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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第４期。 新中国历史学已走过了整整70个年头。70年来，在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下，新中国史学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并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史学理论体系。这一史学理论体系，既有对中国优秀史学传统的继承，又有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创新。其中，根据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在借鉴与反思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史理论体系，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最新进展之一。 一、新中国现代化史理论的历史渊源 对“现代化”历来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通常认为，现代化主要是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而对这一历史过程所作的专门性、系统性的阐释与探索，便形成所谓现代化理论。 尽管一度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主要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学者，但在近代中国却有着更早的历史渊源，这就是1933年7月《申报月刊》特辑所发起的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实际上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延续到40年代，30年代则是其高潮，讨论中所涉及的问题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认识，同时也说明现代化理论并非西方独有的专利，它很早便引起了中国学界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 我个人认为，在那场讨论中，最值得关注的焦点之一，是时人对工业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探讨，这既是当时争论的中心，也是梳理中国现代化史理论最重要的历史线索。 近代中国，除民族生存危机外，最能引起人们关注的，便是中国如何才能从积贫积弱变得富足、强盛，也就是如何通过工业化而实现现代化，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罗荣渠教授曾指出，在那场讨论中，“虽然论者对现代化缺乏统一认识，但认为应‘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提高’，以及类似的论文，在讨论中明显占上风。”黄兴涛、陈鹏也强调，尽管当时人们已开始注意从整体上和多侧面去把握现代化的概念，但是“工业化与机械化仍是当时国人把握‘现代化’概念时较为一致，也更具底盘意义的基础内涵”。 这就意味着，在当时意见纷纭的现代化讨论中，聚焦点已逐步归结到“工业化”上，更有甚者，则直接将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认定现代化的目标就是要通过产业革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工业化不仅具有经济上的变革意义，而且具有社会整体变革的意义。如1933年，经济学家张素民就明确指出：“就国家社会而言，现代化即是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凡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即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化为其他一切的现代化之基础，如果中国工业化了，则教育、学术，和其他社会制度，自然会跟着现代化。”向工业化方向的聚焦并非偶然，乃是当时西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中国落后的现实、唯物主义思潮的传入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化问题，不仅是当时现代化问题讨论的聚焦点，而且自身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晚清以降，就中国工业化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事实上远早于对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如1897年梁启超就曾提到过，“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1898年，康有为更明确要求清政府将“定为工国”作为自己的“国是”。此外，张謇的“棉铁主义”和孙中山的《实业计划》都曾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方案和途径。到20世纪20至40年代，各种报刊杂志上有关工业化的讨论文章，数量上远超过有关现代化的讨论，并且有多种专书出版。由此可见，在当时探讨中国发展出路时，工业化与现代化（近代化）都是重要的思想主张之一，但从时序上讲，工业化主张似更早于现代化主张，其声浪和影响也曾一度超过后者。 更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化讨论中受唯物史观影响的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如恽代英、杨明斋、杨铨等人，绝大多数主张要突出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内涵，视工业化为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如同黄兴涛、陈鹏的论文所揭示，“理解并认同‘科学化’、‘工业化’、‘机械化’、‘民主化’等共识性内涵，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可谓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及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把握和使用‘现代化’概念的基本思路。不过相对而言，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更偏重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发展等方面。” 在做了如上工业化与现代化历史线索的思路清理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个时期（大致为改革开放前30年），现代化并非新中国的主流话语，反而是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主旋律。内中其实有着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传承、接续过程。相对那些比较模糊、空洞的现代化概念，共产党人似乎更看重比较实在的工业化路线，并愿为此而脚踏实地去奋斗。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即明确指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迅速改变旧中国极端贫穷、落后的现状，从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旨在通过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伟目标。 围绕新中国的上述建设目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中国工业化的目标、内容、实现方式和重点任务等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产生了一批相应的学术成果。这些探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固然主要受到苏联工业化模式和理论的影响，过分强调了重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带有一定片面性。但回过头来看，也未尝没有受到民国时期关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讨论的影响，如关于农业国工业化的讨论、关于国民经济结构的讨论、关于工业化与计划经济、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的讨论，在民国时期的那场大讨论中，似乎都可以找到其思想的渊源。 因此，从表面看，新中国的现代化史理论是受西方学术影响的结果，但实际上却渊源有自，其历史比西方还早了约30年左右。其次，虽然从表面上看，新中国前三十年并没有产生系统的现代化思想，甚至连现代化的字眼也很少出现，但通过对与现代化密切关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现代化事业实际上仍在进行之中，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思想和经验也在潜移默化的积累过程之中。这一切，均为后来中国特色现代化史理论体系的创立奠定了历史的基础。 二、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特色现代化史理论的探索 在新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现代化”一词的是周恩来总理。他在1954年的一次讲话中，首次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1963年他又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然而，在当时举国都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时，现代化的概念和主张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更谈不上系统的理论和学术研究。 直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正式拉开帷幕，现代化建设成为国家的重要国策；与此同时，随着国门的开放，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于西方的现代化思潮蜂拥而入，如何回应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挑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遂成为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不得不面对的一大课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史理论的使命也随之产生。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是中国现代化史理论创建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罗荣渠教授通过出版《现代化新论》等一系列著作，率先将现代化研究引进史学领域，通过吸收和整合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张，为创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史理论奠定了初步的研究基础。其理论探索和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运用唯物史观对现代化概念作了新的阐释。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现代化的定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社会发展学派偏重于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内涵；结构功能学派强调整体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派则将现代化视作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看作是一种“文明的形式”。罗荣渠教授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现代化广义上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引发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的大变革，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动力，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过渡。尽管现代化不等同于工业化，其涵盖范围超过了工业革命、工业化等概念，但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基本动力是工业革命所解放出来的现代生产力，现代化的根本方向是追求工业文明。这样，就将“现代化”从一个超时空的比较空泛的概念，确定为一个既有起点也有终点的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从而变成一个可以明确界定的科学范畴”，大大拓宽了西方现代化和发展理论的研究领域和范围。 其次，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现代化整体阐释框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观，罗荣渠教授在现代化史研究中提出了“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并以此作为现代化史研究的整体性阐释框架。这里，“一元”是指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力的变革，即所谓“中轴原理”：与生产关系相比较，生产力才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主轴；“多线”则是指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同一种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适应不同的社会结构，工业文明的演进可以有多种形式。“一元性是社会发展的共性，多线性是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两者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共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罗荣渠教授提出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并不否认历史上存在“五种生产方式”的嬗替，只是不赞成在实际历史发展中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民族都是按照五种生产方式的序列纵向继承发展的单线观点，并认为单线继承的观点并非马克思的原意。在现代化史研究中，“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最大意义，便是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将现代化从“资本主义化”和“西方化”的范式中剥离出来，进而探讨不同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不同道路和不同模式。 最后，对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现代化进程作了初步的总结和提炼。尽管罗荣渠教授关于现代化理论的思考以世界史为主，侧重于理论的创建，但又史论结合，将中国近代历史巨变放到世界现代化史的总进程中考察，对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进程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其基本观点是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是各种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合力”推动的结果，无论是“西方中心”还是“中国中心”观，都是片面的；在内外因素交错作用下，近代中国的变革呈现出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四大趋势的互动，并构成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他反对将革命化和现代化看作截然对立的两种趋势，认为中国现代化的特点恰在于通过革命化而走向现代化。他还根据这四大趋势的变化特点，总结了中国现代化三次模式大转换的发展历程。 几乎与罗荣渠教授同时，武汉的章开沅教授及其团队通过“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重点项目成果，也对中国现代化史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同罗荣渠教授着重从世界史视角对现代化进程进行理论思考不同，章开沅教授及其团队更侧重于“由中国看世界”，对中国早期现代化（或称近代化）历史进程进行中外比较研究，从历史实证中提炼、归纳中国现代化的诸多特征。该团队提出研究现代化历史，尤其是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应建立如下认识基础：（1）现代化历史研究依然要加强和深化对政治斗争史、政治发展史的研究，但又不能停留于对这一主线的原有水平的讨论；（2）现代化不是欧化、西化或资本主义化，而是全球所有国家普遍的发展过程。后发现代化国家文化传统、国情和时机等条件不一样，自会走上不同的现代化道路；（3）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开端、进程和状况是这个国家内部因素和世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区分绝对意义的现代化和相对意义的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后者关注的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每一个过程和步骤，而不只是那些长远和抽象的现代化指标体系。 除关注经济和政治因素外，章开沅教授及其团队对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因素、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以及人的现代化问题，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罗荣渠教授在这方面的不足。章开沅教授指出，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也不是简单的“工业化＋民主化”，“它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变革系统工程”，其中，“工业化与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诚然是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重要关键”，然而，“如果社会人文环境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如果人民生活总体素质存在着严重缺陷甚至继续恶化，则很难说是已经全面实现了现代化”。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上，则应注意处理好“离异与回归”的矛盾，所谓“离异”是指向西方文明的模仿、学习与趋近；所谓“回归”则指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本民族的主体意识，“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除罗荣渠教授为首的北京大学团队和章开沅教授率领的华中师范大学团队对现代化史进行了卓有成就的研究外，其他学者也分别从各自领域对各国现代化历史展开研究，初步形成了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史研究”的第一个“热潮”。主要著作有：钱乘旦和陈意新著《走向现代国家之路》（1987年）、钱乘旦著《第一个工业化社会》（1988年）、侯建新著《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增长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1991年）、许纪霖和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第1卷，1995年）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史研究持续走热。据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仅1998年后三年间国内便有近百种关于现代化的专著出版。21世纪头十年，现代化研究相关著作更是达到上千部之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吴承明著《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2001年）、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三卷本，2001年）、董正华著《世界现代化进程十五讲》（2009年）、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2015年）等。同时兴起的是现代化研究丛书出版热，如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化丛书”（胡福明主编，1998年）、辽海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国家的民族文化与现代化丛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1990—200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的“第二次现代化丛书”（何传启主编，1999—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化报告》系列（何传启主编，2001—2018年）等。以上研究所涉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三方面的主题：一是结合现代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二是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的持续讨论；三是进一步总结世界各国现代化模式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其中，何传启等提出的“第二次现代化”的观点颇值得关注。他们认为，世界现代化进程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第二次现代化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目前，重点是要以新的研究方法对“新型现代化”（即第二次现代化）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系统研究。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出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部署，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由此进一步明晰。围绕与中国现代化最新实践密切相关的道路、制度、理论、方案、经验等问题，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再次引起学界热切关注，并随之产生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以世界视野和当代立场观照中国现代化的最新实践和理论问题，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现代化理论紧密相融，着力探讨和总结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史理论体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新的思考。 由此可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史研究尽管时间不长，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无论在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史论结合上都还有可待改进之处，但几乎涉及了现代化史的所有重要领域和重要问题；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更是作了深刻反思，并已初步形成现代化史研究的中国学派。总体而言，可以说取得了长足进展，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史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思考 近4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史研究为何能够取得长足进展？关键有两点：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赋予了现代化理论更为宏大、深刻的内涵；二是将世界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与时俱进地回应了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和重大需求。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史理论体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弄清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理论的关系。因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史理论，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史理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乃是现代化史理论中国学派的根本特色。罗荣渠教授曾深刻论述过，马克思虽未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他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早在唯物史观形成之初即已提出，事实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正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应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和发展社会学的最新部分，应是运用多学科方法研究现代社会发展的综合的科学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与方法论应用于现代化研究，关键是要理论联系实际，“把对现代化作为世界性进程的整体考察当作建立综合理论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开展对各个层面的横剖面研究或专题性研究。”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实际，我们认为，在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史理论体系过程中，还应对以下理论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 第一，持续推进现代化理论的“本土化”与“中国化”。 中国现代化研究本身是应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潮而起，其任务和目标是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必须要服中国的“水土”，对中国的路子。简言之，只有同中国现代化实践密切结合并能够指导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现代化理论。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引进和研究现代化理论主要是为了通过研究西方现代化的经验为中国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即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步骤，如何选择最优化的方案，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那么，经过40年快速发展之后，我们今天最迫切需要的则是对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进行系统、全面的理论概括，上升为具有高度学理性和原创性的“中国理论”，从“照着讲”到“自己讲”，进而对世界现代化理论作出中国学派的理论贡献。其中，尤其需要深入思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关系究竟是什么？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这条道路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关系是什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什么？中国现代化实践所创造的具体经验是什么？中国现代化方案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到底有哪些启示？中国道路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在现代化理论的持续“本土化”、“中国化”过程中加以解决。 第二，进一步聚焦生产力和科技发展在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将这一对基本关系颠倒过来，研究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较多，研究生产力自身发展状况和作用反而较少。为此，我们必须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点，加强对现代化过程中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研究，对近现代以来生产技术变革、资源利用、劳动力供求、劳动生产率提高、环境演变等涉及生产力的各方面进行过细的考察，进而研究生产力如何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经济基础如何决定了上层建筑，近代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如何深远地影响了世界和中国的历史进程，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生产和再生产有何新趋势、新动能、新形式。 生产力诸要素中，科技发展及其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始终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已经历了三次产业革命，并正在经历新的产业革命即第四次产业革命。最新科技发展和产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遇，怎么估计也不为过。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在新科技革命中下好“先手棋”，抢占制高点，以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引领和推动中国全面现代化。 第三，正确理解现代化史范式与革命史范式的关系。 历史有着内在的继承性与延续性。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根子还在于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因此，要讲清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点，就必须要回到中国近代历史的独特性中去寻求答案。 中国近代历史的特点之一，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的主题。当时中国面临的两大任务：一是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通过工业化和现代化使中国富强。如同刘大年同志所指出，“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就二者关系而言，十分明显的是，没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也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富强。只有赢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才能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开通道路。正因为如此，革命史范式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叙事的主流模式，就不足为奇了；政治史相比经济史受到更多的关注，也不足为奇了。 应该说，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全过程来看，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并非两种截然对立的范式，既不能以现代化否定革命化，也不能以革命化排斥现代化，二者是可以相互包容和相互补充的，随时代演变各自都有可能成为某一时代的主导性范式。大体上，1949年以前，是以革命化为主导，1949年以后，随着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工业化和现代化则成为时代的主流。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以革命史范式书写中国近代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也并没有完全排斥“工业化”和“现代化”理念；而在另一方面，即便是当工业化和现代化取代革命化成为时代主流之后，革命化的传统和精神也并未过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还会继续延续和传承，进而型塑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特质，使其区别于西方式的现代化。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还要强调革命文化传统重要性的原因所在。历史地看，革命化和革命文化实已融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法“告别”，更不容舍弃。 第四，积极面对新时代、新使命的挑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新时代现代化目标体系的确立和完善，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同时，也对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体系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结合“强起来”的时代内涵和中国梦的奋斗目标，新时代的现代化研究应有其新使命和新重点，应在理论创新上实现重大突破。 一是要重视现代化中的“制度”因素，把握新时代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但最根本和本质的一条，便是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中国奇迹之所以能够产生，关键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现代化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的有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中国一切成绩取得的基础和根本性的制度保障。制度优势与治理方式密不可分，目前亟须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充分发挥国家在现代化中的凝聚和引领作用；同时也要加强对社会治理方式的研究，充分激发社会的活力和创造性，形成国家与社会在现代化中的强大合力。 二是要重视现代化中的“公平”因素，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新时代的现代化需要更加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更加注重人的现代化，让普通老百姓分享到更多发展的红利，走共同富裕之路。为此，必须研究如何才能打好扶贫攻坚战，使贫困人口能全部按时、保质脱贫；必须研究如何提供更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和教育、医疗服务，真正做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必须研究如何不断改善民生，提高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和成就感，营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 三是要重视现代化中的“质量”因素，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建设的第一阶段，我们注重的主要是经济发展的数量指标，将蛋糕做大，解决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那么，在“强起来”的新时代，我们则必须注重发展的质量，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实现从数量之强向质量之强的转变。为此，必须研究在现代化中如何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走创新型国家建设之路。新时代的现代化，还包括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的生态现代化。我们必须秉持绿色发展理念，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绿色发展方针，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四是要重视现代化中的“国际”因素，实现更加开放的现代化。如果说在现代化重启的第一阶段，我们更多的是眼光向内，通过改革开放，引入国外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促进综合国力的成长，那么，新时代的现代化，将会是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的现代化，中国将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研究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顺应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坚持多边主义和贸易自由化原则，反对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更多地参与、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进程，更多地在国际事务中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综上，现代化已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潮流，是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源起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但绝不可以盲目照搬，必须实现突破和超越。可喜的是，新中国建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史学界和理论界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丰富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已经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史理论体系，逐步从现代化理论的“跟跑者”成长为“引领者”。但是，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还远未结束，新一轮现代化浪潮正在神州大地兴起，我们必须有新的思考和新的作为，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真正做到“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为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