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成瘾概念的边界已经开始跨越心理学和医学的范畴，日益成为社会文化问题。成瘾一方面是家长用来控制青少年网络过度使用而建构的客位概念，成瘾话语给予家长干预青少年网络过度使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给青少年提供更具亲密性的社交工具，建构更加有意义的参与文化，使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逃离教育的压力、焦虑和迷茫，体现出一种群体自发的疗愈过程。 关键词：青少年；成瘾；主位实践；互联网人类学 作者简介：姬广绪，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275）。 青少年网民的网络过度使用问题，在最近一波又一波的新闻浪潮中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公众开始密切关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互联网的正负向影响。数字时代的网络使用，本无可厚非，过度使用其实也是青少年对网络愈发依赖的行为表现，本属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话题。然而在围绕着“青少年网络使用的必要性”和“网络使用的时间限度”这两个关键问题的争论中，在公共话语层面的问题开始导向“网络沉迷”，一时间对沉迷的声讨甚嚣尘上。青少年的互联网过度使用问题俨然成为了如洪水猛兽般的恶习，甚至被视为“病态”行为。这种公众话语中的“病态”表现，并不是我们通常对成瘾诊断中使用到的“戒断反应”“耐受性”“自控力丧失”，而是众所周知的学业成绩下降、职场表现欠佳或者亲子关系淡漠等负面后果。很显然，成瘾被作为一个成年人可以合理干预青少年互联网过度使用，并将其从他们所认为的“越轨”“失范”边缘拉回到正轨的行为依据。同时，伴随着网络媒体上少数医学界的专业人士，开始从脑神经学等角度介入青少年网络过度使用的问题，一股网络成瘾医学化的话语干预及行为实践开始出现。中央民族大学韩俊红将网络成瘾医学化定义为：“在社会认知和社会实践层面将青少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赋予‘疾病隐喻’的合法性建构过程。” 成瘾似乎成为一个描写青少年网络过度使用的标准词语，被社会舆论广泛接受。然而从截至目前的网瘾医学化实践来看，问题依然存在，并愈演愈烈。各地建立起来的网瘾学校非但没有“治愈”这些所谓“有问题的”年轻人，反而被裹挟到了新一轮的道德舆论漩涡中。因此，成瘾概念的界定及其在中国社会语境中的指向，需要重新被思考和界定。本文试图从人类学的视角考察成瘾概念流行背后的文化内涵，并从中反思当下青少年网络成瘾话语建构背后各种因素的纠缠，这或许会为处于焦虑之中的家长及社会提供更加理性和冷静的视角。 一、人类学理解成瘾的三种模型 关于成瘾（Addiction）的研究，从部落时代的嗜酒习俗，到都市社会的瘾君子，再到今天各种各样的药物依赖，人类学对不同文化中的成瘾现象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文化阐释，对这些文献进行归纳，大致可以总结出人类学理解成瘾的3种基本模型。 其一，文化模型：人类学对药物使用及滥用的关注和文化理解，要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Heath作为代表性人物，最早开始在玻利维亚东部一个叫坎巴的混血儿社区，研究当地人的过度饮酒现象。他发现，当地人多数从事园艺工的工作，成年男性每两个月总要有连续几天处于酩酊大醉的状态。通过田野作业他发现，当地人崇尚醉酒，并且对在当地的节日庆祝中喝醉习以为常。然而即便喝醉，坎巴人也绝不会因此出现诸如失约、酒后滋事以及通常被人所诟病的酒后乱性问题。相反，大量的酒精消费促进了坎巴人的社区团结，维系了社区中人际协作。一反以往关于酒精成瘾社会危害的研究论断，Heath从人类学的角度提供了一个解释酒精消费及成瘾的文化模型。 Heath的文化模型后来被人类学家广泛接受。他认为，将饮酒同“问题”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身体的、经济的、心理的以及人际的角度，在历史上的诸多文化中很罕见。大多数后来关于酒精消费的研究结果，也多数是将其与文化因素关联，而并非简单的药物生物学因素。虽然从现代生物学角度来看，酒精的确是一种化学成分，然而从文化模型出发，理解重度酒瘾的关键因素，是群体对其赋予的文化意义，包括“社区团结”“身份认同”“新的社会地位的识别”“获得和成功”“怀旧记忆”“敬爱亲人”“热情好客”“悼念逝者”“群队工作的开端”“交换”“文化庆典”“亲密关系”“乐趣”“健康”“宗教体验”“展望未来”。Ngokwey发现，喀麦隆的Lele人通过围绕棕榈酒的规则和实践，来重建文化价值以及分类。例如，Lele人社区感的建立和加强，是通过在男性之间以及男性和女性、老人及生病人之间共享棕榈酒的实践来完成的。将酒作为加强社区内部团结的媒介，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中一个经典的话题。人类学对于酒及成瘾问题的研究，最大贡献在于，通过民族志资料，解释清楚了人类行为同酒及成瘾之间的文化关系。即人在醉酒状态下的行为表现，并不是站在道德判断以及社会良知高点上文化精英所说的“酒精作用下的失范和越轨”，而是社会通过塑造和传授的方式，给予成员的一种关于“烂醉如泥”的文化规范。 当然也有人反对将酗酒和成瘾过度美化的泛文化相对主义论调，认为人类学家严重低估了由于重度酒精消费所引发的，人的身体问题及相应的社会问题。Room将人类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忽视，归咎于跨学科文献综述能力的缺失、跨文化语境下成瘾概念的模糊属性。同时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许多从事酒精成瘾研究的人类学家，出生于酒精消费习以为常的时代，因此并不将其看作是多么严重的社会问题。 尽管将文化模型作为人类学理解成瘾的核心框架，人类学家们也并不是对工业化时代，由于酒精消费所引起的各种诸如扰乱社会秩序、人的生理功能失调问题视而不见。John和Irma Honigmann在加拿大弗罗比舍贝调查的因纽特人中，就存在严重的因重度饮酒而导致的个人和社会问题。 其二，生活方式模型：除了关于酒精成瘾的研究以外，人类学家还发现，毒品成瘾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话题。而且在文化模型的框架下，毒品消费开始呈现出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亚文化的表述趋势，这也体现出人类学家看待文化的两个不同的视角。在Heath为代表的文化模型中，文化被看作是所有不同的人群在面对世界时生成和分享的一套独特的理解方式、意义体系和价值观念。而在生活方式模型中，文化被看作是某一特定群体的特殊文化或亚文化，这种文化有其特殊的关于知识、态度、行为和规范的规定说明，并且不同其他文化分享。这其中，Preble和Casey合作的关于纽约街头毒品交易和消费的民族志研究——《照顾生意》堪称经典。两位作者运用亚文化的研究视角，全面地描绘了这些以毒品为生活核心组织机制的人群，对抗以往关于“瘾君子”研究中的刻板印象。Preble和Casey说：“他们的行为根本不是为了逃避生活，他们每周七天都积极参加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和社交。”人类学家利用参与观察，真实地理解和展示这群人的生活。从吸毒人的角度来看，每天的（购毒、吸毒）活动实际上是在建构群体的亚文化。我们可以关注活动中结构化的价值观、角色和地位分配等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而不是简单地被精神病理学归结为“逃避生活”或“病态生活”。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关于街头毒品的研究，多强调吸毒者的生活世界和自我认同有着极强的文化秩序和社交的目的及意义，主位视角明显。但同时也正因为沉浸于主位的视角中，人类学家往往容易忽视毒品成瘾的更加广阔的宏观社会语境，而这个语境就是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模型所关注的。 其三，社会苦难及自我疗愈模型：医学人类学的模型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并且很快被应用于关于毒品的研究中。医学人类学模型的兴起，反映出人们对于之前文化模型的反思，体现出文化模型忽略成瘾现象背后的宏观结构（经济不平等、社会控制的制度）、社会进程、支配性的制度（例如媒介歧视）以及权力关系（社会阶层、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医学人类学的模型，重点关注苦难的社会生产以及毒品作为冤屈和虐待等情感创伤的自我治疗。 布儒瓦在其《生命的尊严》中，通过对纽约和旧金山瘾君子艰难生活的田野描述，讨论了苦难和极端贫困的社会产生机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造成和维持了愈发扩大的贫富差距。例如公共政策（社会福利水平的降低、让穷人更加窘迫的税制改革等等）的实施，往往会对富人区的人更加有利。在这种结构化的无法逃避的压力之下，人类学家使用“社会苦难”，来表示由于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不公分配所带来的贫穷个体的遭遇，及由此带来的广泛社会问题。换句话说，社会苦难指的是，处于权力关系末端的那些贫弱的个体所遭受的在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和生活经历上的苦难。 医学人类学认为，社会不公往往成为瘾性实践的重要社会原因。瘾君子的生命历程经常会陷入一个恶化的循环过程中，由于不公平所带来的社会迫力，会导致作为“自我诊疗”瘾性行为的社会污名化以及自我价值的摧毁，他们会加剧毒品的消费以缓解这种社会和心理情绪。当然吸毒者自身很清楚毒品带来的危害，然而毒品的吸食会给他们带来一种精神的解脱，短暂地让他们从社会苦难中逃离出来。 从上述人类学关于成瘾的研究模型可以看出，虽然人类学并不是最早进入该领域的学科，然而由于民族志本身所具备的文化观以及事实呈现，而使得人类学在关于成瘾问题的理论解释路径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文化模型的解释力、主位理解的呈现、鲜活的经验和主体性、生物社会互动路径中的文化理解、关注视野的跨社会维度，以及微观经验和宏观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链接，都是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并且从上述的几个分析模型可以看出，人类学并不是将成瘾看作是绝对负面的问题，相关群体本身的文化属性、行为逻辑，以及作为成瘾实践行为本身的文化和社会意义，是人类学更加看重的。因此，人类学并不遵从舆论和媒体的话语逻辑，将游戏成瘾的情境抽离，将其看作是问题，反而是将游戏及过度使用的现象纳入到青少年实践的文化语境中，从整体观的角度发现更多的意义和价值。 在关于中国当下青少年互联网过度使用的问题上，人类学的解释框架似乎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发现，这些舆论导向的所谓“成瘾”背后的机制是什么。首先，网络游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数字原住民”们日常交往的必要方式，游戏化的社交已经在该群体中司空见惯，文化模型解释了青少年如何将网络游戏看作是社交、体验和认同的重要窗口。其次，生活方式模型则从亚群体的内部视角，理解青少年是如何看待游戏及其更加积极和正面的意义与功能。对于生活方式模型的理解，将有助于我们摆脱媒体中对青少年网络游戏的刻板印象，呈现更加主位的视角。最后的自我疗愈模型，是从整体的社会和文化转型视角，理解今天中国的青少年所面临的学习、家庭和社会环境，描述家长、学校、社会对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的观点，并就此问题进行有关青少年网络成瘾建构论的讨论和反思。 2018年，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联合腾讯研究院开展了一项旨在理解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情况的课题研究，希望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形式，真实呈现贵州和广州两地初中二年级青少年的网络使用情况。此次课题研究共计回收有效问卷1 600份，围绕网游成瘾话题，希望能够借助相关问题和数据，对成瘾概念的社会建构提供一种解读的视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