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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视和开展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批判性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是“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研究，不言而喻，批判性的研究作为原创性研究的内容之一，是基础性研究和对策性、前瞻性研究的结合，在新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清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类历史的歪曲，用唯物史观阐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彻底摒弃宣扬种族主义的“欧洲中心论”，深入批判并清除其在中国史学中根深蒂固的影响。 18世纪中期，德国哥丁根学派的一些史学家最早提出宣扬种族优越的“欧洲中心论”，后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史学家兰克推波助澜，成为19世纪殖民主义史学的核心理念，长期在西方史学占据统治地位。为突出日耳曼民族的“至高等级”，黑格尔将世界民族分为“历史民族”和“无历史民族”。他认为，世界历史虽始于东方，但中国还不是世界历史民族，中国所以能够走进世界历史进程之间，只是“因为它们自己的关系和我们研究的原故”。在黑格尔看来，中国文明犹如“空气”，是静止的和没有深度的；而西方文明则是“火”，火在对立统一中超越自身，不断完满。他还认为，“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兰克晚年曾口授《世界通史》7卷，其内容也只是古代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欧洲的历史。 “欧洲中心论”使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置于被动、消极乃至从属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前，已有一些学者对“欧洲中心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949—1950年，中国历史学家周谷城3卷本《世界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周谷城在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他通过对尼罗河流域文化区、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中美洲文化区6大古文化区的阐述，努力凸显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的特征，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中国不仅没有被排除在外，而且以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 继《世界通史》出版后，周谷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仍在继续。1961年初，他连续发表《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强调“世界史，顾名思义，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而欧美资产阶级史学极力宣扬“欧洲人高于世界其他各地的民族”。现在，“否定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建立具有新观点新体系的世界史的时候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周谷城拟参加复旦大学新的《世界通史》撰写时，重申了他的《世界通史》的体系，对以“西方为主体”，以“西方外为附庸”的思想表示反对。 西方史学把世界分成“文明的欧洲和落后的非欧洲”，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1964年，吴于廑用“整体史观”的思想，对这种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进行了批判。他说：“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所谓世界观点，是针对地区或种族的观点而言的。它应当排除地区或种族观点的偏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民族的历史”。吴于廑还通过远古以来的世界历史研究、通过对兰克、巴勒克拉夫等史家思想的研究，精辟地概括了“欧洲中心论”的真谛：“欧洲中心论者是以欧洲为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他们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在欧洲文明发生以前，所有其他文明都只是它的准备；在它发生以后，全世界的历史又必然受它支配和推动，是它的从属品”。西方史家从不把“落后的非欧洲”写进史书，如果写，“也是用以反衬欧洲的文明和进步”。这样的历史观不仅支配着近代以来的欧洲史学家，而且也影响着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是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长期的任务。 史学是时代的晴雨表。改革开放后，除周谷城、吴于廑外，陈翰笙、庞卓恒、何兹全、郭圣铭、罗荣渠、王绳祖等史家都积极参加了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世界史”必须揭示出世界各民族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关系，揭示出每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的发展方向。历史研究要破除“欧洲中心论”，并不意味着要以什么新的“中心论”去取代它，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恢复世界历史的本来面目。 20世纪末，美国学者彼得·F.德鲁克曾撰文说：20世纪末的今天，“我们正处于新的大变动之中。这场变动不再局限西方社会与西方历史。事实上，这场变动的一个基本方向即是：不会再有真正的‘西方’历史或‘西方’文明，只有世界历史、世界文明”。但是，德鲁克却强调“后两者都已经‘西化’了”，而且他认为“西化”的影响力十分广泛，已经扩及今天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如何评价德鲁克的“西化”论似可讨论，但毋庸讳言，“欧洲中心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仍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欧洲中心论”正是中国史研究“西化”的具体表现。旗帜鲜明地彻底摒弃“欧洲中心论”，仍是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长期的任务。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得到迅速发展，首先是因为这些研究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一些历史研究中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往往超出一般意义的“历史学”范畴，表现出政治的意识形态内容，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广大史学工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表现于历史学学科建设的意义，同时表现出历史学家的社会担当。如1954年开展的对胡适的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20世纪90年代，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提出的“东方专制主义”、“治水社会”理论的批判；21世纪初，对历史虚无主义社会思潮的批判；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提上日程，其主要任务是学习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清除和批判学术上的唯心主义思想。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提出“要善于把唯物主义的宣传工作和具体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这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界对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实用主义的史学方法论的批判，当时涉及的具体问题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如何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如何认识历史前进的动力，以及如何认识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性等。 1955年1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翦伯赞的文章《批判胡适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与方法论》，较系统地分析了胡适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文章认为，“胡适的历史观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再加上陈旧的进化论”。“为了反对历史唯物论，胡适首先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认为历史是可以任意雕刻的大理石，是可以任意摆布的大钱，是可以任意涂抹脂粉的‘百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让唯心论者任意修改的‘一幅未完的草稿’”。从唯心史观出发，“胡适否定客观条件对人类意识可以起任何决定作用”。“胡适又企图用陈旧的进化论观点来反对历史上有突变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他说历史是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改变，在胡适看来：‘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东西’”。关于史学方法，“胡适自鸣得意的方法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科学的假设与求证，与胡适的假设与求证毫无共同之处。科学的假设是指待证的真理，而胡适的假设是主观的成见，科学的求证是真凭实据，而胡适的求证是歪曲、涂改乃至捏造证据”。当时报刊上批判胡适唯心史观的文章并不鲜见，仅以《历史研究》为例，在1955年第2期发表有周一良《西洋“汉学”与胡适》、田余庆《清除胡适思想在历史考据中的恶劣影响》；1955年第3期有范文澜《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蔡美彪《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论胡适派反动的历史观及其流毒》、梁从诫《胡适不是研究历史，而是歪曲和捏造历史——在批判胡适历史观点讨论会上的发言》；1955年第4期有嵇文甫《批判胡适的多元历史观》；1955年第5期有任继愈《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1956年第6期有齐思和《批判胡适派对于世界史的反动唯心观点》等。对胡适唯心史观的批判，和学习、普及、宣传唯物史观，坚持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联系在一起，有助于广大史学工作者通过学术的和社会的实践，深入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改革开放后，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大量介绍到国内，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强劲的“西学热”。其表现之一，是所有在西方有影响的史学理论著作，几乎都有中文本在内地出版。这就不可避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曾集中对20世纪西方新史学思潮、克罗齐的史学理论、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马克斯·韦伯的史学思想、弗洛伊德的史学活动及其影响、汤因比和他的《历史研究》、爱德华·卡尔历史思想、爱德华·P.汤普森的史学思想与方法，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等进行了评述性的研究，同时还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展开批判。 《东方专制主义》在1957年出版后，在60年代、80年代多次再版，在西方学术界有较广泛的影响，中译本在1989年9月出版。魏特夫在书中提出“治水社会”理论和“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用“治水社会”体系，代替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攻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集中阐释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他认为东方国家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属于“治水社会”。这种社会需要大规模的协作和纪律，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于是就产生了“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主义”。他污蔑新中国不过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变种”。魏特夫公开声称他撰写这部著作的目的，是为了填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与共产主义运动作斗争时因理论上的贫乏而造成的“真空”。该书即是“为自由世界而斗争”、“献给自由世界的贡物”。1995年，《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开辟专栏，组织中国史、世界史学者撰写论文，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史实上的错误、理论上的谬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意图等。1997年，李祖德等主编的《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出版。编写者摆事实、讲道理，指出了魏特夫在中国先秦及两汉史、古希腊史、印度古代史中的大量史实错误，除揭露其反动的政治意图外，着重从理论上和学术上揭露“东方专制主义”的荒谬，因而有更强的说服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科学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一些西方理论家宣扬马克思主义“破产、过时”,资本主义已经取得“永恒的胜利”，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国内趁机抬头。这一时期的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所谓“黄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比较，诬称中华文明“愚昧”、“丑陋”、“充满奴性”，否定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散布“告别革命”、“否定革命”论，否定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否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鼓吹“全盘西化”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历史的真理性和客观性，以“解密历史”、“还原历史”为名，对客观历史事实“解构”、“拆解”、“摧毁”和“重新定位”，将历史碎片化，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抽象化，去“重写”所谓“价值中立”的历史。尽管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形式和内容不一，但都有明确的政治诉求，都是唯心史观在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2014年11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历史虚无主义评析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根源、认识误区及其在现实生活的表现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就如何治史护国、拒绝历史虚无主义进行研讨。2015年第3期《历史研究》刊发了“历史虚无主义评析”笔谈，“编者按”写道：“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和思想现象。它与民族虚无主义一样，在中外历史上具有长期的流传脉络和诸多表现形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对孪生联体思潮，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几起几落，多有表现。对此，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剖析与批判。史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集中批判，始于2005年，至今恰好十年。学者们一致认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历史虚无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并在近一二年出现一些新变种和新动向。”对这些“杂音”，中国史学界不能失语，这也是至今对历史虚无主义批判仍方兴未艾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