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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科体系渐趋成熟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古代史研究发展不平衡，距现在越近，越相对薄弱，对历史整体面貌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经过70年的发展，学科体系日趋成熟。目前全国主要文科综合大学基本都设有相关专业，并且各具特色，每年毕业的研究生数以千计，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薪火相传，于兹为盛。 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看作是整体，分析历史的发展大势，尤其强调通史的研究与写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尚钺《中国历史纲要》，翦伯赞《中国史纲要》，郭沫若《中国史稿》，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等问世，这些都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有关中国通史研究和撰述的重要成果，也是学科成熟的第一个表现。 断代史研究均衡发展是中国古代史学科成熟的第二个表现。一些以前较少受到关注的时段，如十六国史、五代史、西夏史、辽金史、南明史等，都有了深入研究，清史研究成长尤为迅速。每个断代都有标志性著作出版，其中上海人民出版社用50年时间推出的“中国断代史系列”颇为引人瞩目。还有不少以断代史名目出版的大型丛书，“商代史丛书”、“敦煌学研究丛书”、“唐研究基金会丛书”、“宋史研究丛书”、“南宋史研究丛书”、“明清史研究丛书”、“清史研究丛书”等。大部分断代史领域都成立了学术团体。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以后，先秦史学会、秦汉史研究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唐史学会、宋史研究会、元史研究会、明史学会纷纷成立。这些学术团体遵循学术规律，组织学术活动，编辑出版学术刊物，在相关学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科成熟的第三个表现是各专业史的兴起。首先是经济史获得了空前的地位。唯物史观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为历史发展根本动力，因此“前十七年”集中讨论的“五朵金花”，其中“四朵”是围绕经济史展开的。改革开放后，经济史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获得了更大发展。政治史作为传统的优势学科，在讨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中古政治文化演进、中央集权制度变迁等方面都有不凡的建树；并从单纯的制度研究，深化到对制度运行的考察。社会史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重新兴起，是为了反思传统研究的不足，促进历史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30多年来重要的学术增长点。思想史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出版了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等重要著作。改革开放后，在先秦政治思想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乾嘉汉学、经世实学等方面，创获尤多。此外，文化史、法律史、民族史、军事史、外交史、边疆史、海疆史、历史地理、科技史、水利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长足发展，使中国古代史研究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四、跨学科研究蔚然成风 史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整体的学问，它不孤立于其他学科之外，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联系尤其紧密，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善于“左顾右盼”，掌握广博的知识，吸收相关学科的养分。 近代以来史学研究之所以成绩显著，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就批评传统史学“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倡导以“诸学之公理公例”融入到史学研究当中。民国时期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大家也注重吸收西方实证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唯物史观、进化史观的引入，更是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史学的面貌。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指导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也有过教条化、片面化的惨痛教训。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学者们在反思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也意识到“史学危机”的存在。为改善研究状况，针对史学研究方法，史学界展开了非常热烈、深入的讨论。学者们意识到，要继承传统的治史方法，但更要突破其局限性，才能满足史学自身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这一时期，史学界开始积极倡导跨学科的研究理念，借鉴海外学者的研究方法，既包括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也包括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诸如中西历史比较、计量分析、心态史学等新方法不断引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讨论曾风靡一时，一批海外史学家的前沿作品被译介到国内。对于这种尝试和革新，虽然学者认识不一、褒贬各异，但新研究方法的引入的确使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进入2000年以后，史学界在借鉴海外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更为显著。这一时期，随着海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海外史学理论与方法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史研究，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纷纷介入史学研究之中，并提出了相当新颖的研究议题。中国古代史研究面临着新的研究方法的刺激，也努力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为我所用，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工作者的自觉追求。 新研究方法的引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面貌，新材料被不断发掘，旧的结论被重新解释，新的领域不断涌现，新概念、新模式、新方法层出不穷，研究范围不断扩大，诸如环境史、性别史、历史人类学、医疗史、口述史、公共史学、数字人文等新的学科领域纷纷建立，宏观与微观、通史与专史有机结合，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历史学内容狭隘、方法陈旧的缺陷，促进了史学研究多元化的进一步发展。当然，对于海外理论与方法，要注重对其产生语境的整体把握，要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避免生吞活剥式的引入，作出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判断。同时，更应注重从中国历史经验中提炼具有本土特色的概念和解释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