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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11年的10月10日，响彻在武昌上空的隆隆炮声，不仅宣告了大清王朝的覆亡，更宣告了中国历史上长达2132年封建帝制的最后终结！这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重大事变，是古老中国走向新生的历史转折。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登临历史的高岸，回首清代的历史，作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重要组成，清代的历史正如波涛汹涌的黄河长江，既波澜壮阔、雄伟壮观，又九曲回肠、气象万千，给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和宝贵的历史遗产。 一、空前的国家统一中国自古以来即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自夏商周以来，通过授民授疆土和东周东迁，中国实现了北方地区从黄河中下游地区到陕西渭水流域的东西部经济文化发展和国土开发，并孕育了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诞生了华夏民族，创造了高度发达和早熟的中华文化，建立了统一的秦汉帝国。之后，伴随着多次民族大融合和北人南迁，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快速发展，南北方的交流不断加强，国土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为隋唐以后的国家统一创造了条件。历史表明，自西周分封诸侯到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历汉唐宋元明清诸朝，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加巩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和各民族的团结、日益融合始终是古老中国和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脉，中国的统一时间之长无与伦比，为世界各国所仅见。 （一）开疆拓土公元1644年（顺治元年），大清挥师入关、迁都北京，开启了清代统一的历史进程。面对着激烈而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清朝统治者通过血与火的残酷战争，在顺治年间相继平定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和南明的弘光、隆武、永历等政权，在康熙初年基本实现了大陆的统一，再建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格局。为保卫边疆和巩固国家统一，清朝统治者与各种地方割据势力和外侵之敌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从平三藩、收台湾到抗击沙俄入侵，从粉碎罗卜藏丹津叛乱到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在极为落后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组织了一次次规模浩大的军事远征，其跋山涉水之远，登峰攀岩之险，冲踏流沙之难，横越绝漠之艰，令人惊叹、难以想见，为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历经百余年的开疆拓土和顺康雍乾诸朝的苦心经营下，大清帝国至乾隆年间登上全盛的巅峰。我国的疆土和海域所及，东接太平洋，西至葱岭，西北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域，北至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叶岛，西南至西藏达旺，东南至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南至南海诸岛，陆地面积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二）励精图治为实现和巩固全国统一，清朝统治者建立了一系列更加有效的制度，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通过设立军机处，进一步集中了皇帝权力，大大提高了处急应变效率和解决重大机要事务的能力。通过密折奏报制度，使督抚、藩臬和驻防将军等封疆大吏相互监督和纠察，不断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建立八旗兵重点驻防与绿营兵广布遍置相结合的军事制度，成千上万的驿站和递铺彼此相连、四通八达，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的严密而快速反应的军事系统。在财政上严格实行奏销审计制度，削弱了地方财权，使财权更集中地归于中央。通过这些措施，清朝基本根除了历代王朝曾出现的宰相擅权、宦官干政、外戚篡夺和地方割据等危害中央集权的隐患，使国家的统一达到了传统社会的新高度。 （三）稳定边疆在处理边疆和民族问题上，清朝也取得了新成就。边疆和民族问题，始终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乱兴亡紧密相联。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渔猎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反复出现，边疆地区的民族对抗和战争史不绝书。秦汉之匈奴，南北朝之匈奴、鲜卑、羯、氐、羌，唐之突厥、回纥、吐蕃，宋之契丹、党项，明之蒙古、女真，都与中原王朝发生过多次和大规模的政治对抗和残酷战争。 面对疆域不断扩大、边疆和民族问题更为复杂的新情况，清朝统治者在“首崇满洲”的同时，突破华夷之防，倡导天下一家，抛弃了明王朝歧视少数民族、把边疆民族地区视为边患的落后思想，采取各种有效办法协调民族关系、缓和民族矛盾，不仅稳定和巩固了边疆，更使边疆的少数民族成为保卫边疆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 清朝统治者立足边疆地区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习俗，根据各个地区、民族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分别建制。在政治和管理体制上，或立将军、或定盟旗、或依伯克，或驻大臣，或改郡县。建立“年班”“围班”制度，密切与边疆民族首领和上层贵族的联系。在经济上，鼓励屯垦，兴修水利，发展农牧业生产。特别是在18、19世纪，清朝的移民实边政策不断推进，流向边疆的中原人口逐渐增加，不仅促进了边疆开发，使边疆地区的生产方式由以畜牧业为主向农、牧、工、商多种经济形式转变，而且使东西部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军事上，设官驻兵，筑城戍守，兴修驿路，多置驿站，广设卡伦，不仅加强了边疆的军事力量，更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面对清朝晚期的外敌入侵和边疆危机，清廷又在故土新归的新疆、孤悬海外的台湾、满族发源的东北先后建立行省。这些行之有效的边疆政策，使广袤的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内地联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奠定了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地位，在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上巩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统一。 二、民族关系的新进步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齐以13副遗甲起兵，标志着满族（女真）的兴起。朝气蓬勃的满族（女真）在努尔哈齐、皇太极的带领下，先后统一了建州、平定了海西，之后又以“七大恨”伐明，通过萨尔浒等一系列战役不断大败明军，并在统一辽东地区之后，剑锋直指中原。在入关前的61年中，只有数十万人的弱小满族（女真）通过创设八旗制度，全面提高了本民族的组织、动员能力；积极学习汉族文化和蒙古族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快速进步；善于妥善解决内部争斗，保持了本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按照满族体制将其治下的汉族和蒙古族编入八旗，扩大了满族统治的政治基础和军事力量。在清朝入关前，满族已快速完成了民族发育，并在本民族内部统一的基础上完成了辽东地区的多民族统一，从而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一跃而起成为一支与庞大的明朝相对抗的新生政治力量。 （一）较成功地处理满汉关系与多民族的关系在满族完成民族发育的同时，我国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也基本完成了各自的民族发育，并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这就为清朝入关、实现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和重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创造了条件。同时，清朝所开启的统一进程又是与极为复杂的民族关系紧密交织和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些复杂的民族关系中，最主要的是两对关系，一是满族与汉族的关系，二是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 作为长期居于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汉族，与以少临众的满族相比，不仅在人口、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而且传统的华夷之别观念根深蒂固，民族差异十分巨大。在汉族眼里，满族既是异族更是夷狄，而汉族才是长期居于政治舞台中央的正统，这就决定了清初的满汉冲突必然是以残酷的战争作为开场。在统一中原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曾实施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法等野蛮弊政，并残暴镇压奋起反抗的汉族人民，甚至出现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大屠杀，给广大的汉族人民造成巨大灾难。但在干戈渐息、天下初定后，逐渐调整民族政策，并做出按照世代相沿的中国政治文化道统统一和统治全国的历史选择。清朝统治者以儒家文化为治国方略，积极学习和弘扬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文化，尊重和维持汉族地区原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成为汉文化和儒家道统的继承者和弘扬者。 在政治权力分配和任官制度上，建立满汉复职任官制度，中央六部及院、寺堂官均满汉并设而以满官领之，从而既平衡了满汉权力，又使大权归于满洲。通过选举制度笼络和联合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将科举入仕的汉族士绅纳入统治集团，并与之结成政治联盟和利益同盟。在意识形态和文教政策上，大力推行稽古右文、崇儒重道，缩小民族隔阂，减少文化冲突，构建满汉民族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和政治文化认同。清朝的这些汉族政策虽然具有时代、阶级和民族的局限，难以实行真正的民族平等，但确实缓和了满汉矛盾，促进了满汉民族的交流，使中国传统社会继续沿着固有的方向前进和发展。 在满汉关系上，满族长期侵淫于汉族文化，在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语言文字等方面逐渐汉化，汉文化也受到满族等其他民族文化的滋养而更加发展。到清朝中叶以后，满汉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民族敌视和对抗渐趋缓和，满汉文化逐渐得到了满族和汉族人民的双向认同，这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在清代，数十个少数民族生活栖息在半数以上国土的边疆地区，是稳定和巩固边疆的最主要力量。有鉴于明末九边烽火连天的历史教训，清朝统治者极为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清朝号称中外一体、天下一家，按照“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基本方针，正视民族差别、尊重文化差异，贯彻礼法并用，实施恩威并举。在中央设置和完善理藩院，总理蒙古、西藏和回部等少数民族事务。面对不同地区、针对不同民族因俗立法、因时制律，清朝民族法条的数量之多、领域之广、科目之细、成效之著，远迈历代前朝。通过驻军、屯田、改土归流等措施，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比历代王朝更加直接而有效的管理，努力实现声闻四达、政令畅通。 （二）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清朝统治者的这些行之有效的民族和边疆政策，不仅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推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相互交往和民族融合。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时间的杂居共处中，联系日益紧密，交往日益频繁，在生产生活方式、思想价值观念和国家民族认同等方面日益接近，满汉等全国各族人民逐渐从民族偏见和对抗中摆脱出来，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共同缔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 历史表明，中国的民族融合与中国的统一相为表里、如影随行，古代中国统一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断走向融合的历史。中国统一历史格局的形成与中国历史上古代民族的多次迁移及民族间的频繁往来和长期融合密切相关。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诸多民族历经绵延不断的杂居、交流和融合，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统一体。伴随着清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和边疆内地的相互交流，大批汉族和其他中原民族流向边疆，部分边疆民族也迁入内地，双向的民族流动空前地加强了边疆民族与中原民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国虽狼烟四起，边患频仍，屡遭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但中华各族人民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风雨同舟，共御外侮，与侵略者展开一次次殊死搏斗，用生命和热血捍卫了国家独立，实现了民族解放。 三、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峰伴随着中国的空前统一和民族融合不断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中国的传统社会也迎来了最后一个繁荣时期，这就是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始的持续时间达110余年的康乾盛世。 自秦汉以来，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往往要面对和处理三个最主要的问题，即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政治上的中央高度集权与小农经济极端分散之间的矛盾。其中，前两个是传统社会的共性，后一个是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个性。这三大问题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乱分合和王朝兴替。 （一）清前期处理三大问题的举措当历史进入清代以后，这三大问题又表现出新的特点，特别是在民族矛盾上，清代前期主要表现为满汉矛盾，在后期则转化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在清代前期，清朝统治者较好地处理了这三大问题，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阶级关系上，承继明朝基本制度而损益之，通过科举制度等名利之具牢笼知识分子，团结和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和士绅阶层，充实政治力量，扩大统治基础；惩治贪腐，荡涤积弊，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等制度，遏制官僚阶层盘剥百姓；对赋役制度实施重大改革，制定国民两便的赋役规则，堵塞私派加征，特别是先后推行“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士民一体当差等政策，益贫损富、打击豪强，调整了农民和地主、士绅阶层的经济关系，缓和了阶级矛盾，保护了农民利益。在民族关系上，平衡满汉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推动各民族和平相处和民族融合，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视民族关系和处理民族关系较好的王朝。 在处理中央高度集权与小农经济的关系上，严立纲纪，整顿吏治，提高中央权威，抑制政治腐败，保证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贯彻以农为本、劝课农桑的重农政策，废除圈地、投充等弊政，招徕流亡，奖励垦荒，轻徭薄赋，蠲免钱粮，减轻人民负担，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针对危害既久的黄淮水患，组织大规模的治河导运，实现了黄淮百年安澜、漕运畅通，减轻了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推广种植玉米、番薯、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和先进的种植技术，促进了农业生产，农业产量得到较大提高。这些在顺康雍乾诸朝相继推出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励精图治、刚健有为，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智慧和力量，促进了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把中国传统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传统社会的最高峰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最高峰，康乾盛世疆域空前辽阔、经济繁荣发达、文化成就巨大。在疆域和人口上，陆地国土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3亿，占当时世界人口的2/5，是明朝最多人口数的3倍，为清初最少人口时的6倍。在经济发展上，耕地面积达10.5亿亩，粮食年产量超过2000亿斤，人均年粮食达到680斤；国内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全世界超过50万人的十个大城市，中国所据有六；国库财政储备充足，白银多年保持在6000到7000余万两，最高年份至8000余万两；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在文化建设上，凭借强大财力，大力推进编书修典事业，所修典册类别之全、数量之巨、卷帙之繁无愧空前待后，其中的万卷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和七万余卷的丛书《四库全书》包罗宏大，丰富浩瀚，充分展现了高度发达的中华古代文明，是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系统总结。而伟大的文学名著《红楼梦》则以其恢宏的格局、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艺术造诣，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百科全书，登上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 四、走上曲折艰难的近代化道路从世界历史的长河看，清朝与历代王朝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不断地面对西方近代化的挑战。清朝兴起的17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兴未艾，全球历史的帷幕已经拉开。清朝灭亡的20世纪初叶，中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不断融入世界。清朝站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历史门坎上，它既是旧时代的终结，又是新时代的肇端，一部晚清史，既是中国人民历尽苦难，蒙受巨大民族牺牲的屈辱历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曲折前行，不断走向近代化、走向新生的奋斗历史。 （一）世界的近代化巨变在17世纪中叶，当清朝统治者挥戈入关、饮马长江，完成统一中国大业之时，当时的中国人认为这不过是王朝更替的故事，而丝毫没有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着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更没有意识到在200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侵略的狂风骤雨会惊涛拍岸，并最终冲决封建帝国的大堤。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西方的资本主义正在暴发式地加速前进。在清军入关的1644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已历一个半世纪，航海业和通信工具的渐趋发达，打破了不同地域间的民族隔绝，并为资本主义的扩张准备了条件。当人类进入18世纪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性大飞越，更推动着传统社会大踏步地快速跨入近代社会的门槛。在这期间，英国发生了产业革命，法国发生了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历经独立战争而诞生。这些伟大的历史事件快速送别了农业社会，迎来了工业化和近代化。18世纪以来的西方近代化浪潮激荡全球、震撼世界，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打破了古代世界的彼此隔绝，促进了分居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从而使人类的历史真正地变成了世界史。 （二）艰难的应变与曲折的近代化之路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同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也如沙漠绿洲，萌蘖初生，潜滋暗长。作为封建主义的对立面，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近代化，受到了强大的封建制度、传统势力的顽固抵抗和打击压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如雪上之霜，中国的近代化就是在这种极为复杂而特殊的环境下迈出艰难步伐。西方的近代化是通过工商业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形成和产业革命的推动来实现的，而中国的近代化却是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清王朝内外交困、陷入巨大统治危机的形势下，由统治阶级通过新政的形式组织和推动的。在鸦片战争后，清廷先后遭受了三次沉重打击：第一次是发生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第三次是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三次打击所带来的影响之深、变化之巨都是空前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英法列强的坚船利炮，孕育了洋务运动；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催产了戊戌变法；而《辛丑条约》的城下之盟，则诞生了辛亥革命，中国从此一步步地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渐去之时，为“剿发捻”和“勤远略”，清朝统治者终于在19世纪60年代抗起改革旗帜、开启洋务新政。在奕䜣、文祥等朝廷大僚和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大吏的推动、组织下，洋务新政以自强求富为号召，以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为起点，继之以民用工业并渐次展开：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揽外交和洋务新政。以“官办”的方式创建了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和福州船政局等19个近代军事工厂，为陆海两军生产军火和舰船。以“官督商办”等方式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织布局、汉阳铁厂等20余家民用工业，涉及航运铁路、煤铁开采、机器纺织、电报电讯等许多领域。创办京师同文馆和各类军事学堂等新式学校并选派留学，培养人才以供新政遣用。新式海军更是从无到有，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北洋水师共有舰船105支且技术先进、实力较强，规模之大位居世界第六、远东第一，是洋务新政的最集中代表，一如皇冠上璀璨的明珠，被清廷视为洋务新政的最大成果。 就在朝野上下普遍认为三十余年的洋务新政成果丰硕，同光中兴富国强兵之际，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不仅使北洋水师歼于一击，更彻底粉碎了清廷虚幻的复兴之梦。泱泱中华惨败于“蕞尔岛夷”和割让台湾、赔偿白银两亿两的奇耻巨痛，使朝野上下受到极大刺激和极大震动，引发了深刻的思想解放，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强烈要求“大变、全变、聚变”的改革洪流。于是，在1895年春，以康有为的万言书和紧随其后的数百举人“公车上书”为标志，维新变法序幕由此拉开。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积极鼓吹救亡、变法的推动下，经过全国各地陆续出现的各种学会、报刊的思想、舆论酝酿，维新变法终于迎来了它的高潮——戊戌变法。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全面推行新政改革。在政治上,广开士民言路，鼓励保荐人才，调整裁撤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在经济上，设立商务局、农工商局等机构，支持兴办近代企业,整顿厘金弊政，保护商业发展，奖励发明创造。在军事上，裁汰老弱，整顿改革八旗、营勇，扩充海军、筹办团练。在文教上，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兴办学堂，倡导西学。戊戌变法的快速全面推进，深深触动顽固官僚的切身利益和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快速激化了帝后矛盾，使这场持续103天的改革以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而宣告失败。暴风骤雨般的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启迪了人们的思想，开启了政治改革的闸门，成为之后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的大潮先声。 伴随着战败求和的庚子事变，中国进入了20世纪。这个极为惨痛的世纪开端，标志着灾难深重的中国的阶级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不断的主权沦丧、国土割让、巨额赔款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深刻觉醒，全面进行政治改革以拯救危亡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呼声。 伴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觉醒，在清朝专制政府之外，主张推翻清廷的革命派和主张尊君重民的立宪派相继登上历史舞台，逐渐成为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政治力量，推动着新世纪的历史车轮不断加快前进的步伐。为维持摇摇欲坠的专制统治，慈禧太后不得不在1901年重新举起改革旗帜，以“新政”之名实施其血腥镇压的戊戌变法的大部主张。1905年之后，内外交困的清廷以预备立宪为主旨，陆续推出一系列政治改革举措，并曾在前期给立宪派带来巨大政治希望，但清廷的虚以立宪、实则专制，使大多数立宪派从失望到绝望直至心向革命。 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自19世纪末即矢志革命，先后组织兴中会和同盟会，提出了著名的三民主义革命主张，深刻揭露了清廷压迫人民、丧权卖国的极端腐朽本质，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清活动和武装起义，付出了巨大牺牲。革命派以掀翻天地的斗争精神，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不断宣传革命、发动革命，革命形势渐由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终于迎来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和辛亥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由军事近代化、经济近代化走向政治近代化，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分水岭。 五、在内外交困中走向灭亡在康乾盛世的辉煌巅峰，中国已经迎来了踏浪而至的西方资本主义，而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即是其标志性事件。乾隆帝等统治者对外面的世界了然无知，更没有意识到世界一体化的进程波涛汹涌，不可阻挡，依然沉睡于天朝上国的酣梦之中，并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拒绝了英国提出的扩大贸易和通商要求，从而关闭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伴随着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和国内社会矛盾的深化，清朝很快从盛世的巅峰跌落下来。在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一次次野蛮侵略和不断爆发的大规模农民暴动，使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烈、空前复杂，大清王朝由此开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进程，进入四海穷困、内乱渐起的多事之秋。 （一）由盛转衰早在乾隆王朝的后期，因土地兼并、贫富分化和人口膨胀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零星民变已暗流渐涌、此起彼伏，至嘉庆元年（1796），终于酿成持续九年半、遍及五行省的白莲教农民大起义，成为大清王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五十余年后，1851年（咸丰元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摧枯拉朽、荡涤一切，历时14年，横扫17省，成为中国和世界历史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农民起义，给予清朝的腐败统治以沉重打击，充分展示了中国农民的伟大力量。作为传统社会的大多数，中国的农民阶级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生产生活方式十分简单和脆弱。在人给家足的承平时期，这些默无声息的农民如同顺服羔羊，仿佛一盘散沙，似乎毫无力量，被统治阶级称为草民。但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和阶级压迫一旦使他们难以为命、揭竿而起，并有效组织起来，这些苦难的农民便如雄狮出笼、猛虎下山、火山崩射，爆发出任何势力都难以阻挡的惊天力量，深刻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方向。 为镇压白莲教起义，清廷阵亡副将以上高级军官400余人，消耗白银两亿两，相当于全国财政的四年总收入。为镇压太平天国，清廷面对腐败的八旗绿营和财政危机，不得不实行兴办团练、自筹军饷政策，使地方的厘金自征自用和兵为将有、将由帅选得以公行。随着湘军、淮军的崛起和汉族督抚势力的坐大，清廷逐渐在任官、财政、司法、军事等方面权落屏翰，政治格局由内重外轻向内轻外重转变，清廷权威和专制统治发生严重动摇。在清朝后期，面对从白莲教、太平天国到义和团的一次次农民大起义，清朝统治者不从澄清吏治、抑制贫富分化入手来缓和社会矛盾、挽救统治危机，而是扬汤止沸地血腥镇压那些抗暴图存的苦难百姓，继续维持专制统治，这不仅充分暴露了其腐朽没落的统治本质，也使自己付出巨大代价，不断陷入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统治危机。 在内乱不止的同时，以1840年（道光二十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各个帝国主义列强也自西徂东，相继大举入侵，严重侵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攫取了极为巨大的特权和利益。帝国主义列强逼迫清廷签订了1000多个不平等约章，侵略之手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文教等各个方面；侵占和掠夺中国领土约174万平方公里，并通过租界等形式，把中国领土划为列强的势力范围；勒索大量赔款，仅《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即赔款约12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廷全年财政收入的十倍之巨。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疯狂掠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民族牺牲，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从飘摇走向绝境面对农民起义和帝国主义入侵的双重打击，清朝陷入内外交困的统治危局。为应对统治危局，清朝统治者先后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和自救举措，但这些举措不断受到腐败吏治的严重侵蚀和顽固势力的阻挠反对，而作为改革的谋划和组织者，清廷的核心领导层墨守祖宗成法，固守既得利益，缺乏全面改革的勇气、决心和智慧、力量，最终使大清王朝从风雨飘摇迈入灭亡绝境。 在清朝后期，吏治腐败愈演愈烈，大小官僚不仅因循疲玩、苟且懈怠，而且贪污成风、贿赂公行，横征暴敛、中饱私囊。这些专制痼疾和陋习沉疴陈陈相因、积重难返，使国家机器运转失灵、政令不行、效率低下、内耗纷起，给清朝统治造成重大损害，也使统治危机日益加剧，社会更加黑暗。 在统治者被迫学习西方的改革之路上，更是不断受到顽固势力的猛烈抨击和坚决反对。顽固势力不是某个派别和集团，而是遍及朝野的巨大惯性力量，是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总代表。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华夏文明以其高度发达和早熟而自立于东亚，影响着周边，从统治阶级到普通百姓，无不认为中国的文明声教举世无双，泽被天下。当近代化的新生事物渐次来到中国时，便受到了极为强大的传统势力的顽固抵抗，面对着冥顽不灵、深闭固拒的顽固势力，各项改革都被迫而起、阻力重重，每个新生事物都只能曲折而生、匍匐而行。比如，在洋务新政已举办数年后的1866年（同治五年），因京师同文馆要招收举人、生员和翰林院官员入馆，就被社会上的顽固势力攻击为“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官居大学士并名称一时的理学家倭仁也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上奏反对。中国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于1871年出国学习后，便不断受到“用夷变夏”的猛烈抨击，三批留美学生不得不中途停学，全数撤回。铁路本是先进的交通工具，为修筑铁路，洋务派与顽固势力曾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论辩，愚蠢的上海道还在1876年（光绪二年）将英国人在上海修筑的铁路以28万两白银的高价购回、就地拆毁。如果从英法美三国领事于1863年向李鸿章建议承修铁路始，到1889年初慈禧太后下决心修建铁路止，期间竟达26年之久。这些事件充分说明了中国走向进步的改革之艰、步伐之重。 更为致命的是，在清朝灭亡前的72年里，清朝的历任最高统治者和核心统治集团未曾洞察到中国正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和近代化历史潮流缺乏全面清醒的认识和因时而变的有效应对，继续按照祖宗家法和传统治术维持统治。正因为如此，自鸦片战争后，为抵抗侵略和挽救危机，清廷虽相继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但这些改革，从谋划到组织，或被动应变，或投机短视，从未进行过通盘的顶层设计和深思熟虑的周到安排。比如，洋务新政的改革不仅发生在鸦片战争20余年后，而且是由奕䜣和曾国藩等贤王能臣来发起和组织实施的。戊戌变法则是在甲午战败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推动、光绪帝所组织的，而真正控制清廷大权的慈禧太后，却做着事后裁定是非的旁观者。清末新政则是在八国联军蜂拥而至，清朝统治摇摇欲坠之际，为应对日益强烈的改革呼声和立宪派的不断抗争而采取的权变之策。清末新政是清廷维持统治、挽救危亡的生死时刻，是历史留给统治者的最后机会。但清廷统治者身陷生死危局而不自知，厝火积薪、麻木不仁，鼠目寸光、利令智昏，不能顺应历史潮流，不能满足人民期望，不少改革名曰新桃实为旧符，甚至成立皇族内阁，开出历史倒车，最后只能在广大人民的愤怒声讨和武昌起义的枪炮声中被赶下历史舞台，踏上不归之路。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后，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在随后的2月12日，清廷被迫发布清帝退位诏书，宣告长达268年的大清王朝的终结和辛亥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中华民族彻底告别了封建帝制，开启了走向共和的历史新征程，古老的中国从此翻开了新的历史一页。 作者简介 顾春，1965年生，山东博兴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来源·争论·特性》《陆九渊教育思想研究》《人之为人》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