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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我曾经对20世纪中国史学作过一个回顾。弹指之间，20年倏然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也已届70周年。这70年的历程，如大江东注，势不可当，波涛奔涌，异彩纷呈，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逐步推进，历史学科，包括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内，也厚积薄发，成果宏富，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总体看来，这70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前十七年”曲折探索、“文革”时期萧条沉寂、改革开放之后重新振兴、新世纪以来收获丰富。在这里，我谨就7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谈几点体会。 一、唯物史观引领学术方向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开始了，但在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中，还只是其中一个派别，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史观”，如“民生史观”、“文化史观”等。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唯物史观日益深入人心，影响越来越大，直到新中国成立，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致力于科学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解决历史上的重大疑难课题。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家们满怀对新中国的热望，真诚地投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去，用以指导学术研究，成效非常显著。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围绕被称为“五朵金花”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社会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等重要问题的热烈讨论，就是对唯物史观学习和运用的直接成果。这些成果极大拓展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视野，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特性的认识，为改革开放后对中国历史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考察奠定了基础。 不过，其中也发生了不少错误，经历了很大的曲折。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很多学术讨论被上纲上线，当成政治问题处理。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历史研究成为“重灾区”，一些史学家受到迫害，有的含冤去世，直接导致历史研究的萧条沉寂。发生这种挫折，除了政治运动的干扰之外，主要还是由于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水平普遍较低，简单化、公式化、功利化的倾向比较严重。教条主义对当时政治和学术活动都产生了不利影响，严重阻碍了历史研究，留下的教训是非常惨痛的、深刻的，这也提醒我们要不断深入地学习唯物史观，永远坚持改革开放。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指引下，历史研究恢复正常。中国古代史领域的新材料、新成果喷薄而出，发展之迅速、著述之丰富，仅从发表论文的数量上就可以看出来。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的不完全统计，这70年来，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期刊学术论文就有13万篇左右，前30年共发表三四千篇，1980年至2000年，达3万余篇，新世纪以来，更达9万余篇。讨论主题也从原来的“五朵金花”等拓展到历史的方方面面，真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这个空前大发展，正是在唯物史观的引领下，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认识逐渐深化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史学工作者主要围绕“五朵金花”，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历史发展动力等问题进行讨论。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坚持唯物史观不能僵化、教条地理解，更不能简单化、公式化地套用，中国历史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普遍规律的同时，也有其自身的特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后，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特性成为学术主潮，创新成果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重点领域实现突破。这些突破大多是对原有重大问题的深化和拓展。如为揭示中国是否经历奴隶制社会，开启对文明起源的探究；为研究中国有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发掘历史时期市场经济、城市化等近代性的因素；为更全面地理解农民战争，注意从自下而上的角度、人地关系的视野考察历史，间接推动了社会史、环境史的兴起；等等。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改革开放后一些新的观念、方法的引入有关，而唯物史观的指导则是最关键的因素。这些成绩同时也是对唯物史观的充实与发展。 唯物史观的指导是历史研究科学性的保障，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时把握正确方向，看清历史的真面目，围绕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展开思考，避免“碎片化”的倾向。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已经证明，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才是正确道路。历史研究也是如此，既要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又不能故步自封，坚持开放的心态、创新的精神，才能在新时代取得更大的进步。 二、新史料发现与史料整理夯实学科基础 史观和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双翼，缺一不可。20世纪中国现代史学的兴起，就伴随着殷墟甲骨文、秦汉简牍、敦煌文书和明清档案这“四大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突飞猛进，既有赖于唯物史观的指导，也离不开规模空前的史料发现和整理。 一是考古发掘全面展开。时间上，远至距今200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近至明清，历代都有重大发现；空间上，从内地到边疆，从陆地到水下，发掘遗址遍布全国；内容上，有遗址，有器物，有图像，有书籍，几至无所不包。这些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相印证，有效地推动历史研究向纵深发展。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安阳殷墟等考古发掘为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使得我国古史真正成为“信史”。考古发现极大弥补了存世文献的不足，特别是在史料相对缺乏的领域，考古材料尤其重要，如郭店楚简对先秦思想史、政治史研究，云梦秦简、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居延新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五一广场东汉简对秦汉史研究，走马楼吴简对三国史研究，郴州晋简对西晋史研究，吐鲁番文书对隋唐史研究，黑水城出土文书对西夏史、元史研究，辽上京、金上京的发掘对辽金史研究，“南海一号”沉船遗址考古对宋代贸易史研究等，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墓志碑刻资料的大量出土，则对北朝史、隋唐史以至辽金史的研究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是重要文献不断被发现。这些文献有的来自于考古发掘，如甲骨文、金文、吐鲁番文书、简帛、碑刻等；有的则是重新发现，或源自公私收藏，或源自域外。如徽州文书，是由民间收集而来，被称为“第五大史料发现”，一门新学科“徽学”随之兴起；明抄本北宋《天圣令》，原藏于宁波天一阁，它的发现使人们对唐宋制度与社会变迁有了新的认识；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等，收藏于地方档案馆或博物馆，为人们了解清代地方社会与地方治理提供了翔实资料；域外收藏敦煌文献，原藏于英、法、俄、日等国，其中包含大量藏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粟特文等民族文字史料，史学工作者经过数十年系统整理和研究，使得敦煌学与隋唐史相映成辉。 三是存世史料得到系统整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从国家层面把史料整理放在重要位置。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后，将编印资料作为一项主要任务，之后一大批有关思想史、文学史、农民战争史、经济史、少数民族史等资料汇编先后推出，为此后历史研究打下史料基础。1955年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1000多万件明清档案得到更为有效的管理和利用，直接推进中国乃至世界的明清史研究。1958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启动二十四史等典籍的点校工作，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一旷古未有的文化工程，后代学者均受其益。1981年，中央下达《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古籍整理进入一个新阶段。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已达3.6万种左右。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以后，在史料的收集整理方面投入了巨大力量，仅收集清人文集就达4万余部，其中4000余部辑为《清代诗文集汇编》，列入文献丛刊出版。截至目前，清史工程已对数十万件档案进行了数字化整理，出版档案丛刊20种889册、文献丛刊75种2454册，超过20亿字的规模。资料整理工作不但保证了清史纂修，而且对全世界的清史研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70年间，从国家到单位以及学者个人，都在史料整理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不少大型史料丛书如《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唐代墓志汇编》、《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全宋文》、《全元文》、《中国地方志集成》等，往往要花费几年、十几年甚至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才能完成。这些基础工作，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术大厦夯筑了深厚的地基。 四是史料数据库不断开发。进入21世纪以后，计算机技术在历史研究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其中数据库开发为学者收集、处理、利用史料提供了极大便利。近20年来学术论著呈井喷之势，与此不无关系。传统的基本文献，如十三经、二十四史、地方志、明清档案，新发现的史料如甲骨金文、墓志碑刻、民间文书，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已建有专题的史料数据库。与传统的寻章摘句、手抄笔录相比，数据库开发大大提高了史料的利用效率，同时也对史学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事史学研究，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知识结构。 中国的史料浩如烟海，有规划的史料整理，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史料的发现和整理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史料不等于史学，更不能代替史学，对史料加以正确辨析和利用，还需要有宏观理论的指导和采用先进的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