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主体性和实证性 史学理论研究，顾名思义，是对人类历史进程中，或对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即是对历史矛盾运动内在联系及其规律的研究，或是对史学发展中的一般的或特殊的规律性内容的研究。就一般意义的“理论研究”而言，认识主体的理论思维，更多地是通过逻辑抽象的方法展开。但是，“史学理论研究”，则有其特殊性，即历史认识主体的“主体性”，既要通过“理论思维的逻辑抽象的”研究方法体现出来，但又不能脱离实证的“历史方法”。“史学理论研究”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既要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主体性，又不能脱离历史学科实证的特征，“论从史出”而不是相反。这样，如何正确地理解主体性和实证性的对立统一关系，成为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70年并非一帆风顺，但在整体上始终与时代同行，不曾脱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时代主题。在中国史方面，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五个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讨论和论争。除了这五个问题（“五朵金花”）外，当时论争的重大史学理论问题还有“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这些研究成果对新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20世纪末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1400万字，第1卷《中国通史·导论》，即为史学理论卷，重点探究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等9个重大史学理论问题。关于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问题，编写者指出：“在每个具体社会形态中，往往不是单一的生产关系，而大都是两种以上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其中只有在社会里占有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才决定社会的性质、社会面貌和发展方向”。“过去我们研究某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只重视这一历史时代的基本生产关系，对于同时并存的生产关系，对于基本的生产关系跟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都注意得不够，我们希望能不断改变这种状况，这对于中国历史研究会有重大意义的”。这些重大史学理论问题的集中阐释，以及这些问题在中国通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反映了世纪之交中国通史研究的新进展和新水平。 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史研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理论成就及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家及其代表作；欧美和亚非国家的史学史研究；历史哲学和历史认识理论研究；跨学科方法和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如口述史、城市史、妇女史、心理史、思想史、生态—环境史、经济—社会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政治史、历史人类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此外，还有对年鉴学派、全球史、网络—信息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等重要史学思潮或流派的研究等。这些研究并非是对外国史学重大理论问题、前沿问题的“追踪研究”，而是立足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基础性研究。 欲加强当代中国世界史的理论建设，须臾不能忽视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例如，吴于廑早在1964年首先提出了“整体史观”思想，经过长期艰苦的理论探究，1990年吴于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撰写卷首长篇导言《世界历史》时，系统表述了“整体史观”：“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纵向发展”，指五种社会形态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但它并非是一个机械的程序。“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的多样性，和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并非互不相容的矛盾”。“横向发展”，“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吴于廑“整体史观”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丰腴而广阔的土壤中，对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生产力革命和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西方史学出现重大转向，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强调历史研究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描述。克拉克爵士在14卷本《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总导言》中提出,历史学不能止于描述，而在于作出判断。“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导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就历史学而言，我们可以断定，如果说它是一门科学的话，它是一门从事评价的科学”。世纪之交，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代表作《全球通史》修订第7版问世时说：“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新世界需要新史学”。毋庸讳言，无论对历史进行“判断”、“评价”，还是“提出新的疑问”、“给出新的答案”，都离不开历史认识主体的主体性的作用,史料是不可能自发地解决这些问题的。 这种转向在国际史坛的直接影响，是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兴起。在中国，则是历史认识理论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国内已有多种研究历史认识理论的专著问世，发表的论文更是数以百计。这些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强调科学的历史认识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认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同时主张加强历史研究中的主体意识，这些对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显而易见，如何提高历史认识的主体性，我们仍有许多事情要做。20世纪末，林甘泉曾撰文写道：“总结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自觉地加强历史研究中的主体意识，开展史学的主体性的研究，无疑是我们今后面临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加强和优化史学的主体性，是开创历史研究新局面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我们不能盲目地跟着西方现代的史学潮流走”。在20余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和思考新中国70年的史学理论研究时，重温林先生的话，仍有现实启迪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不可避免地会对历史学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把“主体性”或“主体意识”仅仅理解成历史认识中个人的哲学观点、政治立场、知识基础、生活经验和非理性的个人情感、性格气质的体现，显然是不够的，这些“个性”只能是“主体性”的内容之一。新时代赋予了“主体性”更丰富的内容，那就是除却个性之外的科学性、时代性、民族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认为“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得出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对真理的探讨本身应当是真实的，真实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在结果中是相互结合的”。历史认识主体实现其主体性的“途径”，不是随心所欲的“个性”张扬，而是个性与科学性、时代性、民族性的统一。这里的科学性，指坚持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这是分析复杂的人类历史进程伟大的认识工具；时代性，指深刻认识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的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历史认识要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民族性，指立足中国、关怀人类，使历史认识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历史认识要自觉地和构建中国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结合在一起。 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虽然较好地践行了“主体性和实证性”的辩证统一，但在加强历史认识的主体性方面，今天仍有许多事情要做，首先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划清历史唯物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的界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自觉地做到“主体性和实证性”的辩证统一，而不是将两者对立起来。 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反映”是阐释认识本质的一个重要概念，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世界。反映“不是简单的、直接的、照镜子那样死板的行为，而是复杂的、二重化的、曲折的……行为”。所有这些，对我们正确认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历史研究实证性的关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从事史学理论研究，始终不能放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在新时代定会有新的作为。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要铭记“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他还说：“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如何站在正确的历史时空坐标中，理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这些都有待通过史学理论研究，作出科学的系统的阐释。新中国70年，史学理论研究成就斐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后它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中，必将书写出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作者于沛、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