且明确说是瓮吉剌氏。他说瓮氏“须受极刑”，同陈作霖所谓“铁裙之刑”是同一故事，看来陈是为了牵就朱彝尊才说她是高丽人。 《南京太常寺志》对碽妃没作任何说明。“碽”是一个不见于新编《辞源》和《辞海》的生僻字，音公gōng，《康熙字典》引《字汇补》：“姓也”。举的例子就是“《太常寺志》明太祖妃碽氏。”看来碽妃不可能是姓碽的汉人或高丽人，而是弘吉剌氏略称的不同译音。碽和弘在蒙文辅音分别作G或H，在常省略音点的古蒙文中字形一样，《金史》中的光吉剌和广吉剌就是把H读G成的例证。如果是这样，那么北京太监和故老同《太常寺志》原来说的是一回事，因而《太常寺志》的作者以及对谈迁、潘柽章述说此事的“孝陵阉人”和“中宫故老”，就不会对碽妃的来历毫无所闻。然而，元顺帝是亡国之君，无法阻止权衡、余应传播流言；成祖则不同，他是本朝皇帝，谁也不敢把传闻笔之于书，士大夫也不会相信和传播他是“鞑虏”之子。所以迄至明末，才将他是碽妃所生写进《太常寺志》，但对她的出身仍保持沉默。口头传说仅限于中宫、太监，当然也不敢向外扩散。明亡以后，已没有禁忌，成祖是蒙古后裔之说在北京和南京都传播开来了。 《蒙古源流》成书虽在《太常寺志》、《名山藏》等书之后，但此事在蒙古族的载籍和口碑中早有流传，而且众口一词。一六〇四年至一六二七年间成书的《黄金史纲》有如下记载： 当彼之帝位被夺之际，乌哈噶图可汗的弘吉剌哈屯已怀孕三月，那哈屯以匿于瓮中而落下了，……为汉人朱洪武皇帝所收纳。哈屯心想：“如分娩于七月之后，必以敌人之子而被加害；若分娩在十月之后，当视作己子而免于难，愿天父怜悯，再添三个月，凑足十个月吧！”……上苍垂恩，于十三个月上，生下一子。 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也有这段，似乎是取材于《黄金史纲》，内容和词句只有几处略有出入。 罗密以《黄金史纲》与《元史》删辑为《蒙古家谱》，亦节录弘吉喇忒哈吞的故事，注中迳说：后来，“妃以碽为姓云”。 说明罗密是将碽氏理解为弘吉剌氏的略称，而不认为是高丽碽姓女子。 这个传说，不只多见于蒙文文献，也盛传于蒙古民间，《鄂尔多斯口头故事集》所载《大元太子和真太子》就是专讲此事的，情节相当丰富和生动，故事从元朝衰亡讲到明成祖即位，现摘录成祖出生的故事如下： 妥欢帖睦尔……带上大皇后和玺印从地道里逃跑了。朱洪武进皇宫……小皇后见了朱洪武，便行大礼，非常柔顺娇媚。朱洪武见她长得美，就决定娶她。……小皇后已怀孕两个月了，朱洪武并不知道。到了十二月头上，小皇后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元太子。 将上引蒙、汉各种传闻综合起来，不管说法明确还是隐晦，他们都是明成祖是元顺帝遗腹子一说的演变和发展，始作俑者，必然是乐意明确传播此事的蒙古人，他们可以仿效元顺帝是宋裔的传说很容易将它复制出来。问题是何以蒙古人也像元朝南人那样玩弄这类把戏呢？这也说明在中原居留百余年的部分蒙古人，不仅在经济上适应了汉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在文化上思想上也适应了汉族的传统，接受了各种封建的意识形态，因而积极制造和传播这个故事，藉此证明元运不衰，仍在统治中国。 蒙古族在元朝很容易接受这种天命观并非偶然。部落时期的蒙古人就充满天的崇拜，相信天命。如铁木真初次称汗，就有八邻部贵族宣称：“天地商量着国土主人教帖木真做。” 统一蒙古高原后，晃豁坛部巫师帖卜腾格里向成吉思汗宣布：“神命你为普世的君主！” 历代大汗诏旨都以“长生天气力里”开头。在准备伐金之前，成吉思汗事先要祈祷长生天护助。 来到中原，他们对阴阳、术数和卜筮特别感兴趣。耶律楚材得以随侍成吉思汗，是因为他“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帝每征讨，必命楚材卜”，认为此人是“天赐我家”。 替忽必烈“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的刘秉忠，“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 在元、明稗史中，常见他被描绘成半人半仙的预言家。另一位精于邵雍皇极数的李俊民，忽必烈也曾派人“问以祯祥”，据说即位后“其言皆验”。 还有不少术士得到元朝皇帝的亲信，当然对蒙古统治者有很大的影响。 阴阳术数之学不仅在元朝统治者中有影响，而且在全国各地也受到普遍的重视。世祖至元十二年七月，在任命伯颜、阿朮等征宋前，就曾“诏遣使江南，搜访儒、医、僧、道、阴阳人等”。次年宋主降，二月，忽必烈又下诏：“凡……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闻。”四月，“行江西都元帅宋都带以应诏儒生、医、卜士郑梦得等六人进” 。 将阴阳、卜筮之士同儒、医一样看待，视为朝廷应加保护和搜罗的人材。至元二十八年（1281），开始在每路设阴阳学，招收通晓阴阳之人，同儒学、医学一样，每路设教授以训诲之。术数精通者每年还可选送赴都，许令近侍。延祐元年（1314），“令阴阳人依儒、医例，于路、府、州设教授员，凡阴阳人皆管辖之”。 在蒙汉人民长期的交往中，不少蒙古人也服膺天命观的唯心哲学，学会道家、术士的方术。如元末一个蒙古人改用汉姓名为张彦甫，正式从太一教的玄德真人学道。 在理学备受尊崇的元朝，接受程朱理学或邵雍象数学的更不会是少数。他们对王朝的兴替，也相信是有天命和天数决定的。 关于元朝的兴亡，朱元璋在他即位时告上帝的制词中是这样解释的：“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人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他首先承认元朝皇帝是上帝命定继宋朝统治中国，但现在气运已完，该轮到他做皇帝了。 他写给元主的信中也说：“朕谓君自知胡无百年之运，能顺天道，归我中国故土，上策也。” 妥欢帖睦尔死后，又“以元主不战而奔，克知天命，谥曰顺帝”。o 蒙古起初服属于金，对皇帝也充满神秘感。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后，还认为“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得知“庸懦”的卫王也能做皇帝，自己才有了取而代之的信心。 元亡明兴，蒙古统治者也承认气数已尽，传播同明人一样的祥瑞或凶兆。如明人说朱元璋诞生时，“常有神光满室”（《皇朝本纪》），“屋上红光烛天”（《龙兴慈记》）或“夜有神光烛天”（《明朝小史》）。《黄金史纲》则说他“降生之际，霞光满室”。 《蒙古源流》也说他出生时，“其家见五色红光”。下文还记述了预示元亡的征兆：“汗（顺帝）复梦见一铁牙野豕突入城中，欲啮众人之际，因不得路，遂各处抵触奔走；又见日月同坠……。托克托噶太师答曰：‘铁牙之豕，朱姓为乱之兆；日月同坠，乃汗与奴仆无分之兆也。’” 此事在汉籍中是两个故事。前者见于郎瑛所引《传信录》所载：“至正廿二年，顺帝梦猪哄大都，地复。”又引《草木子》所载：明军离元京甚近时，顺帝见二狐自殿上出，叹且泣曰：“宫禁严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即命北狩。郎瑛就此发挥：“岂非猪乃朱姓，而狐乃胡人哉？” 后者也出自陈建所引《传信录》：“元主尝召一术士问以国祚。对云：‘……日月并行，乃可忧耳！’大明兵兴而元亡。盖日月并行，乃明字隐语也。” 蒙汉记载情节基本相符，只有《源流》对日月的解释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猜字谜的游戏无法对不识汉字的蒙古人讲清楚，故改用了另一种牵强的解释。说明《源流》此段来自明人的传闻。 蒙古统治者在客观形势面前，承认元朝天命已终，但又不甚甘心，因而又虚构一个朱元璋恩将仇报的故事。《源流》说：朱葛生有异兆，丞相奏请杀之，顺帝不许。后来长成，赋性警敏，汗甚爱之，得到重用。朱葛则肆行谗恶，固结盟好，阴谋暴乱，顺帝乃袖玉玺，携福晋、皇子具出奔。后来朱葛纳顺帝妃生成祖，还说：“从前汗曾有大恩于我，此乃伊子也，其恩应报，可为我子。”朱葛之事离史实太远，纯属蒙籍的独创。他们精心编造顺帝如何仁厚恩眷和朱葛如何阴狠背叛的故事，是因为他们也同南宋遗民一样，认为这是对朱葛的天数和报应，深信汗统仍在明朝延续，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安慰。诚如张尔田所说：此事虽“荒唐可笑，蒙人抱亡国之戚，增饰野闻，抒其蓄愤，固应尔尔”。 蒙汉传说的一致，不仅见于文献，也广泛流传在口头民间故事中。以前引《元太子和真太子》这个民间故事为例，还有许多情节都可从汉文记载和民间传说中得到印证。故事开头说： 在妥欢帖睦尔皇帝时，每十家汉人里都让住着一个喇嘛。那十户人家娶新媳妇，都要先送到那个喇嘛那里过一夜，之后才归自己的丈夫。就这样压迫着汉人。……朱洪武忍受不了蒙古人的压迫，便悄悄在家商量，决定一夜里杀蒙古人，在六月初六夜间大家一起造反，杀光身边的喇嘛。后来……再商定，在八月十五晚一夜杀光他们，用他们的头和心肝祭月亮。 元初徐焯记元军占领江南后：“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为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金芸楼室人周氏，花烛之夕，甲主踞之，周以熨斗破其脑。……越三年，五月五日，联合省郡同歼甲主。” 说法与《元太子》近似，讲的是元初吴县的事，已有五月五日“同歼甲主”之说，与“六月初六”只一字之差。元末农民起义，汉族民间也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证明迄至近代，民间都在传说同样的故事。 《元太子》中还说： 小皇后生了一个儿子，……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命大！”给他起名叫“元太子”。过了两年，那个皇后又生了一个儿子。算命先生说：“这孩子的命比不上他哥哥”，给起名叫“真太子”。……一天夜间。朱洪武作了一个梦：一条白花蛇同一条黑花蛇在打架，白花蛇差一点咬死黑花蛇。之后，两条蛇不再斗。来到他跟前，白花蛇靠着他右膝盖，黑花蛇靠着他左膝盖，向他告状。……第二天……把梦里的情形告诉算命的，算命的……说：“皇上！你不必问我，一会儿你就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不久，两个太子打起来，你拉我我拉你来到皇帝跟前。大儿子靠住右膝，小儿子靠住左膝，两人都向父亲告对方不对。 这里显然指的是成祖和建文帝二人，将叔侄误为兄弟，袁忠彻之父袁珙曾给燕王朱棣看相，曰：“殿下龙形凤姿……，实苍生真主也。”或是说：“髯过脐，必登大宝，为二十年太平天子。” 《革除遗事》则说：“建文君之生也，顶颅颇偏，高皇帝知其必不终。” 可见《元太子》是将二人命相的事组合在一起。而二蛇相斗的梦也见于《黄金史纲》，说是“洪武皇帝曾梦见二龙搏斗，而西龙为东龙所胜，敕令筮者卜吉凶。筮者说：‘此非二龙，而为君之二子，居西者，属汉后之子，居东者，则蒙古哈屯之子，将继君之宝座而享有天命。’”同样此事明人也有记载。《随志》记述刘随古言：“高皇帝梦二龙绕于庭，一奋而张，一倪而顿，既觉，实懿文、燕邸同游，而文皇厌飞龙焉。” 《建文遗迹》 所说则更加接近，说是：“太祖一夕梦二龙斗殿中，黄胜而白负，明日见建文、成祖同戏，建文着白，心知后必不协。” 《元太子》接着说： 母亲得了重病，临死前将大儿子叫来，给了他两封文书，说：“一封在你受难时拆开看，另一封在你享福时拆开看。”……皇帝把太子叫来说：“你去好好把守蒙古人从那儿进来的南口！若把守不好，就犯了法了！”元太子哭着，……在没有人的地方拆开那封教在受难时拆看的文书，那文书上写道：“当你被徒放到南口去的时候，要带大臣刘伯温同去。你本是蒙古妥欢帖睦尔的儿子，由我虔诚祷告佛法三宝，你在十二月头上才生下来。你要想念着蒙古人！”看过那封文书之后，便到父王处，哭着叩头说：“我的父亲！我年岁小啊，让刘伯温同我去吧！” 上述情节，在明代野史中都有踪迹可寻。 其一，关于留书应付危难的事。王鏊记述了一个刘基给建文准备的锦囊妙计：“太祖既有天下，谕刘基曰：‘汝有何术，教朕之子孙守天下。’基曰‘有’。因成一箧，而以铁汁灌其锁以授之，及燕兵入，建文开箧，则袈裟一，剃刀一，度牒四。曰：‘此刘伯温教我也’，遂为僧遁。” 由于蒙古人将同情寄于元裔燕王，所以把建文的事安在他头上。 其二，关于要求刘伯温随行事。可能是将姚广孝当成了刘基。郎瑛说：“太祖初建封诸王，各以一高僧相之。时姚广孝预白成皇曰：“殿下能讨臣辅佐，当佐殿下戴一白帽（王字上加白字）。于是奏讨之。” 刘伯温是民间传说中一个神奇人物，甚至说他能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蒙古民间故事把他搬了进来，说明蒙古族对他同样熟悉，同样喜爱借用这位诸葛亮式的艺术形象。 其三，关于留言说明身世的事，明初对成祖生母尚无异说。但《北墅琐言》却说谭王“实陈友谅遗腹子也。友谅妻阇氏，方怀娠，而友谅殂。太祖……没其妻阇氏入宫掖，未几生梓，封谭王，国于长沙，濒行，辞其母。”其母向他吐露了身世，嘱咐他“毋忘复仇之志”。 蒙古的传说可能取材于此。到了清末，蒙古的故事又传到了内地，所以王謇说：翁吉剌氏“挹郁而殁，易箦前，以己之画象一帧授成祖乳母，且告以详，命于成祖成年就国后告之。成祖封燕王，乳母如命相告，于是成祖始知己来历，乃投袂奋起，而靖难之变作矣”。 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蒙汉两族人民共同创造和丰富这个故事的过程。 通过对上述蒙汉文献和口头民间故事的对比，可以看出，有的几乎如出一辙，有的则是加以拼凑或移花接木所组成。因此，这并非文学虚构的巧合。明成祖的故事，是蒙古编年史的作者在天命观的指导下，根据明人笔记杂史，加以附会、演绎而成，作为信史写进书中，再发展为动人的口头故事。问题是，明代的蒙古人居然能知道这么多中原的轶闻，可见当时的文化思想交流是何等密切，他们对明朝的事情又是何等关心和饶有兴趣。当时漠北的蒙古人看来很难去读上列的许多稗官野史，而是另有一种交流渠道。明初留用了元朝的宦官，招抚了大批蒙古降人，其中许多人安插在南京各卫和燕王部下。这些人难免有故国之思，而又接近宫禁，对皇室秘闻消息灵通。他们最适于充当明朝文人和漠北蒙古之间的中介 人，也许这些真真假假的轶闻正是通过他们传递、散播开来的。 不同的是，明初并没有成祖乃元顺帝之子的记载，蒙古也没有顺帝出自宋裔的传闻。然而明人却盛传顺帝生父是宋末帝，无非是想说明这是“天报宋家”，故让其后人“世主沙漠”。 蒙古人则深信成祖是顺帝妃所生，借此证明成祖“是真正的蒙古皇帝的后代”，要他对“蒙古人亲善和睦相处”。 双方各自相信一个史实上并不存在的奇闻。寓意是争同一个中国的主君。在现实生活中，明太祖对蒙古说降和武力威胁，明成祖五次北征，就是鉴于元裔不服，传国玺未得，惟恐明朝的合法地位还不稳固。蒙古统治者则认为“比先大元皇帝一统天下，〔蒙汉〕人民都是大元皇帝的来”，继续保留“大元”国号，将退往漠北视为偏安，时刻准备恢复一统。 这两个传说正是明蒙统治者现实政治意图的反映。他们互相势不两立。但又宁愿相信对方统治者血统中你中有我。他们都想巩固或恢复这块共同地域上建立的王朝，建立民族间的经济联系，而且在长期的文化思想交流中培养起某些共同的心理状态。在充满民族矛盾的阶级社会中，确立了互相离不开的关系。 本文只是罗列了一些现象，偶有粗陋的分析和比较。由于对思想史和明史没有研究，对此问题反映的思想进行深刻的剖析，具体揭示蒙汉人民怎样进行文化交流的详情实非本人学力所能及，只能有待求教于方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