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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口头传统走向口头诗学 21世纪的中国史诗研究在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格局中形成了全新的定位，并在田野实践中从偏重一般文艺学的文本研究走向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理论建设。中国史诗学的制度化经营、学科专业化的主导原则和实践路径也在推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超越了既有边界，使人文学术的知识生产呈现出跨界重组的动态图景。正是在口头传统通向口头诗学的道路上，学术共同体得以塑造，也得以发展，并将学术思想的种子播撒到更多的学科。 就民文所的学术传统和代际传承而言，仁钦道尔吉、降边嘉措、郎樱、杨恩洪等老一辈学者，倾注一生心血，开创了中国史诗学的基本格局，至今依然不辍笔耕。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斯钦孟和、旦布尔加甫、阿地里·居玛吐尔地、黄中祥、斯钦巴图、诺布旺丹、李连荣、乌·纳钦、吴晓东、杨霞等50后和60后学者，很好地接续了田野路线与文本路线并重的学术传统，在理论方法论、学术史、史诗演述传统、传承人及其群体、科学资料本和史诗学史料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应的突破，以团队协作和集体实践促进了学术转型和范式转换。一批70后和80后学者正在积极成长，各有专攻，并从多个向度弥补了过去研究中的短板或缺项，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史诗学的代际对话、专业细化和发展空间。总之，老中青三代学者构成的史诗学术梯队，从工作语言布局到专业知识结构，基本覆盖了三大史诗和南北方典型的史诗传统和史诗类型。这个团队既有长期的田野研究实践，也有广泛的国际学术联系，尤其是有历史使命感和代际传承的学术担当，成为中国史诗学从新时期走向新时代的一支重要力量。 2016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登峰战略”，民文所的“中国史诗学”作为“优势学科建设”获得立项资助，再次踏上了新的征程。随着研究范畴的进一步界定和拓展，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整体布局和具体工作路径也有了相应的调整。目前，民文所史诗团队着力开展的工作主要包括“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三大史诗诗系研究，北方史诗带研究，以及南方史诗群研究。专题研究则涉及中西方史诗研究的理论方法论和学术史，史诗的演述、创编和流布，传承人及其受众，史诗的文本与语境、史诗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史诗文本的采录、整理、翻译及比勘，史诗演述传统的数字化建档，口承与书写的互动关联，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的田野关系与学术伦理，当下史诗传统的存续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中国史诗学学科体系建设等诸多环节。与此同时，超越对史诗本身的研究，进而总结“以口头传统为方法”的学科化规律，以口头诗学的理论建构为突破，从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层面，深拓少数民族文学传统的学术发展空间，也逐步成为史诗团队的共识。 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更多的本体论思考和进一步的理论自觉，而“以口头传统为方法”的学术实践也在走向深入。口头诗学在中国的专门提出和倡立始于2002年，以朝戈金从文艺学角度讨论口头诗学的一篇文章为表征，继而以民文所史诗学者的学术实践和学理研究形成了持续性的接力和对话。在此过程中，朝戈金接着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专门探讨口头诗学的要义和规则，而其主张“‘回到声音’的口头诗学”，从文学创作、传播、接受等维度，大略讨论了从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之间的规则性差异来阐释口头艺术的必经之路，显示出建设口头诗学的理论自觉和深耕其间的一贯努力。 公允地说，口头传统理论和方法论的引入及其本土化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中国史诗研究，而口头诗学的倡立和讨论不仅为学科化的制度建设和理论创新奠定了本体论基础，也为学科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进而对文艺美学、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古典文学、比较文学等诸多学科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截至目前，口头诗学在中国已经走过十多年的历程，也有不少实际运用的研究案例见诸于期刊论文、硕博学位论文及研究专著，其中以“口头诗学”为论题者也成增长态势，并在不同学科的互涉领域形成了对话： 作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口头诗学尤其在“口头传统”（oraltradition）研究领域（包括诗歌及其他口头表演样式），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借鉴现代西方口头诗学的视角、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入审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生成、传播的历史过程，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评判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文化价值。 归根到底，口头程式理论的译介和口头诗学理念的影响，主要在于较为彻底地改变甚或颠覆了我们既有的文本观，让我们学会“以口头传统作为方法”去理解民众的口头实践和口头艺术，在“以演述为中心”的交流过程中去捕捉的意义的生成和传达，从而在文本阐释中形成自反性或反身性思考；而倡立口头诗学，也是为了“探索人类表达文化之根”（弗里语）这一学术责任做出中国学界应有的贡献。例如，民文所史诗学者立足中国实际对史诗文本做出了更细致的自主性划分，在民间文学界也形成了进一步的讨论和生发。由此，陈泳超不仅提出了“第四种”文本，即“新编地方文本”，还倡导建立民间文学的“文本学”： 史诗学界对文本分类有许多较为成熟的见地，这些分类原则引申到整个民间文学界，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有效的，但还存在较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针对民间文学界文本情况相对比较紊乱甚至时常错位的现状，应该倡立科学的“文本学”，尽可能地按照统一标准为各类文本设定一个较为明晰的语系，以使各类文本有所归属，并在各自特定的条件下产生认识和美学的效用。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引导大家重新审视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形成探索中国民间文学本体研究的“文本学”“叙事学”“形态学”等学术取向，可能远比口头程式理论的具体应用案例有多少要重要。而观念的改变大抵也是无从计量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依然要重视的是，文本观的改变给学术研究带来的深层影响是否会接着改变我们认知生活世界、认知口头艺术、认知人类表达文化的实践方式和意义空间，从而更加接近我们早已确立却又在各种“声浪”中不断游离的研究本体。就如何理解和建设口头诗学，朝戈金做出了如下概括： 口头诗学的学术方向和学科建设，离不开几个基本问题的厘清：第一，口头诗学的早期开创者们，分别具有文艺学、古典学、语文学、人类学、信息技术、文化哲学等背景，于是，该学术方向从一开始，就有别于一般文艺学的理论和方法。第二，口头诗学的发展，离不开两个基本的维度：一个是对口头性的认识，这是在与书面性相比照的维度上发展的。再一个是对占据支配地位的书面文学传统的大幅度超越。第三，口头诗学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在认识论上，都追求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理解文学活动的取向，于是，其理论体系就更具有开放的特点。第四，只有在更为广阔的人文背景上理解口头诗学，才能够理解其文化的和学术的意义。最后，因为将人和人的言语行为、全官感知、认知心理及身体实践纳入考量，口头诗学由此便更具有人文的色彩和人性的温度。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全观诗学”的研究方向，意在打通涉及民间文学艺术多个学科之间的藩篱，进入民众审美交流的各个通道来建立阐释口头艺术、听觉艺术、视觉艺术、身体艺术乃至味觉艺术的全观诗学。 结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会议上述及“三大史诗”，并将这些史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成就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是“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这些话字字珠玑，凝聚着国家领导人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表述和意义传达，也给史诗研究、民间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乃至中国文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史诗学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目前依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史诗研究较以往增添了若干新的关联域，如音乐、戏剧、曲艺、绘画、建筑、传统体育、文化翻译、现代传媒、语料库建设及词频分析等，需要集纳更多的跨学科力量；南方史诗和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史诗的知识体系建构还需进一步拓展；中外和域外史诗理论的比较观照尚嫌薄弱，尤其是经典性著述的译介工作滞缓；各民族史诗的汉译工作远远落后于民族文字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文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等等。这些问题既然存在，就不能弃之不顾，需要大家共同应对。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发展新时代的中国口头诗学，需要在汲取和借鉴东西方思想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以“通古今之变”和“观中西之别”为核心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观，放下身段从口头传统中采撷地方知识和民间智慧，重塑学术的概念、范畴、术语及表述系统，将本地经验运用到国际语境中以沟通中外。因此，我们还应进一步向各民族口头文论和历代诗学理论学习，向各民族传承人取经，认真体认地方知识、民间经验和口头艺术，以丰富学术研究和学术表述的话语体系。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的史诗学术及其发展历程，我们当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一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为指引，继续秉持民文所优良的学术传统，坚持在调整中发展，突出优长，整顿队伍，明确方向，保持开放，形成合力，砥砺前行。唯有将中国史诗学乃至口头诗学的理论建设落实到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各个方面，才能为人民做好学问，为后代守护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共同遗产。 （原文刊载于《民族艺术》2019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