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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一体”与“满天星斗”：经典命题下的边疆定位 自从费孝通先生和苏秉琦先生分别提出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和文化区系“满天星斗”学说①以来，关于这些经典命题的讨论从多个方向展开并持续至今。围绕相关讨论的后续思考与边疆史意义，笔者将另有他文论述。在这里，如何确定边疆在这些框架中的位置，值得我们思考。 在这当中，“景观”(landscape)构成了我们连接历史与当下的可供参照的重要资源,也成为我们思考时代特质及其转折意义的重要对象,更在“多元一体”与“满天星斗”的图景化框架中构成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以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造 景观——长城为例，围绕着它，既有农耕与游牧力量之间的征伐战争，也有中原与草原社会之间的互市交流，更具有近代外敌入侵背景下整个国家与民族认同的象征意义。那么，当它在文明研究者眼中出现的时候，又给我们怎样的启发呢？ 阿诺德·汤因比曾这样记述他年轻时亲眼所见长城时的情景:“我之前看过的任何一幅照片或绘画，都没有向我充分地展现长城是如何在崇山峻岭中昂首阔步地前行的，是因为这样的山脉在我们的世界里并不常见。眼前那些锥状的山峰，锯齿般隆起的陡峭山坡，还有同时向各个方向伸展的山脊，如波涛汹涌的大海一般，对我们的眼睛是如此陌生。当看到层峦叠嶂在中国山水画中被如实地描绘，我们还以为它跟龙或麒麟一样，是一种由怪诞想象而催生的产物。因而，即便一名西方人目睹了眼前的现实并对此深信不疑，有一件事还是可以确定，他连做梦都不会想到要把人的印记添加到如此奇特的‘自然’之上。我相信，连罗马的军事工程师也会在这样的山峦上建造什么特别的工事，而是坚信此处‘自然’本身便可作为一道屏障。两千年前，那些古代中国‘天下’的承命者却并没有如此。他们毫不犹豫地用画笔在群山中勾画出这座错综复杂的迷宫，也同样大胆地将长城一再延展至几百甚至几千里，越过一个又一个山顶的尖峰——如此驾轻就熟，迫使‘自然’为他们的人类利益服务……在我眼前，‘古代中国’与‘自然’两者对峙——两者面对面，然而当下已不再只此两者，因为‘近代中国’亦在此立足。”[14](P.200-201)在这里,汤因比以外部观察者的视角,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认知,那就是在对边疆的认知上,中国的古代与近代具有极大的差异。进一步来说，鉴于古代中国多以陆地世界认知为主的整体框架，人们行为将边疆作为一个与中原相对的二元化认知对象，长城实际上扮演着这种二元化区域分界线的角色；与此同时，由于古代中国的农牧自然地理属性，长城又成为当时的自然环境区隔的一个标志。由此，长城就兼具了确定自然和社会区分度的双重标志，而这恰恰又成为古代中国叙述中如何理解“多元”与“一体”的重要标识物。进入近代，随着长城本身作为中国与中华民族认同标志的出现，在“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期许当中，长城又变成了理解“一体”与“多元”的重要标识物。可以说，正是这种基于人文－地理关系的长城结构，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和认识经典议题之中边疆定位的思想史景观之一。 四、中心、边地与“拉铁摩尔逻辑”：超越与可能 中国古代至近代的中心与边地关系大致而言，经历了一个以河洛地区为主要区域构筑的中原文明及其外域认知框架[15]、以广义的中原地区为主要区域构筑的中国与外部世界认知框架，以及以兼跨中原与边疆地区的中国认同与外部世界认知框架的转变过程。这一渐次演进的过程，充满着顿挫与反复，在这中间，关于中心与边地的关系，也在历史维度中经历了几多转变并经由“拉铁摩尔逻辑”，让我们得以探究在边疆思想史层面的超越与可能。 普遍认为成书于先秦时期的《穆天子传》有如下对于核心区域与边疆地带的记述:“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於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16](P.94-96)这既是对核心地域的自我体认,也伴随着对于边疆地带与域外空间的想象。在秦朝统一全国之后，在现实治理层面，内政强于边政、边政影响内政的关系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始终。《史记》中曾有这样一段话来概述秦末秩序的崩溃，鲜明地体现出核心地域与边疆地区秩序瓦解之间的连带性关系:“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胜载也。然皆非公侯之后，非长官之吏也。无尺寸之势，起闾巷，杖棘矜，应时而皆动，不谋而俱起，不约而同会，壤长地进。”[17](P.2958-2959)到了西汉武帝年间,随着内政的稳定,朝廷的视野开始转向西部，开启了一个认知与“发现”西域的新阶段，“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 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唯其小邑鄯善、车师，界迫匈奴，尚为所拘。而其大国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18](P.3929)。边疆地带对于中原王朝发展及其整体视野的重要性，自此得以标志性地凸显。到了南北朝时期，当时的前秦统治者苻坚曾有过将边地族群进一步迁徙到外部边缘的举动，据《晋书》记载:“乌丸独孤、鲜卑没奕于率众数万又降于坚。坚初欲处之塞内，苻融以‘匈奴为患，其兴自古。比虏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处之于内地，见其弱矣，方当窥兵郡县，为北边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义。’坚从之。”[19](P.2887)考虑到前秦本身就是一个从边疆兴起政权,因此苻坚的这一举动实际上也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崛起于边疆的王朝如何面对和处理边疆问题的路径选择问题，尤其是在元、清时期，随着边疆地域的迅速扩大与稳定，相关的边疆管理制度也进一步成型。 欧文·拉铁摩尔(Owe Lattimore,1990-1989)在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认为: “在中国历史中，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的‘边疆形态’:或者是一个王朝建立在边疆以外或边疆之上，然后向内地推进，建立其对中国的统治；或者是在中国以内建立王朝，然后向外推进，建立其对边疆及边疆以外的统治。”[20](P.264)他首次从空间与社会生态的层面对中国的陆地边疆进行了四大区块(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分类,这种方式至今依然是中国边疆研究中主流和基本的陆疆分类模式,其知识分类的影响深远。正如赵敏求所指出的，拉铁摩尔与秉持传统的“入寇”“征伐”观的学者，以及对中国内部逻辑不甚明了的外国作家的不同之处，正在于其独特的边疆分析结构与整体视野[21]。具体而言，这种边疆分析结构与韦伯的“理想类型”相类似，在具体的操作实践层面，这种结构较为有效地将中国内部中原核心地区与边疆地区的内部关系转变为可供分析的多对关系，如中原－蒙古关系、中原－东北关系、中原－ 西域关系、中原－藏地关系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既适应经历近代国体转型的中国内部对于各边疆区域各有侧重的政治与文化表述，同时也相对成功地使这一边疆分类框架与当时既有的区域研究范式(如蒙古学、藏学和满－通古斯研究等)相匹配，从而在一定的限度上形成了一种国家与区域研究范式之间的协调[2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当代世界范围内国家与学术之间存在的微妙关系，以及在当代各国对于自身独立性与主体性地位的强调，如何更好地思考和理解国家空间与相关学科框架之间形成新的结构性关联，如何处理这些既有的区域研究范式与诸如“汉学”(Sinology)以及更具国家 －区域研究意味的“中国学” (China Studies)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中国这一政治与认同空间下去理解边疆社会的内部逻辑及跨界现象，就成为拉铁摩尔时代之后，尤其是在当下 “一带一路”所构筑的中国－周边－世界关联结构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重新理解作为各部分的边疆空间以及作为整体的边疆空间在整个中国空间中的历史与结构意义。正如笔者在其他论文中所指出的，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空间内部的关系结构，我们有必要对其中具有连续性的边疆区域整体叙事框架作为一种可实践的要素来加以观照[7]。在这个过程中，“边疆思想史” 作为一种在中国历史空间中对这种边疆整体性加以构筑的尝试，是一种不局限于区域而又超越区域框架的思想性叙述。它不仅仅局限于对中国整体历史中的中央王朝关于边疆区域及其生活在这些区域的各个族群的治理策略与相关统治逻辑的梳理与考察，而是更多地集中于关注中国历史各时期中原－边疆关系认知框架及其内部群体与政策互动的整体关系结构，尤为重视中央政权的边疆政策在边疆区域内部的创造性转换与在地化实践问题，以及在这种转化与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内部关系逻辑与内在网络。从结构关系角度而言，它着重于“多元一体”中的“多元”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与“一体”之间的结构性互动，着重于“满天星斗”中的“星斗”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于整个星空格局的影响。 除此之外，边疆思想史还有必要对域外边疆认知及其理论框架如何影响近现代中国边疆的具体过程，以及相关核心概念如何在中国知识话语中借用、固化并形成共识与衍生影响的过程进行具有连续性与整体性的揭示。总之，边疆如何成为可能的主体，边疆如何生成内部的逻辑，边疆如何影响统一的整体，这是我们理解边疆思想史过程中必须思考的关键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