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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家支持推进重点研究 70年来，国家对历史研究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经费投入与日俱增，资助方式呈现出多层次、多途径、多领域的特点，大到国家级文化工程的启动，小到学者个人研究兴趣的实现，都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支持。 其一，国家研究基金发挥重要支撑作用。比较重要的如1991年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其中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课题一直占相当大的比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各省和各个学校所设立的科研课题，数量更是难以估计。这些基金项目为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特别是其中一些相对冷门领域的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二，重点科研机构建设助力特色学科发展。教育部确立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与中国古代史关系较为密切的就有10个，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所。在2011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中，清华大学等高校领衔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获得批准。这些研究基地和中心的特色学科因为获得了长期稳定的支持，得以持续发展，更趋繁荣。 其三，国家重要文化工程推进重点领域创新。近年来，比较重要的文化工程有：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与2004年正式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极大推进了对中华早期文明的探索，澄清了中国上古史的若干迷雾，促进了出土文献、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繁荣；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自2003年启动，先后有近2000位学者参与，不仅完成了3500万字的文稿，而且整理了数以亿计的文献资料，培养了大批青年人才，为推动清史学科在新世纪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 其四，国家建设需要引导史学研究趋向。经世致用是史学的重要功能，呼应时代需求，是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70年来，主要史学热点的形成，大都与国家建设的需求相关。如改革开放以后，在增进国际交流的背景下，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成为热点；边疆和民族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重要，中国边疆学迎来发展高潮，对于各民族历史与语言也空前重视，西夏学、契丹小字、满文等“绝学”后继有人；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使环境史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得丝绸之路研究、海洋史研究趋于繁荣；传统文化的复兴浪潮，又使得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为国家与社会共同重视的研究课题。正因为此，史学研究在国家文化事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2019年初，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这是中国历史学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推动史学各领域包括中国古代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国家宏观文化政策与具体的学术研究相结合，史学经世功能更能得到充分发挥。 学术研究需要发挥个人的长处，写出富有个性的作品，但大型集体项目和文化工程依然是推动学术进展的重要工具。它有助于学界对重大问题的聚焦，有助于克服研究的“碎片化”，推动国家文化事业发展，同时可以有效调动各方面资源，既出成果，也出人才。只有在满足国家、社会和时代需要的基础上，史学发展的前景才会越来越广阔。 六、国际交流增进文明对话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古代史研究备受世界各国史学家的关注，是一个拥有广泛国际影响的研究领域。除了中国学者之外，日本、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地区也有大批优秀的史学家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研究风格、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各具特色。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学术界与国际学术交流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进展。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促进了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推陈出新。 近年来，中国学界组织翻译的大量海外中国史研究的优秀作品，为中国学者了解海外研究进展提供了很大帮助，如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等，影响很大。随着年轻一代外语水平的提高、出国攻读学位的人越来越多，互联网时代也带来了全球学术信息的便捷传递，使中国古代史研究越来越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尽管仍然存在研究方法、研究立场上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各国学术界的相互沟通和交流促进了彼此的学术进步。 最近20年来，随着国家教育经费的快速增长，中国史学界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数量迅速增长，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这与20世纪90年代国际会议尚十分少见有了本质区别。越来越多的海外研究者来到中国参加学术会议，促进了中国与国际学术界的直接对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我国第一次举办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注册参会学者达2600多人，来自世界上9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历史上参会国家和地区数量最多的一次，且多个议题与“中国”有关，充分展现了中国史学界国际交流所取得的突破性成绩。 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促进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化，但国际化程度仍有待提高。今后仍然需要进一步拓宽国际视野，特别是要从全球史和文明体系的高度来重新思考和定位中国古代史研究，把中国史的研究置于世界的范围内，避免就中国而论中国。同时，应力争将基于中国历史经验提炼出的一些原创性概念和解释，辐射到对其他文明和地域的历史研究当中，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为全球文明史的研究作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 综上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工作者为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历史学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既有科技进步带来的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也有来自国家和社会对史学研究不断增强的需求。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只要继续发扬优良史学传统，积极创新，就一定能够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持续繁荣。 （作者戴逸，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