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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凤凰村百年变迁展示了以家族主义为基础的血缘、姻缘和地缘纽带对于基层社会的整合意义。从某种程度上看，“‘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种‘过程’……它永远处在制作之中”。作为文化传统的家族主义也不断向未来敞开无限的可能性。宗族可以实现现代化转型，五服九族的亲属制度可能在现代人际关系中增添信任维度，民间信仰制度更是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成为维系乡土认同的纽带。在社会转型中，离开文化传统的创新必然招致失败。毫无保留地摧毁中国传统制度的社会转型也难以持续。家族主义的当代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家庭和宗族组织对家族企业的价值；五服九族亲属制度在都市化进程中向“关系”演化；民间信仰制度在乡土社会、都市社会乃至跨国实践中的积极意义。 第一，宗族组织对企业的价值。从企业管理看，血缘关系和共享的文化价值有助于增强成员间的归属感，建立强大的社会网络和合作机制。在组织上，“家族式商业组织”将家族主义文化移植到企业管理中，创办企业的家长具有某种程度的“家长权威”，权责一体的血缘理性使得家长既有权力支配家族资源，也有责任保护家族利益与公共福利。在经济上，家族利益高于经济利益，家族成员具有“共财之义”，维护家族利益的完整性。企业内部福利遍及成员，成员对家族利益具有高度热忱并为自己的利益而生产，从而降低个体化雇工产生的监督成本。在文化上，家族主义孕育的互助合作精神有利于获取企业发展的资源和支持，以家族为个人担保以提高交易信任。同时，家族文化对企业经营的作用不容忽视。例如，个体理性选择的假设在现代企业的员工满意度上的解释力明显不足。管理制度完善，员工经济收入普遍较高的富士康反而出现了“N连跳”。实际上，与经济理性相对应的“非理性文化”同样重要。家族企业不仅依靠行政力量或经济权威，而且需要综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手段，构建集体人格。宗族成员的文化自觉和宗族组织完善的庇护机制有助于营造“家”的氛围并建构新的文化认同。因此，家庭和宗族组织并不是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相反，血缘纽带和宗族组织在现代商业活动中可能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背后的深层动力。 第二，亲属制度与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关系”。从结构性因素看，“关系”体现了儒家文化对个体权利、义务和责任的规范，并以人情、面子等作为运作机制；从个体的角度看，“关系”是获取利益的手段，通过运作关系可以达成某种目的。前者具有先赋性，属于“个体天然生活无法逃避的网络”，后者具有自致性，是“个体为了特定利益而建立的网络”。帕森斯认为“市场制度中的经济关系大都是非私人的关系”，并且人们“普遍不愿对这些关系承担道德义务”，似乎经济关系天然地和社会关系相分离。人类学则倾向于将经济关系视为社会关系的一个部分。乡土社会的亲属群体间具有互助性质的“通财之义”，“彼此顾恤，互相负责”。宗族制度在明清时期业已日趋完善并为商业企业提供了制度性基础。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西方社会的经济关系试图从家族、宗教和社区关系中分离出来，并且“要倒过来支配和主宰其他社会关系”。但在中国特色市场体系中，以血缘和姻缘为基础的亲属制度却铸就了运转高效的“关系”网络。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民间融资网络既是“资金流通网络”，也是“一套开放的信息交换网络”，以及“人情关系的互惠网络”。以大市场、小家族企业构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这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中国经验，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经营智慧以及传统文化的活力，也是中国非正规经济在风起云涌的市场大潮中有效可行的生存和经营策略。 第三，地缘关系的现代转型。移民社会中，人们将内化于祖先崇拜和神灵信仰的家族主义价值观念移植到迁入地，扩展社会网络，促进“实用性的互助”。地缘关系在移民社会中尤其重要，澳门以地缘社团推动实现“以原文化为基础的政治参与和动员”，并通过往返于澳门和内地间的企业家和民间社团活动加强两地的联系。地缘关系在跨国实践中意义重大。《潮州志》记载，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潮州府人口约546万。20世纪30年代统计资料显示，潮州人在泰国总数约为150万。葛学溥的研究中记录，1911年汕头及周围地区的移民达到300多万，总计汇款2100万美元，凤凰村“侨眷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侨汇”。在凤凰村，华侨的力量不容忽视。他们捐资修建学校、祠堂、庙宇甚至是村庄的“百岁堂”。华侨通过侨汇、侨批，与家乡保持联系，并且“乐于经营或建设祖国的乡村与市镇”。20世纪8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腾飞和华侨投资密切相关，根源在于中国文化的家族观念、宗族意识和乡土依恋。这种乡土观念对于引导华人华侨建设家乡，形成爱国爱乡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十分重要。在跨国实践中，近年来，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侨”也逐渐转型，从单向的对侨乡的经济资助转变为互惠互利的“跨国社会领域”并建构起海内外华人的经济互助和人文交流路径。 尽管如此，家族主义也存在诸多弊端。家族主义中的个体既不崇尚集体主义，亦非个人主义，而是一种以“己”为中心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在这种自我中心取向的差序格局中，公和私是相对的，私即是“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族”，但是，“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强调家族主义的宗族成员在“家”内如同“泥”一般团结，但是在面对团体关系时却如同“沙”一般松散。这也为近代革命先驱和社会活动家所诟病。如孙中山所说，“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个体深深地嵌入在血缘、姻缘和地缘关系中。例如，血缘纽带在“敬宗收族”的同时，也具有相当的排他性。成长于“祖荫之下”的个体在受到家族制度的庇护的同时，也“从这个制度取得了力量和惯性”。这对于新时期的个体解放，独立人格的形成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同时，过分强调家族主义容易诱发公共权力的滥用，利用公共权力为家族群体谋取利益，造成“公共权力家族化”。在当代社会，对待传统文化应该持理解和扬弃的态度，既认同其积极功能，也规避其负面影响。 五、结论 凤凰村研究对于村落研究范式的建构，尤其对于理解乡土中国基础的血缘、姻缘和地缘及其现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凤凰村百年变迁表明，家族主义具有自身发展的逻辑。参见图1。家族主义强调个体，家族和国家是共生共荣的连续体，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个体和社会的对立紧张关系。第一，先赋性的血缘纽带紧密联系个体、家族与宗族，形成个人与家族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个体既享受到家族福利和行使家族权力，也要依据年龄、身份和能力履行相应职责，这种权责一体的“对等性”可以有效避免个人权力的无限扩张，强化掌握公共权力者的责任感。第二，家族主义规范下的婚姻关系有效维持了家庭的稳定。更进一步，以血缘和姻缘为基础构建五服九族亲属制度以维系庞大的亲属网络。第三，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民间信仰制度通过协调族际关系、塑造共同体意识，维系基层社会的团结和稳定，从另一个面向否定了中国乡村的“原子化”和一盘散沙的观点。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家族主义依然没有式微。从根本上看，家仍然夹在国家、社会与个体之间，成为家-国同构连续体的依托。凤凰村百年变迁中，村落的基本制度，如宗族、婚姻、信仰和习俗，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其形式的变迁并不影响整体功能的实现。在现代社会中，宗族组织和宗族文化在现代商业活动中不仅没有成为羁绊，反而成为家族企业管理、家族利益共同体的文化底色。亲属制度不仅没有增加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社会成本，反过来，个体通过亲属关系，在市场关系中建立信任机制，以小家族企业汇聚成大市场并构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民间信仰制度不仅强化地方社会的共同体意识，也在跨地方、跨社会和跨国领域构建经济互助和文化交流的路径。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当前仍然没有进入个体化社会，传统文化调适的结果是形成一个实践性的血缘、姻缘和地缘关系活跃的伦理社会。 在转型中国，家仍是认识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词。从实证研究的价值上看，基于本土经验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和关键概念对于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具有深远意义。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许多研究过分强调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瓦解和重组，却选择性地忽略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调适。事实上，传统文化具有相当的韧性以应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前提下探讨文化调适的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