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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拜占廷时期的《荷马史诗》具有大众性、现实性和传承性的文化特征。在拜占廷时期，《荷马史诗》受到民众、文人学者、皇室成员的高度认可，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荷马史诗》顺应现实，服务于皇权和教权，颂扬皇室成员的美德，促进基督教信仰的传播。《荷马史诗》的抄写、翻译、评注，促进了拜占廷帝国对古希腊文化的传承，并在拜占廷晚期国势衰颓之际，推动了拜占廷人对古希腊人的族群认同感。 关 键 词：拜占廷/《荷马史诗》/希腊文化/基督教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拜占廷历史与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4ZDB061)、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自我发展与协同发展：拜占廷时期塞萨洛尼基城市史研究”(项目编号：ZX2017008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3批面上资助项目“拜占廷时期希腊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018M631725)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庞国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拜占廷历史与文化。 《荷马史诗》是欧洲家喻户晓的作品。在基督教信仰占据统治地位的拜占廷时期，《荷马史诗》继续广泛流传，这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荷马史诗》带有多神教色彩，为何可以得到接纳?它被接受的程度如何?它以何种形式存在于拜占廷文化中，又在拜占廷帝国内拥有怎样的地位、扮演着何种角色?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全面考察《荷马史诗》在拜占廷时期的境况及其文化特征。 学术界对拜占廷时期《荷马史诗》的研究已初具规模，至目前为止，可分为以下四种研究思路：第一，从艺术史的角度，分析拜占廷时期的《荷马史诗》手稿，代表人物为班迪内利(R.B.Bandinelli)和波塔尼(F.Pontani)。前者对现存于米兰安布罗希安图书馆的《伊里亚特》手稿(Ambrosian Iliad)，特别是其中的手绘插图进行了全面分析，探讨了这份手稿的成书年代、时代背景等。①后者则是对由拜占廷流传至西欧的一份14世纪手稿，尤其是其中的荷马肖像画进行研究，探寻了手稿的流传途径和肖像画产生的历史背景。②第二，从文献史的角度，对拜占廷时期涉及《荷马史诗》的史料进行梳理，代表人物为布朗宁(R.Browning)和宏格尔(H.Hunger)。③这类作品局限于史料整理和介绍，没有对拜占廷时期涉及《荷马史诗》的作品进行历史层面的解读。第三，从语言学的角度，运用《荷马史诗》，来分析拜占廷时期希腊语的语法和修辞等语言现象。④第四，从文化史的角度，在整体分析拜占廷时期的希腊文化时，以《荷马史诗》作为例证而简要提及，代表作是卡尔德里斯(A.Kaldellis)的《拜占廷的希腊文化》。⑤ 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仍然缺乏从宏观视角对拜占廷时期《荷马史诗》进行分析的作品。鉴于此，笔者愿抛砖引玉，对拜占廷时期《荷马史诗》⑥的文化特征进行分析，以期求教大方。 一、“大众性”：《荷马史诗》在拜占廷国内受众广泛 《荷马史诗》在拜占廷时期流传甚广，具有广泛的受众。这种“大众性”的特征既是古希腊文化延续性的一种体现，也是《荷马史诗》在拜占廷时期得以继续传播的根基所在。 首先，在拜占廷时期，《荷马史诗》拥有良好的民间基础，荷马依然是拜占廷国内家喻户晓的名字。拜占廷人在提及荷马时，只需提到“那个诗人”即可，而不必担心会引起歧义。⑦《荷马史诗》中的故事与人物为拜占廷人所熟识：作为主人公之一的阿喀琉斯(Achilles)是拜占廷人非常喜爱的人物。他的墓据说建在斯卡曼德洛斯(Scamander)河边，在拜占廷早期，依然有人前去祭拜。⑧阿喀琉斯的好友帕特洛克罗斯(Patroklos)也为拜占廷人所敬重和缅怀，人们依然会为自己的儿子起同样的名字。⑨ 拜占廷人在交谈和讨论时，喜欢引述《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和故事，从而形象生动地表述自己的观点，使听者更容易理解。例如，拜占廷人在表达深厚的友谊时，会以帕特洛克罗斯和阿喀琉斯的友谊作类比；认为发生争吵时，是收到了不和女神厄里斯(Eris)的苹果；需要表达无休止的悲伤时，则用赫利阿得斯(Heliades)的眼泪进行比喻；对于隐形而不可见之物，则以哈迪斯(Hades)的头盔为喻。⑩这类修辞手法，如同汉语中的成语，成为拜占廷语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拜占廷帝国的文人阶层同样钟爱《荷马史诗》。11世纪的拜占廷历史作家普塞罗斯(Michael Psellos)曾自豪地写道，他在少年时代即可背诵《荷马史诗》。拜占廷学者在进行创作时，经常会使用《荷马史诗》中的故事情节，来类比当世之人和当世之事。例如，15世纪历史学家杜卡斯(Ducas)将安德罗尼库斯四世(Andronicus IV，1376—1379年在位)比作宙斯，因为宙斯囚禁了父亲克洛诺斯(Cronus)和兄弟哈迪斯、波塞冬，而安德罗尼库斯四世也囚禁了自己父亲和兄弟，以此来表明这位安德罗尼库斯四世是篡位者。(11)此类例证在拜占廷文献中比比皆是。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廷的文人在引用《荷马史诗》时，不会刻意注释出来，因为他们是依靠自己记忆中的内容来援引，由此可见拜占廷学者对《荷马史诗》的熟悉程度。 此外，许多皇室成员也是《荷马史诗》的爱好者，科穆宁王朝的公主安娜(Anna)便是其中一位。她在历史作品《阿莱克修斯传》(Alexiade)中将对《荷马史诗》故事和文法的熟识和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她常常将勇士们称为“爱人”，或者“阿瑞斯(Ares)的追随者”(  )。她把自己的母亲伊琳尼(Irene)比作降落人间的美丽的雅典娜。(12)她把自己的丈夫比作赫拉克勒斯(Herakles)，把他的箭比作阿波罗(Apollo)的箭：经验丰富的弓箭手们站在防御塔上向蛮族人射箭。他们都瞄得很准，射程很远，就像《荷马史诗》中的透克洛斯(Teucer)一样善于射箭。但是凯撒(即安娜的丈夫)的弓是阿波罗的弓。他射箭的方式并非《荷马史诗》笔下的希腊人……而是像赫拉克勒斯一样，将致命之箭用不朽之弓射出，只要他愿意，就决不会射失瞄准的目标。(13) 信手拈来的引经据典，显示出安娜公主强大的《荷马史诗》功底。也正是由于引述大量《荷马史诗》，这部《阿莱克修斯传》的可读性大大增强，从而在拜占廷时期获得巨大成功。 除了亲身实践“荷马式”的写作，拜占廷皇室成员还提供资金资助，推动与《荷马史诗》相关的艺术和文学创作的发展。在12世纪泽泽斯(Tzetzes)的两部史诗《神谱》(Theogony)和《伊里亚特寓言》(Iliad Allegories)是皇室资助《荷马史诗》创作的典型例证。泽泽斯被誉为欧洲社会中以写作谋生的第一人。(14)他生活困苦，需要通过创作来获取报酬，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言，“我的作品是我获取生活物资的来源，而我的创作则会变成金钱”。(15)正因如此，他需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写明皇室资助者的信息。《神谱》的资助者是拜占廷皇帝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1143—1180年在位)的嫂子伊琳尼(Irene)。《伊里亚特寓言》则是献给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的第一任妻子贝尔塔(Bertha)。根据泽泽斯的记载，皇后贝尔塔慷慨给予丰厚赏赐，确保他能够安心创作，而当皇后去世之后，新的皇室赞助很快跟上，使得这部作品最终顺利完成。(16)由此可见，拜占廷的皇室成员对《荷马史诗》十分认可，自愿提供金钱资助，推动《荷马史诗》相关作品的问世。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民间、文人阶层，还是在宫廷中，《荷马史诗》都得到了拜占廷人的高度认可。拜占廷人乐于阅读、背诵《荷马史诗》，推动它的传播，正是《荷马史诗》这种广泛的影响力使教、俗统治者看到了它的利用价值，从而获得了留存和传世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