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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中国世界史学科在回顾、总结和反思中前行，取得了突出成绩。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邢来顺和吴友法主编的6卷本《德国通史》、钱乘旦主编的8卷本《英帝国史》，分别成为德国史和英国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随着新的史学理论、方法的引入以及多种范式的交叉和融合，传统领域更为细致深化，新兴领域蓬勃发展。 回顾七十年发展历程 2019年适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史学界全面回顾和总结了70年来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并进行反思和展望。 世界史学科的整体性飞跃发展得到学者们的一致认可。马克垚《70年砥砺前行的中国世界史学科》（《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指出，1949年以来，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飞跃，现在“可以到世界史坛上和同行辩道问难，相互切磋”。徐蓝《新中国70年世界史学科的回顾与展望》（《光明日报》2019年8月26日第14版）认为，世界史学科在机构建设、人才培养、学术梯队、学术研究等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汪朝光《中国世界史研究70年回顾与前瞻》（《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9期）表示，世界史研究确立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 晏绍祥《世界古代史研究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27日第6版）指出，对世界古代史的研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真正开始的，他回顾了世界古代史体系初步建立、进入恢复和发展阶段、逐步走向繁荣的历程。陈志强《我国世界中古史研究走上快车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0月28日第5版）认为，70年来，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巨大发展、学术自信不断增强、学科体系逐步完善、学科专业水平持续提升。侯建新《“黑暗中世纪”研究迎来光明前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1月25日第5版）表示，70年来，学术界逐渐破除了“黑暗中世纪”的认识误区，中世纪史成为我国史学界进步最为明显、成果颇为丰厚且富有新意的学术领域之一。钱乘旦《世界近代史研究成绩斐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27日第6版）指出，世界近代史学科建设取得了成效、学术研究日渐深入，但仍面临一些问题，需要继续努力。徐蓝《世界现代史研究彰显中国话语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2月9日第5版）指出，世界现代史学科梯队建设卓有成效、专题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资料建设突飞猛进。 此外，学者们还指出了目前世界史研究中的不足，例如世界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亚非拉部分相对薄弱；偏重实证研究，缺乏理论思考；等等。正如汪朝光所言，“如何提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论题，建立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说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话语，仍是世界史研究者面临的艰巨任务”。 传统领域更加细致深化 政治史和外交史是中国世界史研究中起步早、积淀深厚的领域。政治史研究通过引入新的理论、方法和路径，不断扩展研究的内容和深度，使这一传统领域充满活力。在古代史领域，李卓《日本古代贡举的贵族化》（《史学集刊》2019年第5期）指出，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中，日本是最早实施科举也最早终结了科举的国家。日本的贡举始终是为贵族服务的，故仅仅存在于贵族处于辉煌时期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最终随着贵族的衰落而走向终结。徐晓旭《波斯人的希腊祖先：跨越族群边界的名祖神话》（《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考察了波斯等名祖谱系神话版本的生成情境，挑战了以想象的血缘作为界定族群决定性标准的理论。 在近代早期史领域，学者们从封建地租市场化等角度切入，使圈地运动等老课题重新焕发活力。侯建新《封建地租市场化与英国“圈地”》（《世界历史》2019年第4期）从中世纪乡村生活内部出发，分析英国封建地租的演进过程，论证地租市场化与中世纪田制的颠覆和圈地运动兴起之间的内在关联。倪正春《英国议会圈地与民众的抵抗逻辑》（《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通过解读英国民众的抵抗方式及其效果，探究民众抵抗对议会圈地的进程和理念的影响。 在近现代史领域，学者们从文本考察、社会政治等新路径出发，对传统课题提出新解释。李宏图《清除“污名”：约翰·密尔〈论自由〉文本的形成》（《世界历史》2019年第3期）将以往对《论自由》文本的研究转变为对这一文本形成的考察，提出了理解该文本的主旨和思想的新思路。杜华《1835年废奴邮件运动与内战前美国奴隶制政治的兴起》（《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从社会政治的研究路径出发，考察废奴主义者发起的邮件运动如何推动奴隶制政治上升为全国性政治议题，为理解废奴运动与美国内战起源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考。 在外交史领域，学者们既重视对宏观理论的探索，也重视对微观实证的研究，并尝试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拓展研究视野。王立新《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与“西方”的形成》（《世界历史》2019年第1期）考察了美国精英如何发明新的身份叙事，重新阐释美欧关系，并将美国与西欧凝聚成文化、意识形态与安全上的“大西洋共同体”，打造出一个新“西方”。 新兴研究领域蓬勃发展 多种方法和范式的交叉和融合成为新的研究趋势，跨国史、医疗史和环境史等因而备受青睐。世界史学者们在这些新兴领域深耕细作，收获颇丰。 跨国史研究蓬勃发展，引人注目。张倩红、艾仁贵《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与犹太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运用跨大西洋史视角，分析近代早期以来港口犹太人的殖民活动与全球性贸易网络的建构及其历史意义。朱明《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的殖民城市——以那不勒斯、利马、马尼拉为例》（《世界历史》2019年第2期），从全球史视角探析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在城市建设上对各大洲的影响。 环境史因其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而方兴未艾。周小兰《“气候—危机”模式再探——以法国无夏的1816年为例》（《世界历史》2019年第1期）挑战旧说，认为气候异常—谷物歉收—经济危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说经不起推敲。医疗史研究异军突起，令人耳目一新。马瑞映、江文娟《20世纪英国对煤工尘肺的认知与治理》（《史学集刊》2019年第5期）指出，英国对煤工尘肺的认知经历过偏差与曲折的复杂过程。依循发病机理和社会的不断追问，英国逐渐找到解决之道，确立起较为完善的监管体系和实施机制。傅益东《论19世纪英国乡村医院的兴起》（《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认为，19世纪是英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乡村医院为民众提供了基本医疗服务，并凭借其筹资多元、设计合理、管理严格等特点而迅速兴起，弥补了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职能在乡村地区的缺失，为改善乡村民众医疗服务水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学者们还对如何运用跨国史和环境史视角研究中外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钟孜《“环境转型”研究：法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趋向》（《世界历史》2019年第3期）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所发生的“环境转型”的特点、动力和历史根源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3期开辟“跨国与全球视野下的史学研究”专栏，刊发了4篇文章，从不同方面探索如何在具体的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题研究中运用全球史和跨国史的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的指导下，2019年中国世界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此外，国内已有10余所高校购买了Gale Scholar全库，世界史数据库资料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为专业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