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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摘 要:汉代是我国古代墓葬发展的重要时期,墓葬以封土表层为界形成了内部与外部两组不同的内容。随着发展,墓葬的内外两重空间体系正式形成,与之同步,地下空间、墓外设施、现实世界的三维世界也得到确立,而墓祭设施在墓外设施中的核心地位愈来愈得到加强。汉代墓葬的两重空间与三维世界反映了较多服务逝者、服务墓葬等的丧葬内容及其推崇孝道、展示孝行等社会内容,标志着古代墓葬的内容已从先秦时期重地下转向墓葬自身与墓外设施的并存和并重,综合体现出汉代墓葬的发展和演进。 关键词:汉代墓葬; 空间与世界; 祭祀 作者简介: 刘尊志,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300350)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考古与物质文化研究。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KG014) 汉代是我国古代墓葬发展的重要时期,西汉与东汉两个王朝统治期间,与墓葬有关的内容均有较强的统一性,同时也体现出继承和沿用、摒弃和改进、创新和推广等特征,而两汉之际,墓葬的诸多内容发生了较大转变,反映出汉代墓葬的发展和演进。除墓葬形制与结构、葬具与葬式、敛葬品与陪葬器物之外,两汉墓葬还有较多不同类型、不同功用的墓外设施,综合体现出汉代墓葬的构成,与之有关的内容与内涵也得到延伸和发展。本文拟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及相关资料,对墓葬的内外空间、墓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做相关论述。就目前而言,学界还鲜有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述。 一、汉代墓葬内部与外部内容 汉代墓葬多有封土,一般将其视为墓葬形制与结构的组成之一,以封土表层为界,汉代墓葬的内容可分为内外两部分。 1. 内部内容 主要包括封土及封土下或封土中的相关设施、墓穴及设施、葬具、敛葬品与陪葬器物等。 汉代,封土墓葬极为流行,除少数墓葬如文帝霸陵(1)、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及其夫人墓(2)等之外,多数墓葬有封土。相关墓葬,尤其是西汉早中期的一些等级较高墓葬,封土内或封土下墓葬旁侧有一定数量的陪葬坑,如临淄大武乡窝托村齐王墓(1)、章丘市洛庄汉墓(2)、泗阳大青墩汉墓(3)等。上述墓葬的陪葬坑埋藏内容丰富,是墓葬外藏系统的一部分,不仅体现了墓主的身份地位,也是追求物质厚葬的充分体现。 墓穴是墓主尸身的安葬之处,最重要的为棺室,可视作墓葬的核心。西汉时期,较多墓葬为竖穴式,墓穴内相对封闭。虽然低等级墓葬墓穴内的设施较为简单,但棺室是墓穴的主体,有相应等级的汉墓设有棺椁,并与其他设施有明显区分。随着发展,墓内设施渐趋于第宅化,仿现实生活居所的特征增多,而一些横穴崖洞墓第宅化的特征更加突出,呈前后布局,且较多墓室的功用和特征明显。西汉早期偏晚阶段之后,瓦顶木构建筑在这些墓葬中得到使用,并影响到一些等级稍低的墓葬。东汉墓葬多数为横穴式,等级低的墓葬多数仅有一木棺,而有相应等级或相应财力者的墓葬,大部分为多室,棺室外有前堂,有的还有中室、耳室、侧室等,一些耳室象征厨厩仓储,前堂后寝的特征虽在西汉墓葬中已有体现,但在东汉墓葬中更为突出和明显,第宅化已十分突出。 陪葬品方面,等级低的汉墓,棺内有少量随葬之物,棺外则有一定数量的陪葬品;有相应等级的汉墓中,西汉墓葬的棺椁之中可以摆放较多的陪葬品,有的还有其他一些设施,这在王侯墓葬尤其是横穴崖洞式的王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较多的东汉墓的室内摆放陪葬品,内容多样。从整体来看,汉墓中的陪葬物品体现着墓主的身份地位,象征着对财富的拥有,满足了死者在地下的享用等。 封土是墓葬封填及其保护墓葬的重要设施,墓穴、葬具、敛葬物品等为墓主尸身的安葬与地下所居提供了保障。墓葬形制的第宅化及其设施的多样性、陪葬品的丰富与日渐生活化、葬具设置及敛葬物品的使用,加之封土内或封土下墓葬旁侧的陪葬坑等,为死者地下的拥有和享用提供了足够的物质内容,满足了死者在地下的生活所需,这应是汉代普遍追求厚葬的重要体现。 2. 墓外内容 多位于封土之外,部分叠压或打破封土,也有少量与墓内相连并延伸至封土外,亦可称为墓外设施及相关内容。主要服务于墓葬或墓地,以墓葬(多个墓葬组成的墓地以主墓)为核心,绝大多数附属于墓葬,为配套设施。 墓外设施中,墓域或茔地是相对宽泛的概念,体现出墓地的选址,这与当时人们在丧葬上追求形胜吉地及重视堪舆术等有较大关系。墓域或茔地也与墓地规划有关,如墓位的安排、设施的设置及其交通、防排水等等,这又与墓葬修建、墓主下葬、墓地祭祀等有着相应关系。 陵园或墓园对墓地及墓葬具有守护功能,也可作为墓地的标识或象征,是墓主或家族地位、等级的体现。陵园或墓园多以园墙或围沟为界隔,并配以门、阙,甚至还有罘罳等,这些设施在实用的基础上还形成一些与丧葬有关的礼制性内容,如墓阙在墓祭时可作为迎宾送客的象征。帝陵设有陵邑,王侯墓葬设园邑,均具有奉园陵的作用,而前者还有较强的政治目的。园寺吏舍与丧葬的关系较为直接,服务丧葬的功能突出,也体现出墓主的身份等级。中小型墓葬外的墓庐或冢舍等体现出中下阶层居丧的内容。《礼记·丧大记(二)》载:“父母之丧,居倚庐,不涂。寝苫枕凷,非丧事不言。”(4)寝园或寝类设施及其与之有关设施、陵庙或祠庙等为汉代帝王陵墓葬外的祭祀设施,在具体功能上有差别,但均反映出与墓祭有关的丧葬内容。祠堂则是列侯墓葬与中小型墓葬外常见的祭祀设施,且较多墓葬外仅有祠堂(含配套设施),有些中小型墓葬外还有祭台、供台或其他祭祀设施,反映出汉代墓祭的普及和普遍。祭祀坑是墓祭的另一种形式,是将祭祀物品埋入地下这一丧葬活动的载体。 墓垣、围墙、围沟及相关设施具有保护墓葬的功能,与墓地的规划布局也有一定关系,同时也体现了堆筑封土、家族葬等内容。在一些中小型墓地还发现有取土坑,这与封土堆筑及后期覆土等丧葬行为有一定关系。 异穴合葬墓反映出夫妻合葬于同一茔地的密切关系,同时也体现出男女墓主在丧葬上的尊卑和差别。袝葬墓对于家庭、家族葬有较好体现,陪葬墓则反映陪葬者与被陪葬者在丧葬及其他方面的等级差别和依附关系等。异穴合葬、袝葬及陪葬还体现出墓位的安排及其规划布局等。 墓外陪葬坑多数与墓葬时代接近,也有稍后阶段埋藏的可能。时代相近者可视为墓主陪葬物品的专门性埋藏,如车马陪葬、陶俑陪葬、器物陪葬等,由于墓内空间有限,在追求物质厚葬的推动下,设置陪葬坑是一项很好的措施,而足够的空间又可进行专门性埋藏。众多陪葬坑的埋藏内容与墓内的一些陪葬品有相似之处,是将现实所有埋入坑中以供死者在地下享用,满足了死者在地下的需求。为更好地满足死者的地下生活,还有在墓主下葬后继续开挖陪葬坑并埋藏相关物品的现象,往往与祭祀有关,同时也为死者的地下生活提供补充供给,以求达到长期、持续使用的目的。 防排水设施的主要功用是对墓葬或墓地进行保护,相关设施有对现实生活建筑的模仿。供水设施则是服务于守冢人员等的生活,也为开展相关活动提供用水。与墓葬修建有关的设施反映出墓葬修建时的程序,也体现出对安葬死者墓穴的重视。墓区附近的一些作坊遗迹,有的为墓葬修建提供铁质工具,有的提供石灰,而陶窑多是烧造建墓时所必须的建材,主要是砖,另有瓦或其他材料,一些还烧造陪葬所需的陪葬品等。墓外的塘、池有辅助墓葬防排水的功能。墓外石刻种类较多,有人物、动物、柱、碑等,既与相关设施关系密切,也反映出墓地的规划和布局。一些标识物可辅助于墓地规划,同时还对同穴合葬等有重要作用,如安阳西高穴曹操墓顶端两个砖砌的竖洞(1),可能是先葬者下葬后将墓道掩埋并为后葬者开挖墓道进行合葬提供参考。墓树也有标识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反映身份、保护墓地或墓葬等。 二、两重空间 汉代墓葬的内部内容位于封土内或封土之下,包含埋葬墓主尸身的墓穴等,可视为墓葬的本体;墓外设施位于封土之外或叠压、打破封土等,为墓葬配套设施,二者为内外不同的两重内容,并以封土表层为界,形成内外两重空间。 内部空间包含封土、封土下或封土中的陪葬坑、墓穴与相关设施、葬具等,墓主尸身及敛葬品、陪葬器物等位于内部空间;外部空间的内容也较丰富,大致包括与墓葬选址、合葬与袝葬、陪葬制度与习俗及其墓葬修建、墓葬或墓地保护、墓地规划和布局、墓主下葬、守冢与居丧、墓地祭祀等有关的设施等,二者综合构成了汉代墓葬的总体内容,反映出汉代丧葬的丰富与多样性,也综合体现出汉代墓葬的整体发展。内部空间及相关内容的埋藏与墓葬的封填基本同步,在埋藏后基本无变化或改动,墓外设施的修建与墓葬的封填既有同步性,也有提前和滞后,设施内容则有一定的灵活性,可改动或不断补充与完善。内部空间及其相关内容一次性服务于墓穴与尸身,尽可能满足死者地下所需,墓葬形制的复杂化及趋于第宅化、陪葬品的多样性与日趋生活化等皆是体现。墓外设施及相关内容主要涉及墓葬与墓地守护、墓祭、墓区规划和布局及合葬、袝葬、陪葬等,较多设施在功用上还有交叉和互补,如较多设施与墓区规划和布局皆有一定关系,很多设施具有守护功能等。就墓外设施而言,一部分还服务于内部空间的相关需求,如墓葬修建、墓葬排水、墓主下葬及部分陪葬品的制作等,但综合来看,这些设施并不是墓外设施的主要内容,即非墓外设施主体。 从考古资料看,墓葬的内外两重空间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但基本局限于等级较高的墓葬,秦代有所发展,亦基本见于秦始皇帝陵。西汉时期,两重空间得到推广和普及,最突出的体现是较多中小型墓葬开始使用不同类型的墓外设施,而内部空间也在不断完善,但整体上还属探索发展的模式,很多内容没有定型。东汉时期,第宅化的横穴墓葬已普及定型,陪葬品的生活化基本完成,墓外设施亦形成体系,较多设施配套存在并能持续稳定的发展,而且对后世诸代的墓葬有着较多影响,标志着墓葬内外相对独立的两重空间已全面、正式形成。 内部空间及其内容与外部空间的诸多设施共存于汉代墓葬或墓地,二者体现出内外两重空间的独立性,也反映出不同的丧葬内容。内部空间是逝者尸身安置之所也是逝者地下所居之处,相关设施、敛葬器物、陪葬品等均服务于此。以陪葬品为例,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去礼器化,且愈来愈接近生活器物,有些仿铜陶礼器也仿照现实器物,如江苏徐州九里山M2出土陶钫和陶鼎,器上分别有刻写的“酒上尊”“宜肉宜羹”等铭文(1),“这种真实的模仿,不仅仅是厚葬的结果,也与该时期人们的灵魂观、生死观、等级观等密切相关”。(2)内部空间及其相关内容在其发展过程中,将死者去世后和生前一样对待的特征日趋明显,这是“事死如事生”丧葬思想及其内容的充分体现。再如汉代墓葬中有较多的食物陪葬,这与丧葬中认为的“鬼犹求食”(3)相对应,同时也是“事死如事生”丧葬内容的体现。 汉代墓葬的内外两重空间及其内容均服务于墓葬,服务于死者,即有共同的核心和服务对象,故二者又有着密切关联,互为依存。以外部空间的墓祭设施为例,其在汉代得到不断发展完善和普及,随着墓葬内外两重空间的发展,墓祭设施成为汉代墓葬外不可或缺的设施,而其在墓地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至迟东汉时期已成为墓外设施的核心。另有很多设施辅助于墓祭,相关功能围绕墓祭设施开展,相互之间有机结合,构成较完备的墓外祭祀设施体系。墓祭是生者在墓前或附近开展的相关活动,是生者怀念逝者、祭祀逝者,为逝者尽孝的最佳及最常见的方式,很多会辅以物质,以达到祭祀目的,这应是墓祭设施在墓外设施中地位不断提高并成为墓外设施核心的重要原因,东汉墓葬尤其是东汉中小型墓葬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事死如事生丧葬思想和行为的推动下,内部空间及相关内容得到极大发展,但如上文所言,内部空间及其相关内容一次性服务于墓穴与尸身,尽可能满足死者地下所需,但基本无变化或改动,即死者在地下的所需无法得到补充和更新,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死者地下的生活。墓祭设施及墓祭活动很好地弥补了这一欠缺,通过祭祀可持续为逝者提供所需,而逝者通过受祭可得到所需,而生者在祭祀时,不仅为逝者在地下的生活提供相应物质上的补充,达到行孝的目的,还可与逝者灵魂沟通。较多墓外设施是生者实际使用,或死者埋葬后由生者通过相关设施开展相关活动并服务于死者的载体,体现出生者对逝者的态度和行为。生者对墓外祭祀设施的使用具有持续性,高等级墓葬有日祭、月祭、时祭,还有日四上食、岁二十五祠、岁四祠及月一游衣冠等等(1)。生者以墓外的相关设施为媒介,将逝者当作在世或活着时一样对待,并通过墓外设施达到相应目的,而祭祀设施在这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 厚葬是汉代丧葬发展的主线,其得以盛行与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谶纬和升仙思想泛滥、尚孝意识风行等有较大关系,也和人们的灵魂与宗族观念、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与希望、丧葬目的与需求等密不可分。墓葬的内外空间对厚葬有较多反映,这在文献资料中有相应体现。与物质内容相关的记载有的涉及到内部空间,如“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2)。而汉武帝营造茂陵时,“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3)。“比崩,陵中至不复容物”(4)。有的则涉及到内外两重空间,如权臣霍光死,朝廷赐物极丰,并“发三河卒穿复土,起冢祠堂,置园邑三百家”,成帝时,又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5),而“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阙,筑神道”(6)。另如《潜夫论·浮侈》篇所载:“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襦梓楩柟,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务崇华侈)。”(7)墓外设施的厚葬内容体现出墓葬或墓地保护、墓区规划和布局、开展墓祭及合葬、袝葬与陪葬等内容,作为外部空间的内容,其丧葬目的是服务于逝者,但随着发展又具有了其他作用。因相关设施位于墓外,且较为明显和直接,可外显于世人,并成为生者宣扬和推行厚葬及自身孝行等内容的载体。上文所引“生不极养,死乃崇丧”可以体现,另有“废事生而营终亡,替所养而为厚葬”(8);“崇饬丧纪以言孝,盛飨宾旅以求名”(9);“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其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着于俗。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10);“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止”..(1.1);“吏民踰僭,厚死伤生”..(1.2)。针对当时追求厚葬成风的现象,《潜夫论·浮侈》篇指出:“此之费工伤农,可为痛心”;“此无益於奉终,无增於孝行,但作烦搅扰,伤害吏民”..(1.3)。《潜夫论·务本》亦称“此乱孝悌之真行,而误后生之痛也”..(1.4)。 在逝者墓外修建相关设施可充分显示生者的孝行和尽力厚葬的行为,一些墓葬外相关石刻的文字中也有较直接的体现。《从事武梁碑》记有“竭家所有”..(1.5),许安国祠堂题记中有“以其余财,……作治连月,功扶无亟”..(1.6),芗他君石祠题记中有“经日甚久,……更逾二年,迄今成已”..(1.7)等。一些石刻文字则记有采优质石材、聘请良匠等内容。较多的祠堂题记中有修建祠堂的开支和花费,且多数直(值)万或数万。这些均应是追求厚葬背景下,生者显示孝行、宣扬自身的最直接体现。 就墓葬的内外两重空间来讲,内部空间及其内容经历汉代之前及两汉时期的持续发展已较为完备,外部空间及其设施在汉代则获得较大发展,内容、种类、功能、作用等皆可体现。二者均反映出与丧葬的密切关系,而墓外设施在汉代丧葬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得到不断提升,逐渐成为十分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物质内容,这也正是汉代墓葬内外两重空间正式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三维世界 汉代墓葬存在着内外两重空间,经西汉一代的发展,至东汉时期,内外两重空间的体系正式形成,二者相对独立又存在密切关联。与内外两重空间关系较为密切者为生人,即活着的人,其与逝者存在于地上和地下两个世界,而墓葬也有外部空间,很多还有服务于地下逝者同时又为生人在墓地或墓区活动提供条件和服务的外部设施,有些设施则是生者与逝者沟通和联系的媒介,所以生人所在现实世界与墓葬的内外空间又构成了三维的世界。 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与逝者墓葬的内部空间有着一定关系。虽然有预作寿陵的现象,即墓主在去世之前可以直接或间接参与墓葬内部空间的相关工作,但对应墓主的身份地位一般较高,相关工作则由他人具体执行和操作,这是现实世界与墓葬内部空间的一种关联。多数并非提前做好墓穴,且很多应在人去世之后,相关内容包括墓穴的开挖、相关设施的修建、葬具的构筑、敛葬物品的使用、陪葬品的制作与摆放及其墓主下葬和墓葬的封填等。这一阶段,内部空间多属开放式的,现实世界可直接与之产生多种关系,甚至一些内容如死者的敛葬等并不在墓穴内或相关设施中进行,而是在现实世界空间内开展。但是,墓葬完全封填之后,现实世界与墓葬内部空间完全被隔绝。也有再次开挖及打开墓穴后的合葬,其主要活动针对合葬者或后去世者,亦有对先去世者的墓内祭祀,但均是生人在墓穴中或附近举行的活动,合葬时墓穴与外界也是开通的,相关内容与上所述早去世者有较多相似。在现实世界的生人与逝者墓葬内部空间产生联系的过程中,也可能会产生或使用一些墓外设施,如墓葬修建、墓主下葬时的临时设施,但这些设施在墓主下葬后或毁弃不用,或转型为其他设施,如墓葬修建时的临时设施可能经改建成为墓庐或冢舍等。 墓葬封填后,墓葬内外形成两重空间,外部空间的相关设施在墓主下葬前、下葬过程中及其下葬后均有可能修建。较多设施与内部空间有着相应关系,如异穴合葬与袝葬、陪葬墓及具有守护或保护功能的设施等,同时也体现出墓地的规划和布局。这些设施的形成和针对于墓葬或墓地的功能发挥均与现实世界的人有着密切关系,而一些设施也服务于现实世界的人,体现出三维世界的联系及其内容、内涵等。 祭祀设施是汉代墓葬外部空间中的重要内容,两汉皆有,种类较多,并体现出渐趋普及和不断发展完善的态势。一些具有特殊性,如江苏邳州山头东汉墓群西南角发现的有一定面积的红烧土痕迹(1),其他地区或墓地基本没有发现,反映出发展过程中的内容和特点。最为常见的是墓前或墓上的房屋或院落式祭祀设施,另有墓前或墓上的祭台或供台。从某种程度上讲,墓前或墓上的祭台或供台可视为房屋或院落式祭祀设施的简化形式。随着墓祭的发展,大致在西汉晚期开始出现,并在东汉墓葬外得到普及和推广,对应的墓主身份一般不高,而一些房屋或院落式祭祀设施亦有祭台或供台。因此,可将祭台或供台与房屋或院落式祭祀设施合并共述,称为墓外常见的固定性祭祀设施。 统观汉代墓葬外祭祀设施,西汉时还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有创新和特殊性,也有改进和摒弃,但影响不断扩大,使用渐广。西汉早期,帝王陵墓较多使用祭祀设施,列侯及一些有相应等级的墓葬外也修建有祠堂,但并不普遍;一些墓葬外有特殊的祭祀设施,如汉景帝阳陵东司马道北第一排10号陪葬墓园,门阙以南与阳陵东司马道北界沟之间发现东西向一字排开的小型灶坑,共57处,可能与墓葬的祭祀有关(1),但别的墓葬未有发现。其他还有较多体现。诸侯王墓的祠庙部分修建在坟丘或所在山头的顶部,寝与寝类设施不断改进完善,寝园渐趋普遍。王侯与中小型墓葬外的祭祀坑在西汉早中期有一定数量,但至西汉晚期基本不见。西汉晚期在墓祭推广的背景下及相应设施的影响下,出现了祭台或供台,石祠堂出现并在东汉普及开来。就房屋或院落式祭祀设施来讲,西汉帝王陵墓外为两大类并存,即陵(祠)庙与寝园(或寝类设施)并存,列侯墓葬多数仅有祠堂,个别如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外还有专门的寝(2)。可以看出,西汉墓葬外的祭祀设施存在较多的不统一性,相应的体系还没有形成。 两汉之际,古代墓葬的很多内容发生了较大转变,墓外祭祀设施在西汉发展的基础上至东汉时期已逐渐定型,墓外常见的固定性祭祀设施成为主流,其他形式已很少见,就位置而言,也多数位于墓前或旁侧,墓上较少,较高等级的墓葬也由两大类并存发展为仅有一类,祠庙不见,王侯墓葬外的寝与中小型墓葬外的祠堂有很大相似,体现出较强的统一性。墓外常见固定性祭祀设施的核心作用日渐突出,很多设施与其有关,相关功能也围绕其开展,如阙、神道、石像生、碑、柱及冢舍、窖藏、水井,乃至于一些排水设施等,而如合葬、袝葬、陪葬及守护或保护设施亦与之有着较多关联。众多设施互有联系,构成了以墓祭设施为核心的一个有机整体。东汉时,墓外祭祀设施并不是完全一致或固定不变的,而是具有统一中的多样性,并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如列侯及中小型墓葬,砖(石、土)墙瓦顶祠堂和石祠堂并存,部分为祭台或供台,石祠堂又衍生出多种不同的类型。就影响而言,除推动墓地祭祀的发展外,也为一些地区墓葬的形制、结构等带来新内容,如西南地区崖墓内享堂的出现、使用和推广等。 汉代墓葬外的祭祀设施,尤其是墓外常见的固定性祭祀设施,对汉代墓祭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多数墓外祭祀设施是现实世界里的生人祭祀逝者的场所,祭祀者从生活所居的世界来到墓地,在墓外祭祀场所进行祭祀,而祭祀坑及其埋藏内容则是祭祀后的遗存和物质遗留。通过祭祀,可达到与逝者灵魂沟通,为逝者地下生活补充或供应所需,还可起到宣传教化、显示孝行等目的。另一方面,多数墓外祭祀设施又是逝者享祭之处,其灵魂可在受祭时与生者沟通,同时祭祀的物品又可使其地下的生活有保障或更加美好。有的祠堂中有祭台或供案,可放置祭品,也可能摆放有祠主(逝者)的神位,如山东长清孝堂山祠堂(3)。还有的石祠堂如安徽宿州宝光寺石祠(4)、褚兰胡元壬祠堂(5)等,后壁画像下部正中有“凸”字形图案,并刻写一定数量的文字,包括祠主信息、吉语等,可能与墓主牌位或神位有关。墓主的牌位或神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代替祠主(逝者),另外也是墓主(祠主)灵魂的依附载体,这样可让祭祀者与被祭祀者共同处在祭祀设施这一特殊的世界或空间中。由此,现实世界、墓外设施、内部空间这三个世界通过墓外祭祀设施和谐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可让生者与逝者灵魂在祭祀时处在同一世界中,三维世界由此形成。西汉时期,三维世界虽已存在,但还处于发展和不统一的阶段,至东汉时期,墓外常见的固定性祭祀设施体系基本形成,相关配套设施也日臻完善,三维世界得以确立并不断发展完善。需作说明的是,较多墓葬外没有发现祭祀设施,尤其是墓外常见的固定性祭祀设施,这与后期破坏可能有关,如较多散存画像石或再葬画像石墓中的画像石,相当部分原为祠堂画像石。笔者推测,较多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的墓葬尤其是中小型墓葬,特别是等级稍低墓葬外原可能有祭台或供台,形制与目前考古所见墓外祭台或供台相似或更简单,抑或是形制简单的石祠堂或砖(石、土)墙瓦顶祠堂,随着时间的推移,损毁或遭到破坏而不存,而它们应是三维世界中的墓外祭祀设施,即三维世界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墓外祭祀设施是汉代墓葬外部设施的主要内容,同时又是三维世界的重要内容,起到联通地下空间与现实世界的功用,并为三维世界的确立起到不可代替的作用。三维世界的确立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并在确立后逐步完善,形成一些与自身相符并能够满足内部空间、墓外设施与现实世界需求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西汉晚期或稍晚阶段,等级稍低的墓葬外使用了祭台或供台,抑或是单开间的小型石祠堂等,在此之前的较长时间内,墓外常见的固定性祭祀设施及其具有特殊性的祭祀设施多属于具有一定等级的墓葬,很可能相当数量等级稍低的墓葬外没有类似设施。东汉时期,墓祭设施的普及率大大提高,帝王陵墓外为寝类设施,列侯与中小型墓葬外为祠堂或祭台或供台,还有的墓葬为更简单一些的设施,而祠堂在较多等级相对低的墓葬外得到普及和应用。这是三维世界逐步发展并确立和继续发展的一个体现。 就墓外祭祀设施来讲,其主要功能是开展墓祭与相关活动。西汉时期,墓外常见的固定性祭祀设施等多属有相应等级的墓葬,祭祀活动也应有相应的礼制、仪式、过程和场面,从一些墓葬的祭祀坑并结合祭祀的基本目的等来看,西汉时期物祭可能是主要内容之一,而一些祭祀的物品在祭祀过程中或祭祀后被埋入地下,以供逝者使用。随着三维世界的确立,西汉时期作为主要内容的物祭逐渐趋于淡化,虽然也有相当数量的祭品,但多摆放于祭祀设施内外或案台之上,王侯与中小型墓葬中,除具特殊性或既有特殊性且等级较高墓葬如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墓外,基本不见有埋藏祭祀物品的祭祀坑。祭祀活动更加注重礼制、仪式、过程和场面,更强调墓主灵魂的受祭,也更关注于生者与逝者灵魂在受祭时的交流。这是三维世界逐步发展并确立和继续发展的另一体现。 第三方面,墓外祭祀设施及其祭祀活动、内容在其发展过程中,除祭祀墓主的功能外,也逐渐衍生出一些新的作用,尤其是三维世界确立之后,物祭淡化,形式更为突出,并有一些新的内容出现。针对逝者的祭祀设施和祭祀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间接服务于现实世界的生者,特别是祭祀者,这与追求厚葬外显于世人有关,同时也是生者孝行和品行的展示,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与祭祀者的主观需求也较为相符。墓外常见的固定性祭祀设施中,祠堂使用较为普遍,较大比例的石祠堂刻有画像,而砖(石、土)墙瓦顶祠堂多数仅余基础,墙、顶已不存,是否存在壁画或画像已不可知,但从西汉霍光墓祠堂周围发现的大面积壁画和不少柱础石等遗存(1)来看,至少有一部分祠堂内可能有壁画,但具体内容不详。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尤其是东汉时期,石祠堂逐渐普及,画像内容也更丰富,有升仙题材,这与祭祀的基本作用较一致,还有很多宣传孝行、教化,让人从善祛恶、尊礼守制等的图像,与之相对应,较多祠堂还刻有文字,亦对上述内容有所宣传。这些画像和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可起到思想上保护墓葬、墓外祭祀设施及其他设施的作用,也反映出祠堂作为祭祀设施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与地下世界产生了一定关系。以祠堂画像为例,很多祠堂刻有祠主受祭的画像,特别是单开间小祠堂,后壁为祠主(多数为夫妇)受祭画像,东侧多为迎宾、庖厨,西侧为宴饮、送客,体现出较完备的祭祀画面。这一方面反映出祠堂与祭祀者和受祭者的关系,另一方面将祭祀内容以画像的形式刻在祠壁上,可达到思想上常祭久祀的目的,也体现出立祠者的孝心和孝行。东汉时期,帝陵陵寝获得较大发展,与陵寝有关的上陵之礼等获得较大发展。帝陵的上陵之礼有其程式:“东都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昼漏上水,大鸿胪设九宾,随立寝殿前。钟鸣,谒者治礼引客,群臣就位如仪。乘舆自东厢下,太常导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阶,拜神坐。退坐东厢。西向。侍中、尚书、陛者皆神坐后。公卿群臣谒神坐,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文始》、《五行》之舞。”(1)上陵之礼是陵园内举行的祭祖、朝拜等礼仪活动,推行上陵之礼,一方面是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国策,另一方面是为了达到巩固刘氏天下的目的。(2)可以说,上陵之礼的推广施行,标志着以祭祀、朝拜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完全确立。东汉时期,汉代王侯与中小型墓葬的内外两重空间及与现实的三维世界基本确立,诸侯王墓外的寝、列侯与中小型墓葬外的祠堂及一些墓葬外的供台或祭台,为墓葬外部空间中的祭祀设施,生者要通过这些常见的固定性祭祀设施祭祀逝者。这一时期,祭祀与形式并重,东汉帝陵有以祭祀、朝拜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就王侯与中小型墓葬尤其是后者来讲,祭祀者通过祭祀可以增强家庭和谐,加强家族团结,同时又可宣传教化、显示孝行等,墓外祭祀设施与祭祀活动的内容和内涵也因此得到拓展,进而体现出祭祀设施在墓外设施中的核心地位。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古代墓葬以封土表层为界形成了内部与外部两组不同的内容。在经历西汉一代的发展及两汉之际转变的基础上,墓葬的内外两重空间体系在东汉时期正式形成,与之同步,地下空间、墓外设施、现实世界的三维世界也得到确立,而墓祭设施在墓外设施中的核心地位亦愈来愈得到加强,同时还体现出较多的丧葬内容和社会内涵,标志着古代墓葬的内容已从先秦时期重地下转向墓葬自身与墓外设施的并存和并重,综合反映出汉代墓葬的全面发展和演进。 注释: [1]杨武站、曹龙:《汉霸陵帝陵的墓葬形制探讨》,《考古》2015年第8期,第113—120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博物馆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0、216、338页。 [3]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第223—226页。 [4]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博物馆:《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8期,第3—16页。 [5]陆建芳、杭涛:《泗阳县大青墩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76—177页。 [6](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卷四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70页。 [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曹操高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5页。 [8]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九里山二号汉墓》,《考古》2004年第9期,第45—50页。 [9]韩国河:《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8页。 [10]《左传·宣公四年》载:“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见(西晋)杜预等注:《春秋三传》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59页。 [11](东汉)班固:《汉书·韦贤附子韦玄成传》卷七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15—3116页。 [12](西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卷六,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3页。 [13](东汉)班固:《汉书·贡禹传》卷七二,第3071页。 [1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王礼考》卷一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15页。 [15](东汉)班固:《汉书·霍光传》卷六八,第2950、2959页。 [16](东汉)班固:《汉书·霍光传》卷六八,第2950页。 [17](东汉)王符:《潜夫论·浮侈》卷三,(清)汪继培笺:《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7页。(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王符传》卷四九写作“务崇华侈”(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37页)。 [18](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赵咨传》卷三九,第1315页。 [19](东汉)王符:《潜夫论·务本》卷一,(清)汪继培笺:《潜夫论笺校正》,第20页。 [20](西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卷六,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第354页。 [21](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光武帝纪》卷一,第51页。 [22](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和帝纪》卷四,第186页。 [23](东汉)王符:《潜夫论·浮侈》卷三,(清)汪继培笺:《潜夫论笺校正》,第134、137页。 [24](东汉)王符:《潜夫论·务本》卷一,(清)汪继培笺:《潜夫论笺校正》,第20页。 [25]蒋英炬、吴文琪:《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26]济宁地区文物组、嘉祥县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第60—70页。 [27]罗福颐:《芗他君石祠堂题字解释》,《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总第2期,第178—181页。 [28]南京博物院、邳州博物馆:《邳州山头东汉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5、156页。 [29]曹龙:《西汉帝陵陪葬制度初探》,西安: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26页。 [30]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第45—62页。 [31]蒋英炬等:《孝堂山祠堂》,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20—28页。 [32]王化民:《宿州宝光寺汉墓石祠画像石》,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学会:《文物研究》第8辑,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64—70页。 [33]王步毅:《安徽宿州褚兰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第515—549页。 [34]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武帝茂陵钻探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第23—30页。 [35](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四礼仪上》,第3103页。 [36]韩国河:《东汉帝陵有关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第10—17页。 (责任编辑：admin) |