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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史诗研究逐步发展成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专门学。文章以“机构—学科”为视角，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该领域的知识生产和学术治理为主线，同时结合世纪之交的学术反思、文本观念的革新、理论方法论的拓展，以及研究范式的转换，勾勒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大致轨辙和学科建设的若干相面。而超越对史诗本身的研究，探讨“以口头传统为方法”的学科化发展进程，从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层面深拓少数民族文学传统的学术空间，也当成为清理中国史诗学70年总体格局及其走向口头诗学的内在理路。 关键词：史诗传统；口头传统；口头诗学；方法论；中国史诗学 中国国内对少数民族史诗的发掘、搜集、记录、整理和出版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其间几经沉浮，大致厘清了各民族史诗的主要文本及其流布状况。但成规模、有阵势的史诗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的。这种“延宕”的终结多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2012年更名为民族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文所”）于1980年成立伊始就将长期缺乏系统观照的史诗这一“超级文类”设定为重点研究方向有密切关联。 党和国家历来就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先后将相关科研工作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重点规划项目。1996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列为“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的重点管理项目，“中国史诗学”也先后成为所、院两级设置的重点学科建设目标，相关举措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事业也起到了主导性的学科规制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以史诗研究的观念突破为发端、以口头传统作为参照系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引领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范式转换。因而，我们不妨以“机构—学科”为视角，围绕民文所老中青三代史诗学者的学术实践，集中讨论“口头传统作为方法”的学术史意义。 一、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到“中国史诗研究” 在百年中国民俗学历程中，相较于其他民间文学文类，史诗研究起步较晚，学科基础也相对薄弱。这大抵上反映了中国史诗研究从萌蘖、兴起到发展也是20世纪后半叶才逐步形成的一种学术格局。而这种“行道迟迟”的局面，一则与整个东西方学界关于“史诗”的概念和界定有直接的关联，二则这种迟滞也潜在地驱动了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两度发生的大规模的史诗“生产运动”。大量“作品”的面世，既为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厚的学术资源，提供了更多的理论生长点，同时也为后来的文本阐释、学理规范、田野实践建立了代际对话的自反性视野。 1983年8月，“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史诗学术讨论会”在青海西宁召开，与会人数过百，堪称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史诗研究总动员。但相关文献显示，参会论文中涉及理论研究的仅占3.5%，主要视角是马克思主义史诗观。尽管这次会议没能在学理层面形成深入对话，但其中也有若干文章涉及史诗类型问题的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文所专门组建了史诗课题组，以仁钦道尔吉、降边嘉措、杨恩洪、郎樱为代表的第一代史诗学者勇挑重任，开启了比较系统的学术探索之路。他们基于近二十年的田野调查和文本研究，形成了一批梳理资料全面、论述有一定深度的论文、研究报告和著述。与此同时，在史诗富集区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云南等地也出现了一批孳孳矻矻的各民族学者。他们在那个时段发表或出版的若干学术成果丰富了史诗理论研究的内涵，尤其是在史诗类型问题上形成了持续性讨论，至今依然具有张力。但从总体上看，民文所史诗课题组倚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源和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的制度化支持，有组织、有计划、有分工地开展集体科研活动，学术机构的决策导向和团队力量也由此得以显现。史诗课题组相继推出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1990—1994）和“中国史诗研究丛书”（1999）两批成果，其间杨恩洪有关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的专著（1995）也适逢其时地面世了。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地体现出了这一时期的学术面貌和整体水平，也呈现出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设置的时代特征。例如，“中国史诗研究丛书”立足于三大英雄史诗和南北方数百部中小型史诗的丰富资料，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史诗的总体面貌、重点史诗文本、代表性演唱艺人，以及史诗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并提出了建立中国史诗研究体系的工作目标。 仁钦道尔吉的《江格尔》和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降边嘉措和杨恩洪的《格萨尔》研究、郎樱的《玛纳斯》研究，以及刘亚虎的南方史诗研究构成这一时段最为彰显的学术格局：在工作路径上，研究者大都熟悉本地语言文字和民俗文化传统，注重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的互证；在史诗观念上，从口头史诗文本、演唱史诗的艺人、热爱史诗的听众三个方面提出“活态史诗”的概念，改变了过去偏重于参照书面史诗的囿限；在传承人问题上，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艺人的习艺过程及其传承方式，提出了艺人类型说和传承圈说；在文类界定上，不再“取例”西方，从英雄史诗拓展出若干史诗类型和分类方法，兼及同一语系或语族内部或文化区域之间的史诗比较研究。而两套丛书的先后推出，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到“中国史诗研究丛书”，也以“题名”的更变折射出这一时期史诗学者“孜孜策励，良在于斯”的学科创设蓝图。 2000年6月，民文所与内蒙古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了“中国史诗研究丛书首发式暨学术座谈会”。各方专家对“五部专著”的出版意义和中国史诗研究格局的初步形成有一致的评价。钟敬文在发言中特地用了一个比喻来表达他的欢欣：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民族在庄稼收割开始的时候，把最初的收获叫“初岁”，要献给神灵，表示庆祝。那么这五部书就是中国将来要建成的雄伟的学术里面的一个“初岁”，预兆着未来的更伟大的收获。 当然，这个“初岁”的来临与史诗观念的转变密切相关。正如尹虎彬所言：“中国学术界把史诗认定为民间文艺样式，这还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这主要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观念的影响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学术界开始把史诗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样式来研究，其中受人类学派的影响最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学者们开始树立‘活形态’的史诗观，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传统的范畴。”的确，这段话中提到的“口头传统”（oraltradition）作为一个外来术语，那时已经“登陆”中国了。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20世纪西方民俗学“三大理论”即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和演述理论的渐次引入和本土化实践，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带来了知识生产的创造性活力，出现了若干新的气象，学术的格局、理路、方法、追求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二、从史诗传统走向口头传统 2000年，新世纪伊始就有了新气象。1月，美国史诗学者弗里（JohnMilesFoley）一向负有盛名的“口头传统简明教程”——《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的中文版面世（朝戈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1月，朝戈金的专著《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2月，《民族文学研究》增刊《北美口头传统研究专辑》接踵而至。此后的数年间，一系列有关口头传统研究的译著或译文也得以陆续推出，“三大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及其若干关键著述陆续进入中国学界。在译介活动兴起的同时，民文所学者走向田野的步伐也在加快，队伍也愈加壮大起来，域外理论与本土实践的抱合、学术话语与地方知识的碰撞生发，就这样一步步延展开来。 但如果稍稍回顾一下世纪之交的学术研究历程就不难发现：20世纪90年代，在老一辈学者推进史诗研究的同时，民文所的青年学者也开始陆续译介西方民俗学理论；恰巧也是在1990—1999年间，口头程式理论的引介和评述经朝戈金和尹虎彬的手笔，逐步进入学者们的视野，成为口头传统研究这一“新”领域在中国的滥觞。2000年以后，随着译介范围的扩大，进一步带动了口头传统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影响从史诗研究波及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进而扩展到多个学科。从平行方向上看，有关演述理论这一学派的系统引介，当以杨利慧和安德明与鲍曼的学术访谈为信号；此后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该学派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拥趸者众多。加之此前已初见端倪的演述理论和民族志诗学到了这时也有了进一步译介和评述，便一并被学者们纳入借鉴的范围；原本彼此之间就有亲缘关系的“三大理论”在口头传统的研究视野下构合成一个更为完整的参照系。民文所学者也从理论的“视野融合”和方法论整合中受益匪浅，并逐步走出了一条在认识论上有立场转换、在方论论上有拓展创新、在技术路线上有改弦更张的学术探索之路，进而以史诗理论话语的更新、研究观念的转变带动民间文学朝向口头传统的学术转型。 2000年，朝戈金的博士学位论文《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面世，堪称一个标志性事件。该著基于江格尔史诗传统和传承人冉皮勒演述录记本建立起田野再认证程序、文本解析模型及诗学分析路径，特别是对“文本性”与“口头性”的剖析鞭辟入里，改变了既往基于一般文艺学的文本观念，为后续的田野实践和文本研究树立了典范。就学术转型而言，钟敬文在其为朝戈金专著的序文中做过要义阐发： 所谓转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对已经搜集到的各种史诗文本，由基础的资料汇集而转向文学事实的科学清理，也就是由主观框架下的整体普查、占有资料而向客观历史中的史诗传统的还原与探究。 正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矫正史诗“误读”为出发点，以回归文本背后的传统为内在理路，并在积极的学术史批评意义上开展自我反思和代际对话，促成了史诗研究的方法论自觉，由此形成的研究理念和具体实践引导了学术转型的发生和发展。诚然，以文本观念的“改变”为趋向的学术转型远非一蹴而就，其实现经过了学者们多年的持续性探索。朝戈金就研究范式的突破做过这样的几点概括：（1）以何谓“口头性”和“文本性”的问题意识为导向，突破了以书面文本为参照框架的文学研究模式；（2）以“史诗传统”而非“一部史诗作品”为口头叙事研究的基本立场，突破了苏联民间文艺学影响下的历史研究模式；（3）以口头诗学和程式句法分析为阐释框架，突破了西方史诗学者在中国史诗文本解析中一直偏爱的故事学结构或功能研究…… 述及文本观念的转变，还需将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间文学研究存在的“本体缺失”与世纪之交民俗学界的学术史反思联系到一起来加以回观。2003年7月，“萨斯”（SARS，即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余流未尽，北京大学民间文化青年论坛计划召开的“第一届学术会议”只能通过在线方式进行。但这场以“中国民间文化的学术史观照”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遂即演变为持续半年之久的“网络学术大论战”。网络会议期间发生激辩的论域正好是“田野与文本”及其二者之间的“孰轻孰重”，民文所的多位学者也“卷入其中”。最后，在“告别田野”与“走向田野”这两种观点的张力之间，田野与文本的关系，文本与语境的关系，演述事件与社区交流的关系，传承人与受众的关系，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的关系，其实都得到了全面强调。尽管个人观点和立场都有所不同，甚至相左，但由此建立的反身性思考、学术对话和学术批评精神，一直是当代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动力所在。 民文所学者正是在学术共同体的集体反思中明确了前行的方向。以民俗学田野实践为导向，“以演述为中心”的一批史诗研究成果相继面世，大都能以厚重的文化深描和细腻的民族志写作来阐释和透视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少数民族史诗传统及其历时性传承和共时性传播，同时在当下的文化生境中把握民俗交流事件、民众生活世界，以及传承人群体的生存状态，用口头诗学的基本理念及其过程性观照统摄传统研究方法，将参与式观察、民族志访谈、个人生活史书写、在语境框架中解析文本、定向跟踪史诗演述人及其与所在群体和社区的互动等多种田野作业法并置为多向度、多层面的整体考察，从个案研究走向理论方法论建设，从学术话语的抽绎走向工作模型的提炼，进而开启了中国史诗研究的新范式，也引领了民间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文本走向田野，从传统走向传承，从集体性走向个人才艺，从传承人走向受众，从他观走向自观，从目治转向耳治之学。 本土化的学术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更新和丰富了史诗研究的学术话语，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整体纳入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朝戈金借鉴民俗学三大学派共享的概念框架，结合蒙古族史诗传统表述归纳出史诗术语、概念和文本类型；尹虎彬立足于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之间的互动关联，将西方史诗学术的深度省视转接为中国史诗研究的多向度思考；巴莫曲布嫫提炼的“格式化问题”、演述人和演述场域、文本性属与文本界限、叙事型构和叙事界域，以及以“五个在场”同构的田野研究工作模型等，大都来自本土知识体系与学术表述在语义学和语用学意义上的接轨。这些实践在史诗学理论建构上有融通中外的视域，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随后，斯钦巴图、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诺布旺丹、塔亚、乌·纳钦、博特乐图（杨玉成）、陈岗龙、吴晓东等，沿此方向发表了多种研究成果，与其他民俗学者的实证研究一道，从整体上形成了口头传统研究的新格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