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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承性”：作为古希腊文化和族群身份载体的《荷马史诗》 “传承性”是拜占廷时期《荷马史诗》的另一重要特征。《荷马史诗》的传承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荷马史诗》是古希腊文化的重要载体，拜占廷帝国内存在一个学习和研究《荷马史诗》的学者群体；其二，在拜占廷晚期国势衰颓之时，特别是1204年首都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后，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文化成为拜占廷帝国凝聚民心、复兴理想的精神象征，推动着拜占廷人对古希腊人的族群认同。 《荷马史诗》是古希腊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拜占廷学者对此有着充分认识。12世纪塞萨洛尼基大主教尤斯塔西乌斯(Eustasios)在评注《伊里亚特》时，对《荷马史诗》的伟大成就不吝赞美之词。他在开篇写道： 《荷马史诗》就像是塞壬(Siren)。也许，最好一开始你就应该远离他……否则，一旦你沿着他的歌声前行，那么即便你已经被铁链捆绑，你依然无法轻易忽略他的魔力……所有人，无论是涉猎天文学、自然科学、道德伦理学，还是世俗文学，都需要到《荷马史诗》中寻求资源……哲学家，修辞学家，语法学家，如果不学习《荷马史诗》，就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诗人更是遵循着荷马定下的规则，尽力去模仿，从中学习，以期能望其项背。甚至连地理学家、医生都要向他求教。(31) 事实上，在拜占廷帝国内，存在着一个以尤斯塔西乌斯为代表的学者群体，他们为《荷马史诗》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保存至今的《荷马史诗》手稿，绝大部分是拜占廷时期世俗与教会学者的抄本。例如，9世纪语法学家科米达斯(Kometas)在其诗集中便收录了许多古老的《荷马史诗》抄本。除了手抄本，拜占廷时期还存在《荷马史诗》的多种译文。拜占廷帝国内生活着诸多种族，因此，为了便于传播，拜占廷学者也会特意将《荷马史诗》翻译成其他语言。例如，8世纪艾德萨的塞奥菲鲁斯(Theophilus of Edessa)将《伊里亚特》的两卷本翻译成了叙利亚语。(32)西欧世界拥有的拉丁语版《荷马史诗》，同样出自拜占廷学者的翻译，这些工作对《荷马史诗》在文艺复兴期间在意大利和西欧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33) 在抄写和翻译之外，拜占廷学者还注重对《荷马史诗》进行评注，并将其辑录成文。《伊里亚特》最古老的手稿《威尼斯A号手稿》(Venetus A)，由拜占廷人抄写于10世纪初，其中便收录了许多评论性的文字。拜占廷学者注重评注的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帝国内逐渐形成了一个研究《荷马史诗》的学术群体。例如，6世纪时，拜占廷女作家德默(Demo)对《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做出评注，在解读诗句的同时，注重阐释其寓意。她的这部作品在12世纪被尤斯塔西乌斯和泽泽斯借鉴和使用。(34)尤斯塔西乌斯的评注主要从语言学、民族学、政治学等角度出发；而泽泽斯则承袭古代传统，发展出三种解读《荷马史诗》的寓言模式，分别是将神话人物与自然元素类比、解读人物心理动态、阐释当世政治生活。(35)对《荷马史诗》多样的解读方式表明，拜占廷人围绕《荷马史诗》，已经出现专门的学术探讨。这其中的集大成者，是《44号日内瓦希腊手稿》(Genevensis Graecus 44)。这部手稿包含了从晚期古代至13世纪这数百年间拜占廷人对《荷马史诗》的评注性文字，被视为拜占廷学者研究《荷马史诗》的学术发展史。(36) 在拜占廷晚期，学者们开始为《荷马史诗》争取更高的学术地位。泽泽斯声称，荷马作品中的希腊诸神实际上带有寓意，代表着自然元素、天体星球、命运与天意等，例如宙斯实际上寓意着天空或者理性。(37)尤斯塔西乌斯也表示，荷马创作的神话故事是为了表述特定的寓意，是为了吸引读者“迈入智慧的国度”。(38)换言之，此时的拜占廷学者逐渐摆脱用基督徒视角去看待《荷马史诗》，转而从古典学的角度对《荷马史诗》进行研究。(39) 《荷马史诗》的学术性研究推动了希腊文化在拜占廷时期的自由传承，并在帝国晚期成为拜占廷人自我认同的重要推力。12世纪之后，随着拜占廷帝国国力衰弱，西欧拉丁人不断挑战其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地位。“他者”的到来和冲击使拜占廷人逐渐明确，他们与西欧拉丁人在文化和种族上存在差异，于是开始探索自身的族群定位。这时，《荷马史诗》等希腊文化所潜藏的强大影响力开始发挥作用，拜占廷人虽然延续着自称“罗马人”的传统，但也开始明确将自己视为“希腊人”的后裔。 1204年，西欧十字军攻陷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廷人的希腊民族情感强烈爆发。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在作品中大段引用《荷马史诗》中的语句，痛斥十字军的暴行。(40)他以身为希腊人的后裔为荣，但与此同时，民族自尊心也让他在书写这段历史时显得进退两难： 我不应该歌颂蛮族人的成就，也不应该将希腊人没有取得胜利的这些军事事件讲给后人听……我怎能用希腊人最伟大、最美好的发明，即历史写作，来描述这些打击希腊人的野蛮行径呢?(41)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不愿书写本国国都沦陷的历史；身为一名文明的“希腊人”，他不愿书写“蛮族人”的成就。这反映了当时的拜占廷学者在逐渐觉醒的“民族意识”与“客观写史”之间不断挣扎。 此后，在尼西亚流亡时期(1204—1261年)，为了增强凝聚力、号召民众共同抗击拉丁人，拜占廷皇帝推行恢复古希腊文化的政策，将古希腊人的荣耀塑造为自身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基于此，《荷马史诗》等受到推崇。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历史作品是阿克罗保利特斯(George Akropolites)的《历史》。作者在前言中明确表明自己将秉承古典风格，遵从古希腊史学家的写史原则。他在正文中引用多位古希腊作家的作品，其中引用最为频繁的便是《荷马史诗》。(42)皇帝塞奥多利二世(Theodore II，1254—1258年在位)专程参观了贝加玛(Pergamon)遗址，并对“希腊的伟大智慧(  )”大加颂扬。(43)到了末代王朝时期(1261—1453年)，对《荷马史诗》的学术研究进一步强化了拜占廷人对古希腊人的族群认同。14世纪著名诗人塞奥多利·梅多希提斯(Theodore Metochites)在深入研究了古希腊作家及其思想后得出结论：荷马“是所有智慧的导师”；(44)而“我们(拜占廷人)是古希腊这个种族的继承者”。(45)有鉴于此，梅多希提斯刻意用《荷马史诗》式的六韵格创作了一首自传长诗。(46) 甚至在1453年拜占廷帝国灭亡之后，《荷马史诗》依然在强化拜占廷人对古希腊人的族群认同上发挥作用。许多拜占廷人坚信，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只是为了偿还希腊人攻陷特洛伊城的历史之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很快就会结束，希腊人的帝国将会随之再度降临。(47)拜占廷末代学者劳尼库斯·查克孔迪利斯(Laonikos Chalkokondyles)的作品真实再现了拜占廷人亡国之后的心态。劳尼库斯毫不掩饰对《荷马史诗》的热爱。他在作品中直接引用《荷马史诗》的语句，多次提及宙斯、赫拉等希腊众神。(48)他把拜占廷人直接称为希腊人(Hellenes)，把拜占廷的历史追溯到狄奥尼索斯(Dionysus)和赫拉克勒斯在欧亚大陆开疆拓土的事迹，(49)从而将拜占廷人与《荷马史诗》中的神和英雄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了拜占廷人对古希腊人族群身份的传承。 综上所述，在拜占廷时期，《荷马史诗》传承了古希腊文化的魅力，受到拜占廷民众、文人、皇室成员的高度认可。但由于《荷马史诗》与拜占廷帝国的官方信仰发生冲突，因此顺应现实需要，服务于皇权和教权，为颂扬皇室成员的美德、促进基督教信仰的传播提供大量素材。拜占廷文人学者对《荷马史诗》抄写、翻译、评注，形成了一个学术研究群体，促进了拜占廷帝国对古希腊文化的传承。在拜占廷国势衰颓之际，《荷马史诗》成为拜占廷帝国内的希腊文化标志，促进并强化了拜占廷人的族群认同感，拜占廷人逐渐自认为“希腊人”。《荷马史诗》的大众性、现实性和传承性，生动呈现了它在拜占廷时期复杂的生存状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