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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大利人对罗马认同的加强：认识变化之可能性 如上文所述，公元前125年，罗马公民权只是部分意大利人期许的目标。但随后，意大利人越来越看重罗马公民权，为得到它，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这种转变的发生，与公元前2世纪以来意大利半岛政治社会融合程度不断提高、罗马化进程日渐推进、罗马公民权所具有的实际价值不断攀升等因素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就公元前125年至前91年而论，笔者认为如下几方面内容更为重要，是推动意大利人态度转变的基本原因。 首先，双重公民权概念的出现，消除了法理障碍。传统上，罗马城邦的公民权排外性特征浓烈，与其他城邦的公民权无法兼容，即任何人不能在持有罗马公民权的同时仍保留其他城邦的公民身份。因为罗马人相信没有人能够同时处于两套法律和司法体系之下。(20)意大利人以个人身份接受罗马公民权，蕴含着两个方面涵义：第一，取得罗马公民身份，成为罗马城邦的一员，享有附属于罗马公民身份之上的一应权利和义务；第二，自动放弃母邦的公民身份，在其母邦，被视为外邦人，虽不必承担原先的义务，但亦不能享有原先的各项权力。因此，罗马公民权常使意大利人面临进退维谷的两难抉择。不可否认，公元前2世纪以来，罗马公民权的吸引力渐增，附属于其身份之上的特权也在不断增加。譬如，自公元前167年起，罗马公民就可免于缴纳直接税；在战争中，可以分得更多战利品；有参与殖民的机会等等。但是如果接受罗马公民权，意大利人也不得不付出惨重代价：被排除在母邦之外，或远离故土，迁居到罗马领土之上，或成为孤立于本邦的非神即兽的异类。(21)因此，对于习惯城邦生活、对母邦有特殊情感的意大利人而言，取得罗马公民身份固然有利可图，但代价高昂，对于精英阶层来说尤其如是。因为他们一旦接受了罗马公民权，就必然丧失参与本地政治活动的机会，宣告了其在母邦政治生命的终结。虽然罗马公民权能够赋予他们参与罗马政治的机会，但是由于罗马显贵阶层的相对封闭性，跻身其中绝非易事。简言之，不论在母邦还是罗马的政治生活中，意大利精英都将会被排挤在外，丧失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因此，即使罗马公民权能够带来某些眼前利益，但是考虑到可能付出的代价，意大利人往往不愿接受罗马公民权，而对不用更改城邦归属的申诉权更感兴趣。 即便有时罗马将其公民权授予某个城镇或部落的全体民众，以避免因授予个体而造成个体的异类感，然而，整体接受罗马公民权意味着该城镇或者部落自动被罗马兼并，放弃独立自主的地位，变成罗马治下的市镇。虽然意大利半岛的社会经济融合水平以及罗马化程度都在不断提升，但是尚未强大到足以让意大利人自愿抛弃其邦国的程度。意大利半岛上众多城邦尤其是南部的城邦都是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的自主、自由之邦，其民众小国寡民的城邦观念根深蒂固，殊难斩断与母邦的关联。事实也证明，在罗马公民权和独立地位之间，意大利人并不总是对前者情有独钟。例如，公元前216年，因保卫卡苏里努姆(Casulinum)时异常勇敢，元老院拟授予普莱雷斯提(Praenestine)士兵罗马公民权，但被普莱雷斯提人断然拒绝。(22)据莫里特森(H.Mouritsen)分析，普莱雷斯提人的拒绝正是源于他们不愿意因接受罗马公民权而舍弃本邦公民身份。(23)此后，史料虽未记载更多的类似案例，但可以推测，只要罗马公民权的排外性依然存在，对于具有独立意识的意大利城邦及其公民而言，它的吸引力就相对有限。 然而，上述困境因授予拉丁城市卸任官员罗马公民权的“拉丁官员法”(per magistratum)的出现而得以缓解。虽然对于该法令颁布的时间一度存有争议，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公元前125年弗雷杰莱叛变后，为安抚拉丁人而采取的一项措施。(24)这种说法得到公元前122年的《关于反贪腐的阿西利亚法》的证实。(25)“拉丁官员法”的出现，意味着罗马公民权的排他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双重公民权概念开始产生。公元前2世纪20年代后期拉丁城镇的如常运作也佐证了双重公民权概念的出现。因为拉丁城镇的政治体制大体类似于罗马，由从低到高的公职组成一条任职序列，官员循序而仕。如果拉丁官员因获得罗马公民权导致本邦公民权的丧失与政治生命的终结，那么拉丁城镇高级官员阶层将会整体流失。但事实证明，“拉丁官员法”并未造成上述困境。因此，“拉丁官员法”的颁布表明，个人只能从属于唯一城邦的传统观念已经松懈，双重公民权概念开始出现。这一概念至关重要，正是它将意大利人从母邦和罗马公民权的两难取舍中解脱出来，使意大利人在保存本邦原有身份的同时，又能享有罗马公民权，不必再有被母邦抛弃的顾虑。当然，城邦古老的观念和习惯不大可能因双重公民权概念的出现而骤然消散。正如同盟战争中，那不勒斯(Naples)和赫拉克里亚(Heraclea)在是否接受罗马公民权时，就曾表现过犹豫情绪。(26)但无论如何，对于意大利各邦公民来说，法理障碍已经扫除，罗马公民权非但不与本邦公民身份冲突，而且意味着一种特权与荣誉。由此，罗马公民权的诱惑力倍增。 其次，共同的战斗强化了意大利人对罗马的认同意识。公元前113年，辛布里(Cimbri)战争爆发，整个意大利一度危如累卵，最终在罗马人与意大利人的精诚合作下才得以击退蛮族。残酷的战争使双方认识到团结是他们生存的前提条件。从罗马角度看，战争期间，罗马禁止所有适征的意大利人离开半岛的法令，(27)无疑暗示着它已强烈地认识到意大利人的重要性，没有他们的合作将不可能赢得战争胜利。一份法庭演说残篇表达了罗马人对意大利人的赞誉，该演说大概发表于同盟战争爆发前后，虽然此时双方关系极为紧张，但作者仍然赞颂了罗马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的精诚团结，用勇敢和热情保卫了帝国。(28)事实上，大格拉古(T.Gracchus)和西庇阿·埃米利乌斯(Scipio Aemilius)也曾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罗马的伟大，不仅源于罗马人，还源于意大利人。(29)从意大利人角度看，战争使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增强了他们索取罗马公民权的信心。而早在汉尼拔(Hannibal)战争中，意大利人实际上也已认识到，对抗强大的外族入侵时，和罗马合作是保护自身安全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30)况且，面对蛮族的入侵，罗马人也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向意大利人提出请求，希望彼此齐心协力，使意大利免遭蛮族人的统治。虽然意识观念难以直接体现在史料之中，但可以推断，在那些帮助马略(Marius)击败日耳曼入侵者的意大利人头脑之中，对自身在罗马帝国中的地位和价值的认识更为清晰的同时，势必也意识到，他们只有和罗马人并肩作战，才能保全意大利——他们与罗马人共同的家园。(31)据阿庇安记载，“没有战胜马尔西人(Marsi)的凯旋，也没有无马尔西人参加的凯旋”是当时广为流传的俗语，(32)它既凸显了马尔西人的勇敢，也肯定了以马尔西人为代表的意大利人在罗马国家中的价值，还暗示着意大利人对罗马的认同感已经达到相当高度。公元前2世纪以来，在一系列的海外战斗中，意大利和罗马士兵携手并肩，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行省。事实上，行省人根本无法将来自同一地域、操同样语言、有同样体貌特征的罗马人与意大利人区分开来，往往将他们视为一体。(33)这些海外经历不唯意大利士兵所独有，参与地中海商贸活动的众多意大利商人可能也有类似体验。海外征服者的优越感提升了意大利人的自我评价，他们追求与罗马人完全平等的政治地位成为应有之意。(34)因此，同盟战争时，意大利人明确声明，既然他们为罗马军队提供的士兵人数是罗马人的两倍，为罗马人创建了帝国，(35)那么，作为罗马帝国的创建者，他们当然有资格成为罗马公民。 事实已非常清楚，严峻的外族入侵使意大利人认识到，从安全角度考虑，维持整个帝国的有效运作不仅对罗马人有利，对他们本身也是为必需；从利益角度看，帝国的存在是双赢的基础。如果他们斩断与罗马的联系，则两败俱伤。因而，相对于获得独立地位而言，意大利人大概已经认识到，放弃实际上已经非常虚弱的独立地位，和罗马融为一体，是更为明智的策略。这种认识有助于他们坦然接受罗马公民权。正如亚瑟·凯维尼(Arthur Keaveney)所言：“与从前一样，现在军队中的战友情谊是将意大利所有民族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在战斗中联合起来的人们培育了共同的意大利意识，这将会有助于意大利不同民族的单一国家意识的提高。”(36) 与此同时，战争也使意大利人更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实际所处的劣等地位。例如，在人身保护上，相较于罗马士兵，他们缺乏罗马公民身份的保护，必须接受罗马长官的所有合理或者不合理的裁决；在战利品分配上，他们的利益多寡全凭将军的一时之性；而在战斗中，则往往被置于最危险之处。(37)因此，战争让意大利人更加敏锐地认识到他们在罗马帝国内部的低等地位，这种地位与他们的贡献完全不相称，只有获得罗马公民权，才能有效改善其不利处境。 最后，马略等显赫新人与新公民的范例，提升了意大利人获得罗马公民权的信心。在朱古达(Jugurtha)战争和辛布里战争中，马略迅速崛起，成为国家救星，史无前例地6次当选为执政官。此前，没有任何罗马人曾在如此短期内获得如此炫目的成就和荣誉。令意大利人倍受鼓舞的是，马略是新人，其故乡阿尔皮努姆(Arpinum)直到公元前188年才被授予完全公民权。马略的成功向意大利人昭示，只要母邦能够享有罗马公民权，他们完全也有可能跻身罗马政坛，成为左右罗马政治生活的显赫人物。即便他们很难期待通过自己的才能和运气，取得与马略相媲美的成就，但仍能指望下一代可以在罗马政坛崭露头角，占据一席之地。 实际上，马略只是众多成功典范中的最突出的一位。自马略任执政官到同盟战争爆发期间，来自意大利自治市的显赫人物还包括公元前105年的执政官马克西姆斯(Cn.Mallius Maximus)、公元前104年的执政官费姆布里亚(C.Flavius Fimbria)、公元前99年的执政官戴狄乌斯(T.Didius)、公元前94年的执政官卡尔都斯(C.Coelius Caldus)、公元前93年的执政官荷伦尼乌斯(M.Herennius)及副执政官比利俄努斯(C.Billienus，他与执政官职位失之交臂)等。(38)这些近三十年来荣登高位的意大利人，与马略一道，成为鲜明的标杆，向意大利人宣告，一旦获得罗马公民权，就有望成为罗马的掌舵者。即使马略故去几十年后，他对意大利精英的示范作用仍未完全消减。与其同为阿尔皮努姆人的新人西塞罗即以马略为楷模，奋力攀登罗马官职之阶梯。(39) 其实，除上述显赫人物外，公元前125—前91年间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新公民同样激励了普通意大利人的热情。在该段时期内，罗马并未颁布任何授予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的正式法律，所以新公民主要来自两个非正常途径：其一，马略的授予。马略乐于将罗马公民权作为一种奖励，授予那些作战勇猛的意大利人。例如，他曾授予两个翁布里亚(Umbria)步兵大队公民权。(40)“这对于其他意大利人而言是一种鼓励，激励着他们也去争取相似的荣耀。”(41)值得一提的是，马略的做法还具有全体意大利人都有资格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暗示，这让其它意大利人对罗马公民权难免会产生觊觎之心。(42)其二，非法登记。部分意大利人蓄意混入罗马公民名录。对此，罗马明显持宽容态度。从公元前2世纪20年代到前1世纪90年代，非法登记的意大利人超过万人。据狄奥多鲁斯记载，当清理非法登记为公民的《穆西亚法》(Lex Mucia)通过时，“一万人面临着被剥夺公民权的危险”。(43)阿斯科尼乌斯(Asconius)也察觉，受到对罗马公民权狂热渴望的驱使，大量意大利人伪装成公民。(44)这些法律地位存疑的意大利人品尝过罗马公民权的甜头，一旦剥夺他们既有的地位和利益，必定会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武力反抗。 综上所述，虽然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意大利半岛已经开始了缓慢的罗马—意大利一体化进程，但公元前125年到前91年期间罗马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加快了这一进程的步伐。公元前124年双重公民权概念出现后，罗马公民权与他邦公民权之间的不可兼容性逐渐消弭，意大利人获得罗马公民权已无任何法理障碍，无需在本邦公民权和罗马公民权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痛苦抉择。同时，战争使意大利人更加意识到自身对罗马帝国的巨大贡献，完全有资格成为罗马公民。此外，战争中崛起的新人马略等及新近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意大利人对全体意大利人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激励着他们追求罗马公民权。上述变化共同提升了意大利人对罗马公民权的认同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意大利人却发现自己处于低等地位，这种反差无疑刺激着他们的神经，促使他们更加渴望获得罗马公民权，成为罗马帝国中的平等一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