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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奎 作者简介：李秉奎，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18年第6期。 摘要：学术界对沦陷区民众史的考察,部分存在研究对象"客体化"的倾向。《北平日记》和《1942—1945:我的沦陷生活》,系沦陷区青年的两部私密日记,堪称部分扭转过度依赖档案文书倾向的一手史料。这两部日记证示,对以求得基本生存为条件的底层社会来说,生活上的妥协是沦陷区外部环境的产物,内心的反抗却是永恒的民族情感底色。"南下"或"到内地去",是他们情感世界的精神追求,而留守在沦陷区艰难度日,却是物质世界困顿的无奈之举。二者间难以调适,体现了其在沦陷区的生存艰辛和内心痛楚。 抗战时期，中国各沦陷区实为日本侵略军武装占领、严密控制下的政治空间，也是日本占领当局实施经济掠夺、奴化教育、殖民统治的历史产物。与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相比，学术界对战时沦陷区的研究明显薄弱。这种“薄弱”，一者体现在对日本的占领、控制、掠夺研究不足;一者体现在对沦陷区民众的生存状态、内心世界等方面的研究严重不足。前者是研究日本侵华殖民统治史必须重视的问题，后者是研究沦陷区民众史必须正视的问题。在战争不断蔓延和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未及逃离或不能逃离的民众不得不在沦陷区生存和生活，他们在日军占领下是如何生活、如何感受和如何思考的? 这是抗战史研究领域应该给予充分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有的研究者指出，“沦陷区的社会与文化研究，迄今一直是薄弱领域”。在研究方面，“1亿多城市与乡村民众的生活状况，尚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就整体而言，日本的侵华战争及军事占领，对沦陷区民众的生存和生活有各种程度的侵害和影响。但同其他年龄层次相比，沦陷区的城市青年除受到军事高压、经济短缺带来的生存压力外，同时还要经受就学谋职、维持生计、养家糊口等方面的影响。与同样是沦陷区的农村相比，在不能进行农作物及畜牧业生产的城市生活下去似应更为艰难。在此情况下，在日本的军事占领下，沦陷区城市青年的生存、心态、观念具有什么特征，这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以往对沦陷区民众史的研究，往往重视日伪档案等资料的重要价值，相对忽略了沦陷区民众受这些资料影响而出现的“客体化”倾向。从整体性的角度而言，考察沦陷区的社会历史，不能单纯依赖日本占领军或日伪政府的观察视角，有必要关注“老百姓讲述自己的故事”——从沦陷区底层社会，可寻得日本殖民统治大厦将倾之端倪。本文以北平青年董毅、上海青年颜滨的日记为核心史料，希望通过他们的体察和思考来分析沦陷区青年具有的共同时代特征。 一、生存和妥协 2015年出版问世的《北平日记》、《1942—1945:我的沦陷生活》，作者分别为北平青年董毅和上海青年颜滨。前者的时间跨度大致为 1939—1943年，作者董毅 1942 年前在辅仁大学国文系学习，1942年毕业后在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下简称“联银”)就职。后者记述主要篇幅时间跨度为1942—1945年。期间，作者颜滨在上海元泰五金店做学徒工、小职员。日记始于1942 年元旦，即上海全面沦陷后不久，一直延续至抗战结束前夕。与名人日记有所不同，《北平日记》和《我的沦陷生活》记录的多是作者的学习、工作、恋情友情、邻里往来等私人生活。沦陷时期的北平与上海有所不同，两位作者的兴趣、教育、经历、见识等也有所不同，但相同点是两部日记的内容都较为私密，作者原本无意示之于人，这正是值得研究者重视和利用的原因所在。并且，两位作者都比较清晰地记载了沦陷区青年的生活状态与内心世界，两部日记都真实反映和印证了沦陷区底层青年生存、生活的种种艰辛。 董毅家境原本殷实，可惜兄嫂嗜赌，父亲早逝，弟妹年幼，家道迅速中落。日军在北平的武装占领和严密控制，更导致其家庭困窘、众口待食、“仓皇不知所措”。在辅仁大学就读时期，董毅常盼望早日毕业，以获得稳定职业，能早日挑起养家糊口、支撑家业的担子。但是，按其本来的志趣，董毅根本不想在日伪政府中“做官”，日记中多次对任伪职者表示俾倪和不屑，并且多次产生逃离沦陷区、早日南下的念头。令读者意外的是，在尚未毕业时，他却急于到伪新民会总会、伪中央广播电台应招事务员的职位，结果因竞争激烈而未能如愿。辅仁大学毕业后，为董毅谋求职位之事，董家恳求福建同乡李律阁(伪建设总署副署长)提携，李律阁又转请殷同(伪建设总署督办)相助，之后又转请周迪平(伪建设总署副署长)帮忙。结果，董家先后碰到“软钉子”。关于此事，董毅日记中写道:“我知道在此处找事做，也是英(即刘淑英，董毅女友——引者注)所不愿我的。唉! 我又何尝愿意呢! 为了生活，为了一家的生活，在我现在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换句话说，董毅并不愿意在北平谋取伪职，也无意混迹于日伪职场中，但为求得生存和养家却又不得不如此。1942 年底，董毅积极寻求任伪职的亲属相助，亲自向伪“联银”总裁汪时璟写信自荐，并顺利获准“入行供职”。伪“联银”是华北伪政府的“中央银行”，负责行使“监督”华北其他傀儡金融机关的职权。当日，得知董毅获得伪“联银”记账员职位后，董家人欣喜异常，董母甚至“喜欢得吃不下饭去”。与此形成明显反差，作者在日记中却称，“心中甚是紊乱，不知是苦是乐，说不出的一种滋味”。与逃离沦陷区相比，董毅感觉获得伪职“不但毫不开心，反而受了污点、创伤”，自认为“精神意志的清白今已污，是苦是乐唯有自家知”。自己的“苦”与他人的“乐”，是作者及家人谋到伪职后两重截然相反的心理感受。其背后既有董家来自于生存的艰辛，又有董毅违背逃离沦陷区愿望的不甘。家庭与个人、物质与精神的冲突，体现出沦陷区民众遭受的双重折磨。 与董毅谋求伪职的波折相比，颜滨看似平淡的五金行工作亦有波澜。如上文所述，颜滨的日记起始于1942 年元旦，当时他在上海元泰五金店当小职员为生。此前不久，日军已开进公共租界、全面占领上海。根据日本占领当局的《重要物资申报布告》，上海的五金商号受到严格管制，钢铁及有色金属类物资均遭被“收买”的命运。同时，市内许多铁门、铁栅栏、暖气设备等金属类物件亦在被拆除之列，甚至“连破旧的脸盆也被一一收去”，成为运往日本制造枪炮的原材料。让颜滨异常愤恨的是，元泰店东“兴冲冲”地将本商号的存货大批卖给日本人，这几乎是“为虎作伥”的资敌行为。2 月4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店主“不顾 ××(即日方———引者注)拿了这许多的东西做成了各种的武器，就会拿来打我们同胞们，不知又死了几个，令人痛心”。但是，作为负责装运这批货物的职员，颜滨所面临的现实难题是在店东的决定前“反抗”还是“顺从”。最终，颜滨不得不顺从地将售出的钢丝等物资装箱、包装。这是弱小个体无力反抗时的无奈选择，这种无奈也进一步加重其内心的痛苦。颜滨在日记中写道，“我真对不起我的民族! 我的国家”，“我好像看见有无数的手正在指责我们，又好像看见许多的敌人正拿着我们供给给他的原料所造成的种种的武器，对我们的同胞加以杀害，顿时又见无数的冤鬼正在向我们索命，我惧怕，害怕得不敢往下想了，我真惭愧，我真是天地间一大罪人”。客观地说，元泰店主才是这次“资敌”行为的责任者，但是颜滨内心却产生悲凉的无奈、深深的自责和极度恐惧等心态，这些应与其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感有关。1942 年卢沟桥事变5 周年，颜滨在日记中宣泄，“无用的我不断地忍耐着，苟延着，没有勇气来反抗，没有毅力来奋斗，做了一个时代的落伍者，变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这进一步促使他产生想方设法逃离沦陷区的念头。不过，从整部日记中来看，他并未因此制定逃离沦陷区的具体计划，也未见将类似设想付诸行动的记载。这是值得研究者特别关注之处。 日本已故学者古厩忠夫，以对待抗日的态度为标准将上海沦陷区居民分为“抗日先锋”、“民族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民众”、“汉奸”等四个类别。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该分类大体包括了坚决的抗日阵营和明显的亲日阵营，同时还包括处于中间状态的“过渡”群体。按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仇恨程度划分，“抗日先锋队”与“汉奸”是对日态度的两极，“民族资产阶级”和“垂死挣扎的民众”则处于中间状态。虽然这是就上海沦陷区而言，但对理解其他沦陷区无疑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北平沦陷区的董毅，虽然积极谋求到伪政权的底层办事员职位，但是其目的并非甘为“亲日”或“降日”派，而只是求得生存、维持生计的无奈之举。上海沦陷区的颜滨，在任职的商号虽有“资敌”之举，但也只是为保住饭碗、顺从店主指令行事而已。可以说，沦陷区普通民众的日常举动，有时与“仇日”或“亲日”等大是大非并无直接因果关系。换句话说，与“抗日先锋”或“汉奸”不同，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更多地受制于残酷的生存环境及难以承受的生活压力，即便有某种程度的妥协，也很难说这就等同他们内心对待抗日立场的真正抉择和态度。 二、“逃离”还是“留守”? 与围绕生命保障、生活维持等相关的生存问题相比，沦陷区民众的内心世界，无疑是研究者较难触碰的领域。上文在讨论“生存与妥协”的议题时，已部分涉及沦陷区青年内心的矛盾和冲突。不过，为继续考察其战时的内心世界，下文将进一步分析他们对待日本占领者的态度。正如日本学者石岛纪之所提到的那样，研究战时民众的心态存在史料方面的困难。当时中国民众识字率非常低，普通民众自己残留记录的可能性很小。当然，这些困难对于研究沦陷区民众的内心世界来说，亦是不得不面对的障碍。董毅、颜滨二人的日记都是后来无意发现的，作者当时撰写日记时并无意示之于世。在两部日记中，不少篇幅涉及作者的心理动态，当为剖析沦陷区青年心态的可靠史料。 董毅的《北平日记》约 150 万字，记载的主要是日常生活的“流水账”，其主题经常显得支离破碎、飘忽不定。但在1939—1943 年间，除热恋的特殊阶段外，“南下”几乎成为作者唯一念念不忘之事。1939 年 5 月 29日，作者在日记中提到:“晚谈及桂舟(董毅好友——引者注)于考完后即南下事，不禁代之暗喜。然心中终不免惘然，觉离悲之痛也。”好友离开北平，作者心存离愁和伤悲，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情绪。然而，作者在日记中却表示“代之暗喜”，这是不得不给予注意的文字。时间不到一个月，董毅又另有朋友准备南下。得知这一消息后，他冒着酷暑上门访谈。“想不到他会去南方，在月底以前就离开了，志气! 我羡慕他能走”。接下来，作者在日记中写道:“(他)和我同病相怜了，我早亦有南下之意，母谓我要走也好，我给你打算钱去。可是母亲答应了，我又舍不得走了。家里这般情形，又处在此种时局之下，万一有点什么事情，连个(年龄)大一点的男人都没有。何况家里现在无处找钱去呢，这一帮人都要我来照应的呀!”文中提到的“志气”，是指朋友“弃暗投明”，还是指不畏南下的险途，读者不难推测其中的内情。另外，作者自称与好友“同病相怜”，其中的“病”究竟是指什么，同样耐人寻味。但是，从“羡慕”等语可以明显看出，“南下”是作者称道并向往的行动。此外，董家经济十分困难，有时甚至依靠借债度日，并且“连个(年龄)大一点的男人都没有”，董母在此情况下依然计划筹钱、支持董毅南下，由此或可看出，“南下”在沦陷区青年及其家庭看来无疑具有“择枝而栖”的意味。1942 年 11 月，作者女友实现毕业后即“南下”的愿望，“南下”重新成为董毅日记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此时去南方的主要原因，当然包括与女友团聚。但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称“自己亦实在觉得应该去那边，在这边将来终是不了”。言外之意，太平洋战争爆发，彻底改变了世界局势，日军占领中国沦陷区的时代终将结束，南下是适应未来形势、逃离沦陷区的关键一步。 与董毅对“南下”念念不忘的情形相似，颜滨同样盼望“到内地去”、逃离上海。在日记中，他多次提到“到内地去”、“到抗战前线去”的想法。1942年1月 21日，颜滨听说女同学参加抗日军队的消息，激动地在日记中表达出敬仰之心，“以我一个堂堂的男子而不能效她于万一，实在将人羞死”，“我要尽我最后的力量挣脱这无意识的境遇，而找求我的新生”。几天后，作者读到后方“阿哥”的来信，再次在日记中写道，“恨不得背上立刻生出双翅，做一个封神榜中的雷震子，飞过那辽远的天空，追随在他们的后面，挣脱了孤岛的牢笼”。在此前后，日本的经济统制导致上海五金业萧条，各大工厂及汽车行并部分商店解散，这更让颜滨下定决心、逃离沦陷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心中早就有一个想法，向内地发展，尽我的力量贡献给国家。万一奋斗失败，而死在那祖国的怀抱里，这也是我所愿的，若能为国牺牲那也是求之不得的，目下区区一条生命是不值宝贵的”。半年后，经济萧条严重，继母索要钱财急迫，他在日记中再次表明，“我真想跑到内地去，一方面可以解去这唯一的束缚，另一方面可以脱离这毫无生气、混乱之极的上海而吸到一口新鲜的纯洁的空气，同时为国家出一份渺小的力量”。出于此种念头，他在日记中列出自己逃离沦陷区的初步计划，“恨不能立时离开孤岛而向光明之道迈进”，“希望开年店中分红利之后有了盘费，决定实行我的计划”。对于没有多少积蓄的青年来说，“店中分红利”是他实现“到内地去”的基本条件。环顾当时不景气的上海五金业，作者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愿望很难实现。并且，日本军队进入公共租界后，为保证其军队的粮食供应及管制，上海市区成为粮食统制的重灾区。上海通货膨胀的加剧进一步导致谷物价格上涨，市民的粮食配给额下降。颜滨也看到，“各种重要食粮虽出高价也难以购得，往后对于伙计们的需要，恐怕难以维持，而店中只有支出并无收入，(只能)坐吃山空”。羡慕他人参加抗日军队、对沦陷区发展前景的绝望，二者都是推动颜滨逃离上海的重要原因。不过，颜滨同样最终没有将逃离沦陷区的设想付诸行动，而是一方面在对“为国捐躯的先烈们”表示敬仰之意，另一方面却仍然“苟且(于)孤岛”。向往抗日事业与“报国无门”之间出现不小的落差，作者染上战时青年普遍患有的“苦闷”症。据称，这种“病症”的产生原因，是“我们尚未完成现代国家的建设，一切社会组织都不健全，无怪乎一到战时便显得手忙脚乱”。对战区或后方而言，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与此相比，沦陷区更难进行抗日的组织和动员，难免让不少青年感觉“报国无门”，普遍“苦闷”不已。 董毅与颜滨的日记并不完整，二人都不能代表沦陷区青年群体的全部，而且其战时体验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与沦陷时期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者相比，他们的生命安全尚能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日常生活尚得以维持，基本可以达到战时民众最低的生存需求。但按古厩忠夫的语言来说，他们应该属于“垂死挣扎的民众”，基本上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是以生存为目标条件的。自然，他们与“抗日先锋”或“汉奸”有着明显不同的政治色彩。同时，长期在沦陷区底层生活的民众对日军占领者当局的态度难免具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沦陷区底层亦有“亲日”与“仇日”者之分，但在“亲日”与“仇日”间持模糊观念者，恐怕亦不在少数。他们基本上是隐忍于日军的武力之下，以“妥协”为代价换取暂时的生存条件。同“亲日”或“仇日”相比，暧昧态度者亦有变换姿态的可能。在外界形势发生较明显变换时，他们亦有自己的打算与选择。董毅的日记截至1943 年，读者无法得知他在抗日战争结束前的心态，但从前述日记中不难推断他迎接抗战胜利的心情。与此相比，颜滨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夕的日记，却能显著地表现出他对抗战胜利的渴望。 三、余 论 在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地图上，抗日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的政治环境存在很大差别。外部政治环境的不同，难免会造成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群体出现不同的生存状态与心理动态。值得注意的是，沦陷区的政治环境虽然不利于抵抗运动的存在，沦陷区也存在为求生存而不得不妥协的行为，但这种妥协并非代表着抵抗情节的消失。董毅的日记向读者展示，谋取伪职只是难以逃离沦陷区时的无奈之举，行动上的妥协与内心的反抗同时并存。颜滨的日记向读者展示，沦陷区民众即便有参与“资敌”行为等情，但同样有参加抗日阵营的可能性。这种行动与内容的不协调，与部分研究者过分强调沦陷区“合作”的倾向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从此角度而言，“日本占领中国史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之语并非全无道理。 不过，在地域辽阔的中国，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思想文化差异明显，人们对同一事物的认识自然也不会铁板一块。坚定高举抗日大旗者固然有之，决心依赖日军的亲日派亦大有人在。长期在沦陷区过着朝不保夕生活者，对于形形色色的“主义”的认识很难辨清。在此情况下，社会上有些群体(多数以知识阶层居多)成为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而有些群体却不辨忠奸、与敌人“和平相处”。更值得注意的是，日军与国民党一方面展开激战，另一方面却又私下进行诱降、求和等秘密接触。并且，沦陷区与非沦陷区之间的界限虚实不定，大量越界的走私活动有时使得分隔敌对阵营的“前线”模糊难辨 。 就北平和上海沦陷区而言，日本侵略者当局难以完全摆脱“敌对者”的形象，伪政权又重拾国民党、北洋系统常用的政治符号。新旧互杂、真假难辨，多种性质不同的纪念参差相间。随着“沦陷”变成为生活的常态，居住在此间的人们不得不去适应刺刀下的“新秩序”，亦会根据外部环境规划自己的家庭生活、个人前途。日军侵华战争，是从外部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所以，无论生活在国统区、抗日根据地还是沦陷区的民众都拥有同等生活和生存下去的权利。求生存、求生活与追求道德、正义相比，沦陷区的底层社会需要慎重审视二者的轻重缓急、利弊优劣。就生活在沦陷区的居民而言，实际上已经成为战争时期的“失国”之民。本应该保护他们生命安危、保卫中华疆土不受外敌侵占的国民党军队早已远逃，此时再空口白牙要求沦陷区被抛弃者“弃家殉国”，某种程度上接近历史虚无主义——家国难两全，临难毋苟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