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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作为图腾之牛 在西南地区，彝族、傈僳族、怒族、德昂族、傣族、布依族、藏族、珞巴族、壮族、黎族、哈尼族等民族的部分地方性群体，有将牛作为图腾的习俗。 哈尼族将牛视为天地万物的本源，其创世史诗《奥色密色》这样描述说: “牛皮变成天，牛肉变地，牛的左眼变太阳，右眼变月亮，牛牙变星星，牛骨变石头，牛头变草木，牛泪变雨，牛舌变虹，牛血变江河，牛死时的吼声变成雷，喘气成风…… ”除哈尼族外，布朗族、纳西族、藏族、珞巴族都讲到了牛化生万物的神话。在这里，牛的象征意义为万物之母、万物的始基。这与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坤为地，为母，为子母牛”有异曲同工之意。牛具有生殖力的象征意义使之在许多民族社会备受尊崇。不仅如此，还被一些民族视为图腾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布依族曾以牛、白水牛等动物为氏族图腾，认为牛是他们永远的保护神。据传说，布依族某一氏族始祖率领军队行军途中，因为迷路而三日无水，后来由白水牛和秧鸡引路，他们才找到水源。白水牛成了他们的始祖。他们将禁忌吃白水牛肉写在了自己的族谱里。布依族还认为，牛的灵魂为善神，它能保佑便宜平安，并赐给后代幸福。所以在他们的服饰习俗中，戴帕子总要留两个角，以模仿图腾形象，使牛图腾的一些特性能转移到自己的身上，并获得神灵的保佑。在他们的民居习俗中，牯牛头或角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把牛头或角钉在门框或椽子上，再系上红绸，认为这样可以镇宅驱邪。 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有着极具特色的牦牛文化。牦牛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之物，更是他们心中崇拜的图腾，在藏族的史籍及民间都有许多关于图腾的神话传说。他们认为牦牛与人类有某种血缘关系，是人类的祖先。人与牦牛成婚的故事在许多地区都有流传。据藏族史料《王统世系明鉴》记载，王妃在牧马场牧马时，梦见自己与牦牛山神化身的白人交合，醒来后真的看见一头白牦牛从身边走开。后来王妃怀孕生下一个血球，她把血球放在一个野牦牛角里，结果孵出一个男孩。孩子的名字叫“如列吉”，意思是“从牛角出生的人”。这里的白牦牛是男性神祇。而果洛地区流传的神话中的牦牛则是女性的化身。传说中讲: 古时有一年轻男子与白牦牛化身的美女成亲，生下一个儿子，繁衍成今天的上中下三果洛。藏族嘉绒人为古牦牛羌的后裔，世代尊奉牦牛。甲绒人家都供奉祭祀“牛首人身”的大神。旧时每逢过年的时候，一些土司、守备、土官、头人等都要做一个二尺高的牛首人身的神像，供在家中的神位上。后来，甲绒人中的一些人奉琼鸟为宗族图腾，但仍把牦牛作为自己的远祖，在他们的宗族图腾——琼鸟的头上多出两只角，以象征牦牛。他们曾有过不吃牛肉的禁忌，虽然后来禁忌被打破，但杀牛时，牛头不能吃，要供奉在屋顶上。 一些地区的侗族还认为自己的祖先与牛有某种联系，称为“笨腊国，腊秀想面荡门”，意为“水牛的根骨，如象骨之高贵，犹脂肪之清香”，系高门望族，血统纯正。有的还以牛的犄角置于门楼枋上，示以为荣，表明与牛的渊源关系。该类人家在村寨中享有较高地位，人们多喜与之攀亲结缘，而家中孕妇梦到牛，亦视为吉兆，必生贵子。 除上述牛在西南民族社会中的意义外，牛还作为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友好象征等被表达，这些都说明了牛对许多民族来说，并不视之为单纯的动物或家畜，而是作为生活生命的组成部分嵌入社会文化中。 结论 综上，笔者对牛在西南民族社会的种种表征进行了描述，反映了牛的多义性。关于牛的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界并不陌生，有许多精辟的分析，最为出彩的莫过于埃文思－ 普里查德对努尔人的牛和马文·哈里斯对印度圣牛的研究。在《努尔人》一书中，普里查德认为，作为牧民的努尔人，其兴趣便是照顾牛，“他们不仅靠来获取许多生活必需品，还以牧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牛是他们最心爱的财产，他们情愿冒生命危险来保护自己的或窃夺邻人的牛群。他们大部分社会生活是与牛有关的。因此，对于那些想要了解努尔人的行为的人来说，最好的建议便是去看他们的牛。”不仅如此，普里查德还对牛在努尔人社会中的种种表现，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语言等，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如果说普里查德主要是从整体观视角来探讨牛在努尔人社会中的意义的话，那么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则更多地是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探讨印度圣牛现象。在其看来，印度圣牛是调节人与自然环境或资源的一个选择，农业生产的强化、自然资源的枯竭、人口密度的增加无疑带来了生存可持续性的困境，而牛所具有的诸多特性，如农耕牵引力、食草、产奶、粪便可作燃料等，既可缓解资源问题，又给生活提供了许多便利。牛在这里成为调节生态系统与人口压力之间的平衡物，所以保护牛的最好方法就是禁止食用牛肉并禁止杀牛。不过，在本文所谈及的西南民族社会中，既没有如努尔人般以饲养牛作为主要的生计方式，也没有如印度人那样将牛作为生态环境与人口压力之间的调节物，而是将牛视为社会生活中重要的资源，并融入其精神寄托的层次。从牛的视角可以看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如何互动，人又是如何表达其对生境的认知。同时我们也看到，生活于一定区域的人们，在文化上既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共性如何形成，差异性又如何产生，是学科研究的旨趣之一。不过，在这里，笔者更关注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物，相对于人来说，是外在的客体。人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由物构成的世界，这些“物”，有的是客观存在的，有的则是人运用各种材料，按照自己的需要或意图制造出来的。物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要件，在某种程度上还构成了人生存的外在压力，对人性、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某种迫力。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与物的关系形成了一种纠缠，作为一种具有独立意志的自然存在体，人将这种关系融入意义的图景中，构建出象征性的符号体系，成为连接主体与客体媒介，从而扩展到“文化”的领域，成为文化的一种类别——物质文化。什么叫物质文化? 学术界对此没有统一的认识，但在人类学发展的历史上，它曾被视为人类社会前行的一种标识，如摩尔根就将之作为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标志。在这里，笔者想探究的是，那些曾独立存在的自然界生物何以成为“文化”? 从物的视角，如何认识自身?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即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成为我们认识自身与社会、自然的重要工具。在文化唯物论者看来，文化是一个适应的系统，是一系列可以观察到的行为。人类本质上的生理、心理需求造成了人类社会的层次性，如同马林诺夫斯基功能论中所阐述的那样，人只有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创造文化。据此，我们可以看到，物在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意义，构筑了文化意涵。如果从文化源初性来说，物质生活世界是文化产生的母体，在此基础上，其他的文化逐渐生成。就牛而言，它是自然界的存在物，相对人而独立存在的客体。但由于人类生存的需要，与之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性，于是基于人的想象与认知，形成有关牛的“文化”，从中映射出一定的社会结构。当然，我们现在无从知道这一文化现象何时何地产生，只知道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融入了人们的建构，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性，也说明了不同群体共享一种文化的需求是基于某种认知上的一致性。反过来，我们又如何从牛的视角看待自身呢? 牛在历史上曾是许多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生产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它才被赋予了如此之多的意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20多年来，在政府一系列农业政策的引导下，如农业机械的广泛推广与使用、化肥农药的普及，以及农村大量劳动力的外出，使牛的地位逐渐下降，养牛的人家越来越少，甚至在一些村寨，已很难见到牛的身影。尽管一些地方还大量养牛，但已不是出于对牛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需求或精神层次的追求，而是出于对牛市场价值的追求。在此情形下，与牛相关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渐行渐远，牛似乎也不再具有特别的意涵，更不具有神性。由此可知，文化的生成与式微或消解，与人的需求联系在一起。作为理性的高级生灵，人类在发展中，不断地创造文化，也不断丢弃文化，与牛的关系，反映出人类本质的自我性，许多自然界的生物被我们置于自我创造物之上，并成为这些创造物的附庸。尤其是当下，科学技术主义不仅改变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对自然界的态度，由直觉、感性转变为经验和理性，自然界失去了让我们想象的空间，与其关系不再是一种温情的互惠关系，而仅仅是供人类需要的冰冷的物质世界。换言之，牛在某种意义上暗含着知识与权力，当下的发展意义和价值是以技术追逐经济效益，关注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联系，并没有真正寻求一个互惠的社会文化生态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